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海五百年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斯图尔特·B.施瓦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 George Burton Adams讲席教授; 耶鲁大学拉美和伊比利亚研究委员会主席；巴西和欧洲殖民史研究专家。 译者简介： 左晓园，外交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出版学术译著三部（80万字）、著作四部（合著），在《历史教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国新闻周刊》《今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时评、译文约20篇，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

内容简介

文摘：飓风中的大萧条、国家与爱 1929年股市崩盘和全球经济危机对整个大加勒比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鲁希略只是大加勒比地区政权崛起的一个例子，其中有一些是威权政权，但几乎所有政权都采用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言论，就像30年代南欧和德国出现的威权政权一样。各个政权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程度各不相同，且不同时期的程度也不同。但是，古巴的巴蒂斯塔、危地马拉的乌维科、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更别说巴西的瓦加斯和墨西哥的卡德纳斯，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他们的政策话语往往以政府与人民团结一致来表达。52美国通常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政策或言论，但愿意接受这些政权维护自身利益、维持地区稳定。此外，美国本身正处于政治转型中，这种转型导致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实施“新政”。 与此同时，自然灾害继续重创该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期尤其严重。1932年和1933年都发生了多次5级飓风，252这种情况从1920年至今仅发生了6次。53事实上，1930—1935年是加勒比和北大西洋飓风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之一，也许是过去500年来最活跃的时期。54风暴加剧与1932年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联系在一起，也是美国西南部“尘暴区”大旱的主要原因。这个时期充满了挑战和政治变革，有趣的是，政府普遍倾向于在直接应对灾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注个体困难痛苦，可以将个人痛苦转化为集体应对措施。 灾难有时触目惊心。1932年10月下旬，一场飓风穿过小安的列斯群岛，然后沿东北方向蜿蜒前行，到达开曼群岛时风暴达4级。11月9日，仅仅几个小时内，飓风从南圣克鲁斯到纽维塔斯横穿古巴东部的卡马圭省。卡马圭省是1900年后经历了蔗糖业扩张的地区之一；在森林砍伐时期，南圣克鲁斯曾一度是运输木料木材的主要港口。1912—1923年间，南圣克鲁斯与太子港和卡马圭之间修建了铁路，美国和英国公司享受特许权。这场飓风突然改变路线，向东北方向移动，几乎没有时间发出警报。海水淹没圣克鲁斯海岸旁的街道，许多人逃到铁路沿线的火车里避难。狂风掀起20多英尺高的海浪，基本上摧毁了这个小镇。所有建筑物都被毁，2870人确认死亡，但死亡和失踪人数估计超过了4000人。损失估计达4000万美元。这是古巴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部分死亡归咎于美国铁路公司，它要求交纳500美元的押金，否则拒绝派机车疏散市民。哈瓦那《世界报》（El Mundo）负责报道此次风暴的记者圣地亚哥·冈萨雷斯·帕拉西奥斯写道：“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的沉痛、荒凉，如此多死亡和悲伤。”哈瓦那国家气象观测台馆长何塞·卡洛斯·迈尔斯·米利亚斯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巴气象学家之一，253他写下一篇出色的飓风报道，文章超越了此类报告常见的物理和科学描述： 1932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一个古巴小镇消失了。这座小镇高贵、勤劳，在我们祖国历史早期的动荡岁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知道如何保持美德，使任何战斗都丝毫无法削弱小镇的崇高传统。这座小镇便是南圣克鲁斯。 小镇异地重建，墓园中立起一座11月9日遇难者纪念碑。