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大传(精)

作者简介

作者：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德国经济学家，出生于 1966 年，现为法国昂热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米塞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史、金融市场、货币理论、经济学和宗教的关系等。著有《货币生产的伦理》《支配论批判》《货币竞争的逻辑》《秩序与混乱：经济、政治及文化论文集》等著作，并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 译者： 黄华侨等

内容简介

一位经济学家的诞生 大约在1903年的圣诞节，米塞斯第一次读到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时他刚获得士官军衔，回到学术研究不久。这次思想邂逅永久地改变了他对科学和世界的看法。 米塞斯后来强调这本书“把我变成了一名‘经济学家’”——具体而言，就是让他对政府行为的益处产生了怀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事实上就是要去理解政府的局限。经济学家必须明白，政府不是全能的，它所宣称可以做到的事情，并非都能做到。今天，大部分职业经济学家可能拒绝这个界定，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家的职业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现在的经济学家和他们战前的前辈除了头衔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不管如何，米塞斯理解了经济科学的实践本质，也即以下洞见：自由企业和个人的自愿联合优于国家强制推行的方案。他的这一理解延续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伟大的18世纪和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économistes）的传统。 在1904年的维也纳，米塞斯独自一人走上了这条新的道路。阅读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经历，使他远离了他的那些同学、教授，还有后来的同事。他的探索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和精神世界，却也令他变得形单影只。二十五年后，弗朗茨·魏斯（Franz Weiss）仍然清楚记得米塞斯当年是怎样突然抛弃了与他以及其他小伙伴们共同的理想。魏斯警告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不要追随米塞斯，不要为了自由主义的陈旧教条而背叛“社会价值”。哈耶克推测说： 假如卡尔·门格尔没有早早步入垂暮之年，庞巴维克未曾英年早逝，米塞斯也许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可是唯一一位尚在人世的老一辈奥地利学派学者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他却更倾向费边主义——他相信自己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改进已经为累进所得税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证明，并为此感到骄傲。 阅读卡尔·门格尔并未立即造就《人的行为》的作者。米塞斯身上的国家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在童年时代的早期就接受了国家主义，后来又在格林贝格和菲利波维希的研讨班上有意识地加以应用。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持有共同的基本信念：政府干预必定是有益的，而自由市场最多只是偶然如此。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彻底改变了米塞斯在社会问题分析上的看法。门格尔的著作表明，个体消费者价值在市场上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们不仅决定了消费品的价值，也决定了全部生产要素的价值。消费者通过购买支出掌控着整个市场体制的方向；资本家—企业家只是实现（或预期）消费者的愿望。市场并非偶然有益，而是必然如此。它是极其公正而优雅的。因此，所有政府干预必须经过慎重考虑，才能被容许中断市场秩序。 米塞斯费了一些时日，才得以消化门格尔的想法，分析它的优缺点，思考它的实践含义。他无法直接跳开以前的国家主义信念，彻底接受放任自由主义。而这正是门格尔著作的主要目标。米塞斯并非勉强承认门格尔理论的优点。从幼年时起，他就已经对纯粹历史方法产生了怀疑。他有一种强烈兴趣要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实践教训，但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他在中学的时候读过的历史学派著作似乎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在格林贝格研讨班上学习的那段时间，他终于开始确信历史学派的拥护者的确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总结了历史学派的失败： 历史主义强调得对：为了了解人类事务领域的某些事情，我们必须熟悉它的发展路径。历史主义的致命错误在于，相信对历史本身进行分析就能昭示未来行动必须采取的策略。历史记载所提供的只是相关情形的描述，但是人的应对却依赖于行为的人赋予它的意义，依赖于他想达到的目的，也依赖于他为达到目的而选取的手段。在1860年，合众国的许多州还保留着奴隶制。纵使写奴隶制通史或美国奴隶制专史的作者如何谨慎忠实，也无法得出美国将对奴隶制采取的政策。90福特着手批量生产的前夕，他所了解的汽车制造及营销情况，并没有昭示在此项业务内应该怎么办。 我们根本无法通过历史调查获得实践指导。只有门格尔主义的理论可以做到这点。但是，从理论开始，进而支持某种似乎是从门格尔主义的假设推出的政治方案，中间还有好大一步。米塞斯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慢慢克服了自己的偏见。他的政治激进倾向表明这个克服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了他生命的晚期。他回忆起那个开端： 我直到上大学的第五学期，才开始怀疑干预主义的无上权威。菲利波维希教授指定我展开一个关于居住条件的调查。