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食货志(商业革命与现代社会格局之形成)(精)

作者简介

\" 杜君立，关中人。 著有《历史的细节》《现代的历程》《中国盒子》《历史的慰藉》等作品。\"

内容简介

\"丝绸 最早的世界商品 中国丝绸的历史源远流长，传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取丝”。在现代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丝绸织品距今5300年，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这比黄帝时代要更早一些。[ 20世纪50年代在对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进行的两次发掘中，发现了绸片及丝带、丝线等。经当时浙江丝绸工学院、上海纺织科研院检测，其中绸片和丝带被确认为人工饲养的家蚕丝织物。最终经碳14测定，绸片距今已有4200至4400年。 ]最迟到商代，中国丝绸的生产已经初具规模，不仅织造技艺很高，而且还有复杂的织机。 进入文明灿烂的春秋战国，列国争霸，发展农桑就成为富国强民的普遍国策，所谓“取财于地，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与此同时，周礼文化兴起，作为上等织品的丝绸也成为“分尊卑、别贵贱”的礼制工具之一。按照代代传承的舆服制度，穿戴丝绸都是一种显赫的特权。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中，商人地位最低；虽然商人最有钱，甚至经营丝绸，但却不可以穿丝绸衣物。这种禁令在秦汉时就很严厉，直到明朝初年，即使农民都可以穿绸纱，商贾仍不许穿绸裹缎。 丝绸是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长期被作为高价值的货币使用（铜钱属于低价值货币）。特别是对外关系中，丝绸是不可替代的硬通货，帝国羁縻藩属小国的朝贡贸易几乎完全靠丝绸维系。此外，在纸发明之前，丝帛还曾作为高级书写纸广泛使用。 丝绸由蚕丝织成，这是一种极其特别的动物蛋白纤维，与人体有极好的生物相容性。在棉花出现之前，其他如葛、麻等植物纤维织物，从质感上都无法与丝绸相提并论。丝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中国历代官府都极力保护桑织，明朝时甚至强制民间种桑养蚕。 。中国对丝绸技术垄断了数百年，即使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国仍然丝绸商品的重要出发地。在古代运输条件下，远距离贸易仅限于高价值的奢侈品，因此丝绸成为最古老的世界商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从这句《诗经》上的话可以知道，丝绸很早就已经被用来交易。 丝绸贸易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纺织技术的进步，这为后来的棉花革命和工业革命完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铺垫。事实上，棉纺织品一开始也是作为替代丝绸的奢侈品出现的，只是棉花比蚕丝更容易生产，从而使棉纺织品逐渐成为普罗大众使用的普通商品。 《说文》云：“蜀，葵（桑）中蚕。”可见四川很早就有桑蚕，以至后来发展出著名的蜀锦作为丝绸中的极品，锦将纺织品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它把蚕丝优良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丝绸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织锦出现于东汉，当时中国已经率先发明出提花技术。如果说纺织技术影响了工业革命，那么提花技术对信息革命则影响甚大。中国提花技术传至西方后，有人采用穿孔卡代替中国“花本”，制成能织造大型花纹的动力提花机——雅卡尔织机。事实上，这种可编程的穿孔卡就是现代计算机的直接前身。 丝绸之国 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序言中说：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2000多年以前，人们今天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经存在，它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了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同样还有穿越亚洲之脊、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 事实上，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丝绸就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 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旧约》中两次提到丝绸，并称之为“最美丽的织物”，在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雅典娜女神像身上，也同样披着柔软的丝绸长袍。