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新校本)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等。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研究法 自序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 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启超自述。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绪论 此次所讲的“历史研究法”，与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一则因为本人性情，已经讲过的东西不愿再讲；再则用旧的著作做讲演稿，有什么意思。诸君不要以为此次所讲的就是前次讲过的！我那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供参考而已。此次讲演实为旧作的一种补充。凡《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已经说过的，此次都不详细再讲。所以本篇可名之为《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作好，通史更作不好。若是各人各作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总论的部分，因为是补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不足，所以很零乱，没有甚么系统。分论的部分，因为注重各种专史的作法，所以较复杂，更丰富；其内容又可分为五项： （一）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例如《孔子传》《玄奘传》《曾国藩年谱》等。 （二）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例如晚明流寇、复社本末、洪杨之乱、辛亥革命等。 （三）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如我去年在本校（清华）所讲“文化史”即属此项性质，此在专史中最为重要。 （四）地方的专史。即旧史之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各地发展之经过多所悬殊，旧史专以帝都所在为中心，实不能提挈全部文化之真相，所以应该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达之迹。其边地如滇、黔、西域、关东等，尤当特别研究。 （五）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 但不必以一姓兴亡画分。例如《春秋史》《战国史》《晚唐藩镇及五代十国史》《宋辽金夏时代史》等。 虽然专史并不只此五种，然粗略分类，所有专史大都可以包括了。例如人的传记，一人如何做，多人如何做，年谱如何做；又如事的本末，战争如何做，变革如何做，兴亡如何做；其他文物的考据，断代的划分，应该如何。这类问题，以后每次讲一项，仔细研究，具体讨论，每项举一个例，将各种专史的做法，分门别类，讲演一番，于诸君日后自己研究上，或者较有益处。 总论之部，计分三章，其目如下： 第一章 史之目的 第二章 史家之四长 第三章 五种专史概论 此三章，不伦不类，没有什么系统与组织。其原因，一则因为有许多方法，旧作已经讲过，此外不必细述；再则因为此次讲演，专重专史的研究，那些空空洞洞的理论也没有细说的必要。这样一来，所以总论三章不得不极其简略了。 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借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记》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 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记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遍翻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 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余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浸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涂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余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渎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