人们仍每年纪念这一事件。这场悲剧深深地烙在了民族记忆中，写进诗歌和短篇故事中，幸存下来的人们是这场灾难的见证者。民族主义者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用南圣克鲁斯的毁灭批判资本主义的失败，甚至批判资本主义造成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遇难者纪念碑的意义超越了纪念共同的悲伤。56但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政治用途外，南圣克鲁斯纪念碑与3年前特鲁希略修建的圣泽农飓风纪念碑和3年后佛罗里达群岛风暴纪念碑一样，也反映了对受灾者的日益关注，无论上帝意欲何为、无论何种自然灾害，在这样的危险中政府都可以有所作为。 古巴忙于灾后事宜的同时，波多黎各也在拼命应对飓风的反复袭击。1928年的圣费利佩风暴发生后，波多黎各接连遭遇了1931年稍弱的圣尼古拉斯飓风和1932年的圣西普里安大风暴。1931年圣尼古拉斯飓风绕过波多黎各北部海岸，仅造成两人死亡，但在农村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1932年9月的圣西普里安飓风虽不如1928年的圣费利佩风暴强烈，但造成250多人死亡，50万人无家可归，带来巨大破坏，损失估计超3000万美元。接连3场风暴提供了一个机会：审视美国政府和当地岛屿政府如何应对风暴带来的挑战。254圣费利佩风暴发生在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另两场风暴发生在危机爆发后不久。政府的反应、非政府机构的调解以及岛上居民和那些关心岛屿福祉的人的期望，促成表达各方意图和期望的对话，这场对话关系到岛上最底层居民、政治精英和联邦政府代表；联邦政府此时正处在围绕“福利国家”和罗斯福总统1933年后将采取的措施的激烈辩论中。57从中可以看出，灾难发生后对责任的看法和期望的转变产生了矛盾。以前强调慈善机构、社区和地方机构的作用，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期望国家或帝国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在为福利国家的思想和道德辩护时，美国的历史编纂相当关注救灾效果。然而，虽然政府机构在应对灾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提高了公众对政府救灾责任的期望，有时甚至是在不属于政府传统职能的生活领域，但是联邦政府在波多黎各的重大作用和行动并不是对话的中心议题。 正如我们所见，19世纪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筹集救灾资金通常依靠临时设立的慈善委员会，或是依靠在当地或西班牙进行慈善拍卖和认购。应对措施的不足，最终导致了对西班牙政府效率低下的批评。美西战争后，美军占领波多黎各。不久后的1899年8月发生圣西里亚科飓风，波多黎各受损严重，大量救灾行动影响了波多黎各人对美国政府直接参与的期望。华盛顿的政策顾问认为圣西里亚科风暴是一个机会，可以向波多黎各人展示加入现代“进步”国家的益处，因此开展了大量私人和公共救济工作。这些工作虽强化了种植园主阶级在岛上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但由于高效的救济工作，各阶层对政府参与的期望都有所提高。582551928年圣费利佩风暴后，类似的政府行动也加强了这些期望。美国国会为波多黎各救济拨款200万美元，汤纳总督有效调用了军队、监狱囚犯、国民警卫、警察和学校教师各尽其能。最重要的是，美国红十字会投入运作，在救灾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9正如汤纳总督所写： 美国红十字会是最佳的国家和国际救济组织，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无需多言……（它）是美国组织。波多黎各人民是美国公民的一部分。可以肯定，在困难时刻，红十字会将给予我们人民各种帮助。 汤纳任命红十字会为组织救援工作的中心机构，同时也得到了华盛顿的直接援助。参议员宾厄姆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提出了有利建议，最终国会投票通过，拨款超600万美元用于波多黎各的重建。 陆军部、岛屿事务部和新成立的波多黎各救济委员会指挥行动，明确了联邦政府对波多黎各居民福祉的首要义务，波多黎各人愈加认同国家对救灾的责任感。 圣费利佩飓风后，提供住房、分发食物衣服、开展医疗援助等大量工作相对取得成效，波多黎各政府颇有成效地从华盛顿获得支持，为应对下一次危机奠定了基础。1932年9月26日晚，圣西普里安飓风袭击波多黎各。时任总督为得克萨斯州律师约翰·贝弗利，他于1929年担任临时总督，当时他担任着波多黎各司法部部长。贝弗利十分了解波多黎各，而且与其他总督不同，他会说西班牙语。62他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危机，调动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他的执行秘书J萨尔达尼亚采取措施，256并使用无线电广播促进救灾重建合作。 风暴过后，波多黎各的局势十分严峻。大多数损失都没有保险。