毫无疑问，这些丝绸是从中国经波斯传过去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时，他们就发现波斯宫廷里，人人都穿着丝绸。现代考古人员在埃及一处公元前1070年的木乃伊墓葬中也发现有丝绸。 中国人最热衷谈论的丝绸，其输出年代，应该远早于官方认定的西汉（史记）。在埃及底比斯距今3000年左右的木乃伊身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三名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彩色丝绸残片，属于第二十一王朝，它只能来自中国，并彻底改写了世界贸易的时间表。也许早在商代，也就是距今3600年到3000年期间，丝绸之路就已悄然建立。出现在埃及的丝绸残片，只是它的一个细小回声而已。出产和营销丝绸的源头，亦与长安无关，而是成都平原，也即以产丝著称的古蜀国。它的国王是以“蚕丛”命名的，意思是“成堆的蚕虫”。这条贸易路线向南通过云南和贵州，进入缅甸、泰国和印度，转达波斯，再由波斯转运至欧洲和北非。它可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丝绸之路。[ 朱大可《农业文明的死亡与投影文明的再生》，《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罗马时代，凯撒征服埃及，大概是受著名的“埃及艳后”克丽欧佩特拉影响，凯撒很快也成为丝绸嗜好者。有一次凯撒去看戏，他身上光耀夺目、艳丽华贵的中国丝绸令全场观众目瞪口呆。 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蚕丝的国家，中国丝织品在那时已经享有国际盛誉，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人们把中国丝织品当作极珍贵的物品，对于东方‘丝国’充满着憧憬和向往。他们知道丝国是个大国；他们赞扬丝国的人民诚实、聪明和友好可亲。”[ 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 ]。丝国即塞里斯（Seres在拉丁文中是“丝”的意思），Seres可能源于中国字“丝”（sī）。 丝绸作为奢侈品的同时，也长期扮演着货币和国际货币的角色，基本上与黄金可以互换。 在唐宋之前，中国经常以丝绸作为货币，用来发放官僚的薪俸和士卒的军饷。“军队的工资表格告诉了我们，士兵们得到的工资是成捆成捆的平纹丝绸织物。在汉代，这种织物作为货币流通于市面。士兵们可能和来到长城关口出售马匹和皮毛的游牧民族交换他们的织物。”[ 唐朝钱帛兼行。商人携带大量铜钱不便，而丝绸价值高，且较为轻便，还可实用，因此往往以帛为本。丝绸作为货币，不宜进行小额交易，否则切割过小将使丝绸失去实用价值，从而价值大减。有关史料记录了当时货币的兑换情况：武周如意元年（692年）丝绸1匹=银币10文=铜币320文；天宝年间（742-756年）丝绸1匹=银币10文=铜币460文。 ]当代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就记载了唐朝天宝年间（742-756年）西域的物价水平，全部以丝绸货币为计价单位： ??????? ???????马一匹，次上=丝绸9匹 ???????波斯敦父驼一头，次上=丝绸33匹 ???????草驼一头，次上=丝绸30匹 ???????胡奴一人，多宝=丝绸21匹 丝绸也是中央王朝用于笼络北方游牧民族的最好礼物。汉唐时期，为了与北方匈奴和西部回鹘吐蕃和亲，赠送的丝绸数量极其巨大，比如崇徽公主出嫁时，唐朝一次就陪嫁了缯彩两万匹。这些丝绸很容易就作为货币流散到西方。 古代战争离不开战马。中国历代战争频仍，对马匹的需求量极大，中原汉地与草原贸易中最常见的便是“绢马交易”，即用中原的丝绸换取游牧民族的马匹。“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还未形成前，草原民族已用草原之马交易中土之丝，待秦朝连贯各国的边墙形成一道长城，交易始集中于关卡。秦北方边防以匈奴为大敌，故作为战略物资之马匹多与月氏交易所得。”[ （美）孙隆基《新世界史》（第二卷），中信出版社，2017。 ] 古代帝国的统治受限于交通与通讯成本，历代王朝都习惯于对周边民族采用羁縻政策——“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总是低价出高价进，甚至半卖半送。因为回鹘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所以唐王朝每年赠送回鹘绢两万匹。唐朝在与回鹘交易时极为宽厚，从8世纪中叶，一直以回鹘一匹马易汉地四十匹绢的比价进行贸易，有时甚至达到五十匹绢对一匹马的价格。不但绢马比价悬殊，而且数额极其巨大，一年常达数万匹马。绢马交易起初带有酬谢回鹘协助平叛的性质，但长此以往，对中原人民必然造成沉重的负担。 根据西方的记载，在西方罗马帝国时代，丝绸价格几乎等同黄金，12两黄金才能买1磅丝绸。有历史学家断言，罗马帝国的崩溃与丝绸导致的黄金流失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国丝绸风靡欧洲，惹得一些正统人士指责丝绸过于薄透，穿着有伤风化。哲学家赛内加说：“我见过一些丝绸制成的衣服。这些所谓的衣服既不蔽体，也不遮羞。