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勒夫勒（Lffler）教授在他的刑法研讨课中要求我研究影响家庭佣人的法律沿革，当时，家庭佣人仍然遭受雇主的体罚。对我来说，事情显而易见：劳动阶层境况的任何提高都得益于资本主义，而社会立法却常常带来其创制者始料不及的相反结果。不过，只有当我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之后，才开始理解干预主义的真正本质。 两年后，他对劳工组织已经持有相当负面的看法。根据法律，议员开会期间禁止在国会前举行游行示威，然而1905年11月28日，他目睹25万工会会员践踏了这条法律。那个夜晚，他的朋友奥托·鲍尔兴高采烈地吹嘘这场无产阶级的胜利。米塞斯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如果再来一个群众组织同样起来打破法律，该怎么办？岂不是要引发内战吗？鲍尔嘲笑了米塞斯的问题，觉得他的想法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未来属于社会民主主义。 这是米塞斯从国家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早期，这个时期的情况，在他为菲利波维希研讨班写的题为《奥地利工厂立法的历史》的长篇研究报告中可以读到详细的描述。米塞斯在1904年或1905年初提交了这篇论文，随后发表在庞巴维克的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米塞斯指出，奥地利有组织的童工是国家的产物。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统治时期，为了消灭“懒惰、贫穷和罪恶［性行为］”而形成了强制童工制度。如此国家可以一举多得：把大街上的孩子赶走——表面上是为了孩子的利益，顺便可以促进大规模生产，减少公共福利开支。 因此，许多工厂主滥用这一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1785年，约瑟夫二世皇帝视察了特赖斯基兴（Traiskirchen）镇的一家工厂，工厂的情形使他深受震动，于是下令通过立法改善儿童的悲惨处境。米塞斯骄傲地指出，皇帝的命令要比英国《道德与健康法案》（Morals and Health Act）早十六年，但他也强调市场并非问题的根源。儿童的悲惨处境不是因为工厂主的企业家功能，而是因为缺乏契约关系。后来建造的儿童宿舍（Kinderhuser）是孩子下工之后待的地方，米塞斯评论了这种宿舍带来的压迫： 儿童宿舍也许为青少年提供了比父母的房子更好的食宿条件，但是也把他们完全置于工厂主的控制之下。这种法律关系，我们可以解释为工资合同，但这只是从正式的角度来说；它的本质，其实更接近于奴隶制。 虽然这些事实并不支持关于政府在童工问题上所起作用的主流观点，米塞斯仍然没有打算否认奥地利政府能够改善儿童的处境。他狠狠地批评了一篇赞同童工自由市场的报告，认为那是“充满偏见”和“言过其实”的，尽管他也没有提出一个相反的论据。最后他总结说，他要为“进步的”约瑟夫二世皇帝欢呼，因为他开启了社会政策的时代： 我们在这部法律（约瑟夫二世的法案发布于1785年11月20日）中最先遇到的双重见解——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工厂劳动对儿童具有极其不利的影响，而这些弊病只有通过国家干预以及国家不间断的管制才有可能根除——成了现代社会政策的出发点。 我们可以在青年米塞斯的思想中看到那些不容置疑的假说的残留。但他已经学会了第一步：怎样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这一转变表现在他对政府行动之局限的日益严厉的分析。但是这种态度无法赢得那些知名学者的赞同。当他通过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家考试”时，他的法律科目成绩优异，政府科学却很一般——差到足以延缓他在主要学术兴趣领域的抱负。到了1906年2月20日，他已经通过了法学、政治科学和普通法律的考试。这样他就取得了“教规与世俗法律博士”（doctor juris utriusque）学位。他的母亲为他感到骄傲3朋友们则可能取笑他的“米塞斯博士”头衔——因为古斯塔夫·西奥多·费希纳曾用这个笔名发表过一些攻击19世纪早期德国唯物主义的讽刺文章。 结 语 若说曾有人孤身抵抗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潮流，那就是冯·米塞斯。但是，他的努力是否真正扭转了这股潮流，却是一个有待未来那些理解他的理论并和他一样热爱自由的人们加以解决的问题。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最后的自由骑士”，不过，如果把他视为政治思想家，那就大大低估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开创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统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经济计算理论，以及关于经济科学的先验基础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体系思想家。他创立了经济理论的综合体系，还强调了经济学在各门科学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相比于他之前或之后的所有其他经济学家，米塞斯更清晰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含义。经济学不只是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全面政治方案的基础，还是那种和平、合作与宽容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整个世界观的基石。 1044在他看来，选择自由社会并不需要铁石心肠或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可以证明，正是这种社会形态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绝大多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利益——超过所有那些依靠掠夺为生的社会。人的理性尽管有限，却是追求幸福的最可贵的工具；而且它将直接导向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有些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是F.A.