1928年飓风中，只有10%的受损财产有保险，而农作物保险仅为200万美元，主要由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提供。193年，损失估计为300万美元，但在两场风暴之间的时间里，保险公司前20年所有保费收入几乎消耗殆尽。保险公司发现，调整热带地区的飓风索赔条款“难度相当大”，EJ韦尔德在为总督提供的保险业报告中哀叹道，他认为保险业的工作只适用于身体健康、体质强壮的人。持续亏损会使许多业主无力承担保险费率，甚至可能打击整个保险业。总督办公室和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制订报告，寻找岛上财产和作物的最佳投保方式以防止未来损失，但正如韦尔德在报告中指出，面临风险最大的是穷人，而不是保险公司： 贫困阶层居住的房子大都非常脆弱，保险公司无法接受这样的风险。而这些人最需要帮助，一旦遭遇飓风袭击，他们会失去拥有的一切，他们买不到保险。即便愿意且有能力支付保费，他们也不可能有保险提供保护，受到的打击最严重。 风暴后，表示支持的书信电话络绎不绝涌入位于圣胡安的总督办公室。各国政府纷纷表示同情和哀悼。在柏林，德国政府派出一名官员向美国临时代办处表示同情，在奥斯陆，挪威政府也做了同样的表示。来自个人和公司的小额救济捐款开始到达，包括全美碾米业者协会、美国钢铁公司、纽黑文市科利诺斯牙膏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夏威夷波多黎各社区、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拉奥纳糖厂的工人和管理人员、西班牙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舰的船员和乘客。 海地和外国捐助者从太子港寄来一张290美元的支票。演说家兼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在纽约举办慈善演出，向圣母修女会（Sisters of Notre Dame）捐赠475美元用于救灾工作。然而，这些捐款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正如纽约波多黎各飓风救济委员会副主席对贝弗利总督所说：“我们正在经历的大萧条让捐款变得异常困难。”虽然已经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委员会，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愿意抽出时间合作。委员会向波多黎各提供的捐款不到2000美元。 贝弗利总督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并一再强调波多黎各人正努力承担起重建家园的责任，试图以此展现波多黎各人的自立自强。同时，他还巧妙地借此机会强调，波多黎各的繁荣有赖于蔗糖、烟草、刺绣贸易，并希望能得到“大陆公民”的“关心，甚至优待”。 贝弗利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波多黎各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在道义上是无辜的，理应得到帮助。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救灾的关键理由。 由于大萧条，像之前一样依赖慈善机构和捐款不再可靠。1928年圣费利佩风暴发生时，霍勒斯·汤纳担任波多黎各总督。1932年10月4日，这位前总督从爱荷华写信给时任总督贝弗利，信中说：“1928年的焦虑悲伤仍旧历历在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解除灾民的痛苦，这种感觉时时刻刻在我脑海中萦绕。” 汤纳希望红十字会从1928年的经验中受益，但他担心大萧条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削弱救援工作。他说：“美国本土机构之前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希望，这次不会因为如今的情况而减少帮助。” 当然，灾难发生后，50多个受灾城市地方当局立即向波多黎各政府求助。例如，库莱布拉市长写信给贝弗利总督说，城里只剩下5栋房子，学校和医院都无法使用，也没有电报通信，所有船只都已沉入海底。 这样的报告如潮水般涌入位于福塔莱萨的总督办公室，贝弗利从泛美航空公司借来一架飞机，亲自查看受灾情况。他在空中飞行了约两个半小时，报告说，巴亚蒙一半房屋被毁；中胡安妮塔的甘蔗田夷为平地；毫无意外，伊莎贝拉、阿尼亚斯科和阿雷西博都遭到破坏，尤其是农村房屋。 在圣胡安，总督与首都行政长官赫苏斯·贝尼特斯·卡斯塔尼奥等地方当局密切合作。赫苏斯·贝尼特斯·卡斯塔尼奥在1931年那场小风暴中与贝弗利合作过，并且一直支持波多黎各政府，反对批评者。70庞塞市长吉列尔莫·比瓦斯·巴尔迪维索写信给贝弗利，用一种苛刻、或许稍带讽刺的语气说：“考虑到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人道主义特点，还有美国的清偿能力，不索要利息就给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可能的。”最后，他坚持美国对波多黎各公民负有义务：“一天之内，大自然摧毁了美丽的美国国旗下30年的劳动成果，这面旗帜以高超的技巧统治着我们，不会允许美国公民遭受这场灾难带来的恐怖。” 