人们花费巨资，从不知名的国家进口丝绸，损害了贸易，却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贵妇人在公共场合能像在她们的房间里一样，裸体接待情人。” 事实上，罗马元老院也曾多次下令禁穿丝绸，但这些禁令根本得不到有效实施，对法律的敬畏也阻止不了人们对丝绸的向往。帝国末期，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公元301年在位）不得不对丝绸课以重税，硬性将中国丝绸价格抬高，试图以此压制这种奢靡消费。公元408年，北方蛮族哥特人围攻罗马，哥特王阿拉列克向罗马人开出的退兵价码是4000件丝质短袍，而罗马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就找到了足够的丝袍。 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与西亚的帕提亚发生著名的卡雷之战。在这场东西方冲突中，帕提亚人明亮的丝绸旗帜给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历史的一幕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诞生。 丝绸之路 欧洲的罗马时代基本与中国的秦汉时代处于同一时期。为了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两通西域。张骞将西亚的帕提亚翻译为“安息”。因为张骞这次“凿空之旅”，中国与西方世界建立起更广泛的正式官方联系，此后中国的官方使节和民间人士频繁西游，不仅是帕提亚，连最远的犁轩（即埃及亚历山大港）也有了汉使的足迹。 和平的外交关系和国际环境必然带来跨国商业的繁荣，丝绸之路因此而诞生，而中国盛产的丝绸顺理成章地成为输出到西方世界的重要商品，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奢侈品（主要是骏马和骆驼等良畜、各种毛皮和毛织品，以及珠宝美玉和琉璃等）也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有学者发现，早期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存在长期逆差，中国输出丝绸的价值远不足以抵偿输入的商品，中国只能以黄金来抵偿，因此丝绸之路在初期其实是“金帛之路”。[ 王宇星《从金帛之路到丝绸之路：汉代丝路的物资及文化交流》，《文史知识》2018年第2期。 ]黄金在汉代是法定通货，储量极大，张骞出使时便携带“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史记·大宛列传》）。正如赵翼所说，“汉多黄金”，但汉代以后，随着黄金大量流失，“金帛之路”便成了丝绸之路。 所谓“丝绸之路”，一般指东起中国，西到北非和欧洲的古代商路。在秦汉以前，中国丝绸已经通过中亚大草原，到达了印度、波斯、希腊和埃及；而在丝绸向西走出中国之前，和田玉就已经向东进入中国腹地。更早之前，小麦、冶金、马和马车等先进文明就已经沿河西走廊“西来”，从而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张骞沟通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帕提亚），往西到达条支（今伊拉克）、大秦（拜占庭）；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 在突厥人之前，丝绸之路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的边缘地带进行的，即大致上从今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或南下印度次大陆，或继续向西，到达波斯，然后经过两河流域，进而抵达拜占庭；另一条道路是翻越帕米尔高原之后，经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区南下，抵达波斯。当时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而通往罗马的道路则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突厥汗国于6世纪建立之后不久，就因为丝织品贸易的问题与波斯之间发生了纠纷，纷争的结果导致了突厥与罗马之间的贸易通道的开通，从而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丝绸之路是为适应种种政治、经济的需要，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种种历史的原因，不断取舍、增补而自然形成的，并在长期的发挥作用中，逐渐以较为明确的固定路线载人史册。其中除上述东汉以前南北两道和以后南、北、中三道为丝路主干道外，还有许多辅助支道，纵横交错，编织成一个密密的交通网络。这些旁道支路将主干线从多处沟通连接起来，使之更加四通八达，而其自身也随丝路主道的发展不断扩充完善，在东西交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从中国西行，尤其是出关中后，沿途多是没有人烟的戈壁和沙漠，降雨量极低，不仅没有道路，而且连镇店也很少。丝绸之路完全依靠沿途几个“绿洲”城市提供补给。这些绿洲靠周围山脉融化的雪水获得水源。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一般都选择驯养骆驼来进行驮运。 