哈耶克)曾经批评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极端理性主义的产物。但在米塞斯看来，计划经济国家和干预主义国家还不够理性，支持它们的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犯了非常幼稚的错误。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承认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继续孜孜不倦地寻找政府干预主义的新论证——如果必要的话，甚至质疑经济法则本身的存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傲慢，不如说是道德上的狂妄自大。毕竟，这不是知识领域的虚张声势。这是“对理性的反叛”。2 《人的行为》的主要贡献就是论证这一观点。自1949年首次出版以来，米塞斯的这部巨著对于我们时代来说，就相当于《国富论》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地位：一部关于人类自由的科学手册，同时也是支撑政治自由主义的科学基础。正如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建立在对那个年代经济知识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人的行为》描述了现代经济学的语法。“现代”经济思想的根基是门格尔等人提出的主观价值理论。米塞斯以一种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通论补充了上述理论。1045它的核心思想是，经济理性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都是偶然的。米塞斯反驳了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经济文献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同道中人，包括维塞尔和哈耶克。他强调说，基于货币价格的经济计算不只是经济计算的一种形式，它是唯一可能的经济计算类型。 因此，人类文明只是特定文化条件的脆弱果实，那些文化条件对于实现货币和货币计算而言必不可少。这里再次出现了经济学的作用。18世纪之后，经济思想的学习、推进和传播带来了生活水准前所未闻的巨大提升，并且由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足够优越而可以献身于艺术事业和科学研究，因而也创造了大量文化成就。为了保持这些文化成就，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不能忽略它们的经济基础。学习经济学是必需的。米塞斯强调：“在我们的时代，这是首要的公民责任。”而且他还坚持，由于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而无法托付给公共教育和政府专家： 经济学的教育绝不可以只局限于学校教室或统计官署，也不应该停留于秘传的圈子。它是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哲学，关系到每个人和每件事。它是文明的精髓，也是人类合乎人性的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在巨著的最后几章，米塞斯强调了私人教育的重要性。这是他在漫长一生中直接学到的重要教训：政府的资助会把一种亲政府的倾向带进经济教育和经济研究，因而也就破坏了经济科学的社会功能。他用以下这段话结束了《人的行为》： 经济知识是人类文明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现代的工业化和过去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所有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成就的基础。它留给我们一个丰富的宝藏，至于我们今后能否善加利用，或者弃之不顾，则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是，如果人们未能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而置其中的教训和警告于不顾，那么，被消灭的将不是经济学，而是人类社会和种族。 米塞斯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可能回顾了自己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一生。他是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的：这门学科是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所有关心他人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人都应该熟悉这门学科。青春年少时，米塞斯还没有这种看法，那时他刚接触门格尔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个观点在他心中慢慢生长，甚至直到年纪相当大时，仍然没有成形。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来自《人的行为》。九年前，米塞斯在《国民经济学》中尚未赋予经济学如此之高的地位。但在那时他还只有五十八岁。 米塞斯提到“经济学”的时候，指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如休谟、斯密、李嘉图、萨伊和巴斯夏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而门格尔等人则根据主观价值理论对它加以改造。20世纪，米塞斯等人又进一步改变了这门科学。按照米塞斯的期望，未来的学者还将继续发展这门科学——它是分析那些涉及稀缺财货的人类行为之逻辑含义的科学。这门科学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政府干预无法创造奇迹，却必然受制于因果规律的无情法则。 这门学科在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被一门新的学科所取代，虽然它与旧经济学用了同一个名字，却采取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诸如价格、收入、失业、通胀和增长这些现象。米塞斯化解了这门新学向旧经济学提出的各种挑战。因此，《人的行为》的出版，不仅是他对自己过去研究工作的总结，同时还是一个新的综合，是对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对实证主义、实验心理学和博弈论的批判性回应——这些学科至今仍然支配着社会科学领域。