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考古学

作者简介

主编刘梦溪 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文化》创办人、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 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马一浮与国学》、《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七十述学》、《王国维与陈寅恪》、《国学与经学》、《八十梦忆》等。

内容简介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 编者按：本文是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的讲演，着重谈到了现代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意义，讲演者尤其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史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 一、话题：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于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有学者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最近我很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今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印证古书。而印证古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最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沣西挖到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间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最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牺尊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背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牺尊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背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最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得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20世纪20年代，他写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哪儿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主编。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作者阵容强大，大师云集，包揽20世纪海内外华文世界的一流学术人物。如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钱穆，现代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学界泰斗饶宗颐，甲骨研究第一人胡厚宜，精通吐火罗文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季羡林，“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史学家余英时，红学家冯其庸，以及现在活跃的陈来、李零、葛兆光、陈平原、叶嘉莹、扬之水等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高度总结和全面梳理。不仅能为我们清点和盘理已拥有的收获，也能为未来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复兴提供方略和进路，其文献价值、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同时对当下国家社会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疑难，也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学科涵盖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各个领域。从儒释道思想、经史之学，到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专门之学，更兼有信仰与民俗、古代科技与文化等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一套书在手，即能见出中国文化五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以及近三十年国内外学界的文化变迁。 ☆每一卷都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研究专题，学术成果具领先性和突破性 丛书每一卷都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研究专题，由于作者皆是国内外一流学者，使得每一个专题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往往具有领先性和突破性。每一个专题都关乎时代社会和文化重大的学术命题及文化专题，中国文化人的当代视野、格局和关怀，于此丛书一览无余。 ☆刘梦溪主编，戴逸、张岂之作序，众多名家推荐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先生亲自主编，人大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教授，西北大学著名教授张岂之先生作序推荐，著名学者杨振宁、莫言、叶嘉莹、葛兆光、李零、陈平原等诚挚推荐。 ☆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华有识之士的首选 有识之士的首选。这套文集必将是关心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有识之士们的参考工具，是官产学各界精英人士的首选读物；这部文集也是学术研究和写作者们的津梁，是有志于在汉语世界立言者们的基础起点，研究者、写作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文化立身之阶；这部文集还是读书人的试金石，是对学术思想有兴趣的读书人的首选收藏。 ☆规模宏大，12卷，1080万字，9000页，一部全新的中华文明史 本套丛书精选520篇文章，按专题厘定为12卷，共1080万字，9000页。同类期刊还没有第二本跨度可堪比拟，丛书更大的意义在于重整国故，赓续前贤之志业，明证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和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