在沙漠地区，骆驼被证明是比牛和马更有价值的“运输工具”，它们每天的运输路程比牛马要高一倍，相对更为廉价，更易于组织，并且不需要道路，这意味着能够相对容易地穿越中亚漫长而艰苦的陆路通道。骆驼可背负的重量比其他牛、马、驴都多，它能轻易通过轮车无法穿越的沙漠；而且骆驼的饲养成本几乎为零，它能在沿途找到食物，这与帆船很像，因此被称为“沙漠之舟”。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骆驼导致了全球贸易的早期扩张，骆驼带来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以及南亚的商业繁荣，如同一个巨大的风箱，扇起全球经济的火焰。 自从丝绸之路全面沟通之后，中国丝绸通过骆驼商队的长途贩运，源源不断地流入西亚。罗马人主要通过帕提亚获得中国丝绸。到中国东汉时，已经有罗马使节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得到了汉朝皇帝的接见。 与此同时，佛教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文化被全面改写。[ 经丝绸之路传入的宗教除过佛教，还有摩尼教（明教）、祅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佛教同时将先进的印度历法带入中国。此外，香料、蔗糖和茶叶等奢侈品也因僧人而得到传播。 ]先秦时代，中原人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对世界的了解也很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文明独步世界的幻觉被打破，中国为世界中央的观念受到了冲击。从朱士行、法显、宋云到玄奘，中国僧人沿着丝绸之路西行，一次次远赴印度，求取佛经。 除过苜蓿、石榴、葡萄、芝麻、芫荽、棉花等新植物，还有驴子、骆驼以及天花和麻疹病毒，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椅子，这种外来家具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服饰、建筑和生活习俗。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椅子和佛教的传入，下跪和叩头之礼发展到泛滥的程度。 在西方殖民者来到东方之前，丝绸之路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渠道角色。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中国的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等也传播到世界各地。伴随着丝绸贸易，中国生产的瓷器、茶叶、香料、蔗糖、棉织品、书籍等也同时被输送到西方。 需要说明的是，丝绸之路，并不是商人从西安将丝绸等货物一路运输到罗马，而是丝绸不断地被交易到下一站；换句话说，是商品在走，而不是人在走。在中国与欧洲之间，中亚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尤其是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粟特。 盛唐时代，中亚的粟特商人以撒马尔罕为中心，曾长期控制着丝绸贸易，大量粟特人也因此进入中国，出现了“伊吾之右，波斯以西，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场面。据说制造“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便是粟特胡人，他们早期在营州作“互市牙郎”，也就是担任交易中介的“牙人”。[ 粟特人为东伊朗人的一支，素有经商传统，种田者不到一半。《旧唐书·西域传》说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粟特人好利，若生了儿子，就喂以“石蜜”（即冰糖），手上抹胶，希望他长大以后善于甜言蜜语，手能聚财。男子20岁便要离家经商。《大唐西域传》说，粟特人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即使大贾富百万，仍服食粗鄙。安禄山、史思明之外，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养子安忠臣、安忠顺、部将何千年、何思德、史定方、安思义、安岱、康阿义屈达干、康节、曹润国、何元?、安神威、安太清等；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部将康没野波、康文景、曹将军、何数、何令璋、石帝廷、康孝忠等，都是粟特胡人。可参阅：（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安史之乱”代表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在后来的1000多年中，这些可怕的马上民族屡屡征服并主导着中国的历史走向。 