晚清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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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的画 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 辛的记录。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恰恰在中国出现？ 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 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 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 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 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 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 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 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 文化。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 。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 ；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年）的后期 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年）重合 。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 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 ，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 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 “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 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 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 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 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 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 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 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 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 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 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 ，“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 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 ，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 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 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 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 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 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 。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 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 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 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 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 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 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 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 至极的野蛮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无法 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 。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 也在制度文化。 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 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 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综观世界历史，可以 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 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是有普遍 意义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 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 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 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 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 发展影响极大。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 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 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 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 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 由。 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其名著《法律帝国 》中说过：“法律是最结构化的和最外显的社会制度 。”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在三纲架构下的家族财产所有 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 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 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 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 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 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 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要是说前者牵涉面还较 小的话，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则随处可见， 影响特别巨大。尤其是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 动，动辄禁止，处处掣肘，救治的难度和代价之巨， 均是人类史上所罕见。 贸易牟利，实质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 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 各色人等交流和居住的自由。支持还是压制这种本能 ，对民族和地区的面貌至关重要。不幸，虽然中国历 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 长期受尽压制，有三道枷锁紧紧桎梏着他们的手脚。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 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 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 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 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 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 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光是 思想无法窒息本能，当思想成了权力的工具，生机就 会摧残殆尽。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 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 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 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 禁海锁国。远的不说，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 易的敕令都屡见不鲜。 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 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 者”。成宗铁穆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 。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 ”。 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频频颁布“仍 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 间用番香、番货”等荒唐至极的禁令。到嘉靖年间（ 1522—1566年），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 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 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 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了，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 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 ，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 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 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深蒂固。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