三十多年前，米塞斯孤独地反抗这些观念，然而它们仍然取得了成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成功本身造就了米塞斯思想体系持久的重要地位。 今天，米塞斯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继续快速成长的范式，许多出版物见证了这一过程，并致力于在他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同时，关于当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也对这个范式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最令人惊讶的是，整个过程并未得到机构的支持。米塞斯本人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已经政治不正确了，而在后来，他又因为认识论的立场更加远离了学术时尚。高等学府忽略了他。当权的政治党派不愿听从他的意见，也乐于看到没人听他的意见。米塞斯只获得了某些私人基金会的支持，最著名的是沃尔克基金会和埃尔哈特基金会。他去世后，位于阿拉巴马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继续推进他的遗产。但是，这些经费微薄的少数机构很难与获得官方（政府）支持的组织抗衡。艰苦的斗争并没有终止。 因此，对于米塞斯主义范式在当代的扩张的一个主要解释，就是激励着它的那些观念的非凡活力。米塞斯已经成为经典，但在我们的时代，他还不止于此。经典作者为人类提供了某些根本问题的永恒形式，有时还会包含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答案。然而这些问题和答案未必就会触动今天的心灵，或者，未必就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有关。米塞斯却不是这样。去世三十多年后，他的著述仍然能够打动读者——不管是学者还是外行。而且，他的著作仍与我们息息相关，发人深省。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购买和阅读他的文字。今天还有多少经济专业学生会读亚当·斯密或大卫·李嘉图写的东西？任何一位经济学教师都知道答案。其他20世纪杰出学者如古斯塔夫·卡塞尔和弗兰克·奈特等人的著作也是如此，甚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也已无人问津。在课堂或媒体上，人们常常提到凯恩斯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干预主义拥护者，然而很少有人打开他的著作。相反，米塞斯仍然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广泛阅读和深入研究，仅次于我们时代流行的教科书作者。 引起这种持久反响的究竟是什么？回头来看，我们这本论述米塞斯生平与著作的传记结尾，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提供许多值得信赖的答案。你可以挑出他在各个经济分析领域的重大突破。你也可以提及他的个人品德在很多朋友中间引起的钦佩和鼓舞。但是，我们愿意强调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有助于解释米塞斯著作的魅力以及他本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现实主义的认识论。米塞斯的著作支持这样一种观念或假设：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无法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或历史研究得到充分的分析。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行为学和经济学描述这个层面的社会世界。人的行为具有某些不随时间改变的因果关系。行为学就是探讨这些因果关系的描述性知识。正是这个观念将米塞斯引向了门格尔，并将他转变为一位经济学家（当他开始确信门格尔的确意义重大）。同样也是这个观念，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阅读米塞斯的著作，并促使我们断然拒绝各种从一开始就否定了现实主义假设而又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目标的当代研究方法。 任何人若是希望从事人类社会之因果关系的分析，都可以从米塞斯开始，除非你想进一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或者萨拉曼卡学派，继而找到自己的学术道路。根据今天的形势来看，米塞斯的著作提供了现代经济思想与现实主义社会分析悠久传统之间唯一一个未曾间断的联系，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尼古拉·奥雷姆。 当然，这并不是说米塞斯范式界定了社会科学的某种完美范式。但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基于现实主义观点的最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因此，目前来说，它似乎是我们从事一项伟大的跨代研究——我们称为社会科学——最有助益的起点。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一切时代和一切地点社会运作方式的最有成效的思想工具。 米塞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之一，但逝世之时身旁却只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像他那样给予这个世界的那么多，得到的却那样少。他终其一生都在和通货膨胀、实证主义、干预主义做斗争，即便要孤身一人面对整个时代的批评，也未从放弃过对自由的捍卫和真理的追求。他的思想不合于时代潮流，却使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中获益。直至今天，全世界的学者和普通读者仍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汲取养分。 这本《米塞斯大传》是目前最详实、最权威的米塞斯传记，不仅是对米塞斯的致敬，也呈现了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思想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