从现代来看，成吉思汗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范围，从而使蒙古征服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成吉思汗以暴力和武力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因为蒙古征服所带来的商路通畅，东方的丝绸和桑蚕纺织技术传入西方，西方的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相比奢侈美丽的丝绸，被商人和蒙古骑兵带入欧洲的“黑死病”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让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减少了一半左右，让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40岁骤减到20岁。[ 黑死病比丝绸更有力地改变了欧洲社会和宗教生态，传统的封建采邑制衰落了，随着劳动力的四处流动，商人和工匠的地位提高，从而促使行会建立和城市兴起；同时，罗马天主教廷在灾难面前的无力使民众对其失去信心。瘟疫也引发了大规模反犹和排犹运动。 ] 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感染了瘟疫的草原鼠跟随沙漠商队免费旅行，沿着贯穿亚洲和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从中亚里海被带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在克里米亚，它们登上货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1374年，威尼斯共和国要求所有到岸船只上的船员连同货物，一起要在海上隔离40天。[ “四十”的意大利语是quaranta，英语中的“隔离”(quarantine)即由此演变而来。 ]虽然欧洲所有港口都效法威尼斯，实行“隔离”政策，但仍然无法阻挡瘟疫的入侵，老鼠往往通过缆绳逃上岸。 唐宋以后，尤其是庞大的蒙古帝国崩溃之后，传统陆路变得支离破碎，丝绸之路逐渐转移到海上。从马可·波罗到斯坦因，这条横穿中亚的世界公路时断时续，仍连接着西方与东方。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跨越茫茫沙海的欧亚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此后不久，人们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在唐宋时期走向繁荣。宋朝（尤其是南宋）因为西北及华北地区基本丧失，对外贸易只能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相比，海运极大地节约了运输成本，同时也使丝绸的世界市场更为广阔。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支撑着大宋帝国财政的半壁江山。阿拉伯海商蒲寿庚把持泉州市舶司长达30年，可谓“保南宋沿海财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正如当年的安禄山、史，蒲寿庚的叛变成为对宋朝灭亡的致命一击。[ 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蒲寿庚拒绝宋少帝和张世杰进入泉州，并将城内的宋宗室及淮军尽数屠杀。蒲寿庚叛降后，所有海船均交于元军，他又为蒙古人制造了600艘大型战舰，使蒙古军势力大增，遂于崖山海战中一举灭宋。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说：“蒲寿庚弃宋降元之事，影响于宋、元势力之消长实大。盖蒙古虽长于陆战舟师实不敌宋。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甚多。一旦降元，定为元南征之助。于元为莫大之利，于宋直致命之伤。”客家历史学家罗香林也认为，“元师席卷而南，蒲氏乃以泉州降。宋室流离琐尾，既失市舶财利，复丧舟师实力，凭藉既虚，虽有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诸贤臣奔走勤王，亦无补于国运之侵移矣！其影响于宋元时局之递变者，至巨且大。”蒙古统治时期，蒲寿庚家族基本掌控着中国海上贸易，独霸市舶，富可敌国。大明立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对蒲氏深恶痛绝，下令将蒲寿庚掘坟鞭尸，并将蒲氏全族人充军流放，为娼发奴，永不得登仕籍。 ] 明清时期，先是郑和下西洋，接着是达·伽马的到来，大航海运动的风起云涌，使这条古老的海上航线成为近代全球化运动最重要的历史场景。 海上丝绸之路以大型帆船为运输工具，经太平洋沟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经印度洋沟通印度、非洲和阿拉伯，擅长经商的阿拉伯人将中国丝绸贩运到最远的欧洲。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终点站之一，威尼斯依靠丝绸贸易获得空前的繁华。 在哥伦布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的重要性，更多是在于其文化意义，从经济上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丝绸之路要穿越漫长而可怕的沙漠、戈壁和草原，或者从自然生态上属于无人区，或者从文明生态上属于野蛮落后地带。这些商人仅靠骆驼负载极其有限的货物，即使平安到达，成本之高也不可想象。