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的社会政治起源：从天子诸侯制国家到君主官僚制国家

作者简介

黄涛，湖南省邵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所撰博士学位论文获评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领域包括周秦汉国家史、现代国家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互动、人大制度等。在《教学与研究》《中国政治学》《世界政治研究》《国家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撰写内参数十篇，参与一些政策文件的起草。合著有《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怎么做》（202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023）等3部。

内容简介

一、周秦之变的历史内涵
周秦之变是古代中国最深刻的大变革。中国古人敏锐地感受到周秦之变的存在和重要性，有大量论述，主流观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变革的内涵看，将周秦之变视为从周朝到秦朝的演变、变动、变革，主要理解为朝代变更、政权变更、政治制度变革、国家治理方式变革，常以封建制和郡县制之变、王道和霸道之变、儒法关系来议论和认知周秦之变。哲学学者李若晖指出：在古人看来，周秦之变最为显著的变化，即变封建为郡县。亦即在国家最高权力为一家一姓垄断的前提下，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仍然有封建和郡县两种选择。社会学者渠敬东指出：“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制和郡县制是中国古人认知和把握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划分历史时代的最基本概念，被赋予了极丰富的含义。这和当代中国人一般将两者视为行政制度或具体制度不同。从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关系来把握周秦之变，说明古人总体上是从政治制度、国家治理来认知周秦之变的。
第二，从变革的价值看，对周秦之变的看法存在分歧，否定者为多数。受到倒退历史观、儒家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人多数认为周朝为国家治理的典范、秦朝是暴政的代表，相当程度上将秦朝排除在正统朝代之外，他们对于周秦之变、从封建制到郡县制之变的评价不高，不认为周秦之变是进步，很多人认为是倒退。柳宗元是少数肯定者之一。他认为周建立分封制，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因为当时“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超越了一般性的鼓吹周制、贬低秦制的话语模式。
顾炎武是承认郡县制出现有必然性的大学者，但亦不认为两种制度之间有绝对优劣之分，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他对郡县制有激烈批评：“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封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弊可以复振”。他主张调和这两种制度。他的思想反映了在君主官僚制国家时代后期，郡县制和分封制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融合。
正因对分封制、郡县制的评价模糊、对立，分封制“回潮”并和郡县制并行在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汉朝初期就实行大肆分封。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曾想复辟分封制，因很多大臣反对而未实行。朱元璋大力推行分封制，封了很多可以世袭的藩王，分封制贯穿了整个明朝，和郡县制并行。
第三，从变革的深刻性看，认为周秦之变是天地一大变，乃一个重要历史分界点，即三代和三代以下的分界点。汉朝以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儒家影响的多数中国人视三代为理想的时代，认为应当法先王，视三代以下乃至于自己所处的朝代为现世，现世要向三代学习。孔子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古人视三代为古，三代以来为今，周秦之变大致等于古人的古今之变。
第四，从变革的发生概率看，认为有一定的必然性。柳宗元以封建制指代周制，以郡县制指代秦制，认为封建制、郡县制之变是历史规律造成的，封建制和郡县制各有利弊，不存在绝对的好坏。周制之败在于制度本身而不在于施政，秦朝灭亡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施政。他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顾炎武认为由于封建制自身的缺陷，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必然的，周朝之灭亡不在于秦朝，而在于周朝本身。“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总体来看，中国古人对于周秦之变的认知是具备相当的高度的。封建和郡县是古代中国的一对基础性关系，古人对其优劣并无定论。中国古代没有政体、国体、国家形式、国家形态、政治制度等概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当然也比较少有世界历史的视野，这制约了他们对于周秦之变的讨论。古人对于周秦之变的理解主要还是从中华文明自身来理解的，一定程度上存在太过于偏政治、比较窄化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