还有一些人认为，政府的应对措施和贝弗利总督的领导力完全不够。风暴发生3天后，圣胡安的律师J巴利德朱里·罗德里格斯给贝弗利写了一封坦率而言辞激烈的信，信中明确表达了批判态度。 巴利德朱里对政府在悲剧面前的“被动”表示震惊，没有看到任何政府代理人为无家可归和饥饿的人们提供救济，这令人感到沮丧。他声称，如果是前任总督小西奥多·罗斯福，会采取更好的应对措施。1930年在邻国多米尼加发生的圣泽农飓风中，政府采取了“动态和父亲般的”应对措施，相比之下，波多黎各总督的举措简直是“耻辱”：街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饥饿的人，看不到政府机构，红十字会什么也没有做，华盛顿对受损程度一无所知。巴利德朱里直言不讳地表示应该采取更好的措施：他是“这个有权要求得到更多关注和服务的人群中的一员，因为我们用血汗钱支撑着你假装领导的那个政府”。 “总有一天，你要向国家解释这场毫无道理的血腥渎职。”这一看法贯穿整封信。无论是否有理，巴利德朱里的控诉都表明，在他看来，政府毫无疑问应该承担起应对紧急情况的主要责任，救灾其实是个公共政策问题。 在波多黎各，风暴一直是生活中常见、尽管是间歇性的状况，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影响各不同。维克多克·克拉克在《波多黎各及其问题》（1930）一书中讨论了他所说的岛上农民对不幸的屈从。他认为农民屈从的根源可能在于奴隶制、封建主义或贫困，但他怀疑“可怕的周期性风暴带走了一切，人们的努力和聪明才智似乎化为乌有”，导致了“农民的被动无助”。 圣西普里安飓风之后，这种看法再现。巴塞洛内塔出现大量人口失业，制糖中心关闭，疟疾猖獗，建筑材料短缺。一位社会工作者写道：“我看到居民的乐观大大降低，他们意识到频繁的飓风是真正不可避免的灾难，重建家园、重新种植农场都是徒劳。”75面对反复无常的飓风，神的惩罚警告不再能解释这些顺从沮丧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态度已经慢慢世俗化了。市政府、慈善机构和慈善人士此前在救济中发挥主要作用，但如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似乎替代了这些地方和社区机构。 面对灾难，地方政府、机构和许多老百姓向岛上政府寻求救济，要求政府直接干预。一位有5个女儿的寡妇写道，260已故的丈夫是退伍军人，风暴过后，她没有得到任何退伍军人家属补贴，也没有从红十字会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她恳求总督办公室能够提供帮助。一位来自锡德拉的老妇人亚松森·克鲁兹也给总督写信，并在信上签了字、画上十字架、按下拇指印。她那5英亩的小农场被毁，丈夫生病了，还要照顾一个小孩，她要求得到300—400美元贷款，用来种植糊口的粮食，给家人一个安身之所。然而，这个小小的要求说明她已经深刻意识到，大家处境一样困难，不可能依靠邻居施舍，指望联邦政府救济也是件难事。“可以说，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没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公共灾难。”76有时也有控诉信。卡穆依的卫理公会牧师抱怨说，政府说用几天他的教堂收纳病人和穷人，但他们停留的时间远不止几天，但却没有要求天主教会提供同样的服务，红十字会也不愿配合解决这一情况。他怀疑救济中存在“政治偏袒”。77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现在觉得总督办公室理应解决风暴引起的所有问题。 越来越多的当权者觉得有必要关注这些求助，或者说这样做是有用的，有时甚至能取得意料之外的效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2年9月30日墨西哥妇女卡门·坎波斯给总督贝弗利手写了一封内容充实、感人至深的信。78她读到了有关风暴的消息，恳求总督将她的信交给弗朗西斯科·加兰·米兰达，她担心弗朗西斯科·加兰遇难或者受伤。“总督先生，您是唯一能告诉我家人下落的人，我100万次地恳求您。” 贝弗利总督将坎波斯小姐直截了当、有些私人的请求转交给执行秘书EJ萨尔达尼亚负责，要求萨尔达尼亚与警方联系，查明弗朗西斯科·加兰的下落和状况。萨尔达尼亚同时还负责风暴后其他事宜。10月14日，萨尔达尼亚回信答复，加兰还活着，没有受伤。收到这样的回复，卡门·坎波斯感激万分，261重燃热情和希望，然后她给萨尔达尼亚回了一篇悲伤的长信，解释说她担心弗朗西斯科·加兰其实是因为一段错误的恋情。她在信中描述了两人相爱的细节，还有加兰不再给她写信，她陷入了无边漫长的等待。信中她还向萨尔达尼亚倾诉了心中的失望和沮丧。 在政府全力进行救济工作，解决后勤需求、公共卫生威胁以及开展城市重建工作的同时，萨尔达尼亚没有搁置此事。他把加兰叫到办公室，要求他给卡门写一封信，解释是怎么回事儿。可惜的是，档案中没找到那封信。但萨尔达尼亚在公务缠身时，也没放弃给卡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请允许我提个建议，忘记这个加兰先生，忘记您与他曾经的恋情，因为梦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质内容，我们必须忘记它。