何况这些原始蛮荒地带匪盗丛生，大多数商人都难逃人财两空。比起陆路来，海上丝绸之路要现实得多，唐宋以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基本都以海路为主，除过丝绸，瓷器和茶叶也成为重要的外贸商品。可以说，是海路的开通把世界各主要地区联通起来，现代世界才真正开始。 与陆路相比，海上贸易规模也要大得多。随着丝绸贸易量的扩张，必然导致丝绸技术的对外扩散。到唐宋时期，从日本到印度，乃至欧洲，基本都有了相当规模的丝绸生产，这也奠定了近代世界丝织产业的大致格局。 丝银贸易 很早时候，丝绸生产就遍及整个中国，从四川到山东，人们都在种桑养蚕，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无疑是丝绸生产的最重要基地。 丝绸产业改变了江南的经济和景观，传统的水稻产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桑蚕和纺织。江南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输入地区，浙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世所皆知“苏杭熟天下足”，但到明朝正徳、嘉靖之后，却让位给了“湖广熟天下足”，原因就在于江南地区因受商业发展影响，“诸镇并起，多业机杼，间有田业者”。 南宋时期，商业税收已经超过传统农业，成为官府的主要财政来源；蚕桑种植养殖以及丝绸工业堪称经济命脉，不仅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官营的丝绸生产作坊也颇具规模。[ 宋朝官方在京城少府监属下设置绫锦院、染院、文思院和文绣院，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北宋真宗年间，东京的绫锦院有织机400多张，润州织罗务年产量万匹，新兴丝织业中心城市婺州号称“衣被天下”。太湖流域“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两宋时期，城市兴起，除过农村传统手工丝纺外，城市中的丝织作坊也大量涌现。 ]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晚明时期，当时江南地区作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多次爆发织工罢工事件，后来清廷设立官营的“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 明清两代，丝绸生产进一步走向商品化和全球化，依托海运的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这被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转折由此发生，沿着郑和开通的海道，大批中国人从此走出了国门。值得注意的是，郑和船队每次都是从丝织业昌盛的江南出发。 16世纪，葡萄牙人开辟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丝织品和生丝成为海上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从1580年到1590年，中国每年运往印度果阿的丝货为3000担；1636年达到6000担。通过澳门，自广州输出的大量中国丝货，也被运到西班牙人占据的马尼拉，换回大量西属美洲出产的白银。 马尼拉并不是中国丝货的终点，马尼拉大帆船将其运往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由此，在太平洋上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国际贸易网络。1572年至1644年，共有1086艘中国货船从福建泉州月港抵达马尼拉，所载主要是生丝和丝织品。这条以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继，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白银之路”。 色泽艳丽、光滑柔软的中国丝绸，不但花色品种丰富，而且价格低廉，有很强的竞争力。在18世纪末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占63％。拥有白银的美洲人很快喜欢上了丝绸。白人殖民者无不以身着华贵的中国丝绸为荣；为了打扮得光彩夺目，他们毫不吝惜白银，穿着金线织成的衣服和中国最精美的丝绸。不仅是贵族，连产银区的黑奴和印第安人中，也有部分人有能力购买丝绸服装，“男男女女，穿丝多于穿棉”。可见当时中国丝绸的市场多么广阔。 日本是中国丝绸的传统市场，日本武士崇尚精致优雅的生活，丝织品无可替代；即使17世纪的江户幕府一再颁布“禁奢令”，仍无法改变人们对上等丝绸的喜爱。因为气温寒暑变化大，蚕不易存活，日本的桑蚕丝织一直发展不起来，只能依赖进口丝绸或生丝，这就形成所谓的“朱印船贸易”。明末徐光启提到，日本“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通国所用，辗转灌输，不厌多也”。江户幕府初期，日本每年输入的生丝数十万斤，主要来自中国。晚明时期中日断交，葡萄牙人发现商机，将中国生丝就近销往日本，以换取日本白银，获利甚丰。[ 葡萄牙人自1524年起，便以宁波外海的双屿岛作为走私据点，与岛上的海盗王直等进行丝银贸易，火枪因此传入日本。从1524年到1547年，葡商在双屿岛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居民达3000人，其中葡萄牙人1200人，其余是各国天主教徒。]1631~1641年，日本禁止朱印船出海，葡萄牙人被驱逐，他们的生意被中国海商和荷兰商人接手，实际上被郑氏集团控制。 当时从中国运出的丝货数量大得惊人。每年从中国运往葡属印度群岛的丝绸达1000公担，往菲律宾运送丝货的商船平均为15艘；运往日本的丝货数量也难以估计。17世纪前期，日本幕府试图限制银和铜的流失，同时颁布“丝割符制度”，来限制生丝和丝绸价格，但实际并没多大效果。[ [] 为了避免日本商人因为抢购进口丝类商品而引起外商提价。1604年，幕府授权日本丝商成立“丝割符仲坚”的公会，对进口丝品统一定价，进口商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一制度遭到中国和荷兰商人的反对，1655年，丝割符制度废止。当时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干涉比较普遍。乾隆年间，江苏巡抚陈宏谋提出，鉴于中国“生齿日繁”，为了有利就业，应该限制生丝原料的出口，多鼓励丝绸等制成品出口。粤海关还一度禁止黄色和紫色丝绸出口，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上皇家与官家专属。 ] 明清两代，中国对海外的生丝与丝织品出口规模非常大。从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到后来的荷兰和英国公司，无不大量贩运中国丝绸和生丝，销往世界各地。根据美洲白银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情况判断，明朝末期，每年运至美洲的中国丝货至少价值110万西班牙元；清乾隆以后，广州生丝的年出口量达35万余公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年出口的生丝数额，从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平均为20万两至50万两白银之间。 按照樊树志先生推算，在乾隆年间，湖州南浔镇一天售出的丝就在数十万到百万两白银左右。蚕丝贸易旺季的四个月，贸易额高达500万两，盛极时出口额就高达1000万两以上，人称“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薰心”。 清朝时，俄国已经完全占领西伯利亚，从而成为中国的邻国，并在北京设立了使馆。中俄贸易以恰克图为交易中心，在清朝成就了陕商和晋商的兴盛，丝绸和生丝是重要的出口商品。 中国严禁出口生丝，违者处死。然而，每年都有大量生丝通过走私方式运到恰克图，但还是满足不了俄国商人的需要。[ （德）米勒、彼得·帕拉斯《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赵雨时译，商务印书馆，1979。 ] 欧洲商人不但大量进口中国丝织品，同时也开始发展自己的丝织业。从出口丝绸到出口生丝，这完全是技术扩散的结果。\" \" 1.「食货」二字语出《尚书》，《史记·平准书》开「食货志」之先河。《汉书》有言：「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本书取名《新食货志》，意在取历代史书「食货志」之思想精髓与历史精神，以现代历史观重新审视人类历史。 2.从“食”到“货”，是从贫穷到富裕，从短缺到过剩，从农业到工业，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家到全球化的历程。杜君立前作《现代的历程》主题是工业革命与现代，《新食货志》的主题则是商业革命与现代。《新食货志》可看作是《现代的历程》前传，二者互相印证，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史和人类文明史。 3.在许多国家，世界史教育比重已超过了本国史，学习世界史已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中国公民也应该是世界公民。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和物质社会，与农耕的古代中国社会大相径庭。只有了解相应的世界史，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生活。 4.两只狗不懂得互相间交换骨头，是商业让人类不必再将需求完全诉诸暴力。如今，我们所食所用所看所听，无一不是「世界商品」。以今日眼光看待过去的中国与世界，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中国，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同的历史。读者要进入世界史，不妨选择一些小的入口，从小历史理解大历史，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此。——杜君立 5.本书为32开本小尺寸精装，内文为七十克优选轻型纸，七百页的历史著作不再庞大，不再沉重。外封食货图像元素皆取自西方铜版画，内封与环衬则印有百衲本《汉书·食货志》选段，呼应本书“致敬古代食货志”及“一部完整的世界经济史”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