加兰（意为‘勇敢’）本可以成为一个‘勇士’，过得更好，但现在他像一轮太阳，在黄昏中消耗自己的光芒……让灵魂怀有徒劳的幻想不值得。”最后，萨尔达尼亚说：“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如此美丽的事物，如此值得我们关注，不能浪费生命盯着无限地平线上灰色的远方。”这种慈爱的建议充满诗意，并非政府的常规反应，但现在已经融入了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责任中，也融入了普通民众与当权者之间日益增长的对话意识之中。 联邦政府对自然灾害的反应是1933年后波多黎各引入新政机构和计划的前奏，二者也有相似之处。79风暴造成的损失加剧了波多黎各一直以来的贫困状况，同时，在美国政府看来，提供紧急救济能削弱岛上棘手的民族主义运动。波多黎各原本的形象就是因贫困和缺乏“进步”而非常悲惨，需要实施恢复计划，而1928—1932年的飓风更是加深了这一形象。262他们需要政府直接参与应对飓风，并且波多黎各大部分居民也对政府的参与表示欢迎甚至是期待。有人宣称，持续的结构性贫困与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之间存在联系，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具有说服力。无论是像特鲁希略那样用西班牙语，还是国会中新政的主要支持者、威斯康星州自由派参议员小罗伯特·拉福莱特用英语，都证明了这个观点。 20世纪30年代，在圣胡安和华盛顿、里约热内卢和圣多明各，领导人阅读信件，向公众发表讲话，声称越来越重视代表人民治理国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关注寄往白宫的私人信件，阅读、回复时也展现出政府关照。80在政府处理的邮件和罗斯福的无线电广播中，政府解决灾难时期的个人困难都是一个重要部分，体现国家关心人民需求。但是，在这方面，美国并非唯一。正如我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波多黎各所见，国家在公共福利中的作用不再受到质疑。对灾难的应对也使政府有机会表达关切。 与其他具有潜在破坏性和危险性的自然灾害一样，18世纪以来，飓风越来越多地促使政府做出决策并寻求危机应对方案。特殊事件需要特殊措施。考虑到自然变幻莫测或是上帝旨意，臣民和后来的公民都希望统治者或国家面对灾难时能尽力提供预防、保护、救济或纾解。政治理论家将这一发展称作“灾难型国家”的兴起。81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不再将灾难视为主要是对人类罪孽的神圣审判，而是国家可以管理的自然现象。随着20世纪到来，263战争、疾病、经济灾难带来的威胁加剧，科技、通讯进步，政府和人民都开始呼吁扩大政府作用，建立“天佑之国”（providential stae），一个不仅在紧急情况下，而且在平时都关心和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政府。这将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承担起“灾难型”国家82的责任和职能。这种援助虽然是政府的道德义务，但并不主要依靠道德决定谁应该得到救助、谁不应该得到救助，而是因为这样的援助为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所必需。因此，这符合公共利益。这种帮助意味着国家有权为了它所认为的共同利益对公民进行监管。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政府概念仍在不断加强，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火灾、自然灾害、战争和流行病等紧急情况，与市场力量和经济周期导致的饥饿、失业和贫穷这些“正常”状态之间的区别被模糊了。 多年来，法律学者米凯莱·兰迪斯·道柏一直认为，“新政”和美国福利国家的起源可以在政府应对灾难和自然灾害的国会传统中找到，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却一直饱受争议。83国会多次对国内外的灾难做出前后不一致的反应，“为天意降临做慈善”，又经常不顾部分议员反对，而这些议员认为救济行动应该仅限于州政府、慈善机构或私人行动。84这种限制性观点有时会被带入讨论之中，但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国会为“共同利益”或“普遍福利”而支出的先例，或者这种援助可以被视为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就像1812年地震后送到加拉加斯的救济一样。传统的共和党人试图限制此类支出，或强调地方和私人对此类人道主义援助的责任。851929年后，由于大萧条、失业和干旱，共和党的尝试破产。这导致了道柏所说的“有同情心的国家”的诞生。 在这段政府责任不断变化的时期，如何区分无辜的受害者和那些由于个人决定和未能工作或储蓄而导致自身不幸的人，关于这个话题的辩论仍在继续。264道柏仔细阅读国会辩论以及罗斯福和小罗伯特·拉福莱特等新政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书中表明这些人不断强调在大部分困境中，救灾和福利具有相似之处。道柏说：“事实上，救灾是无数福利国家历史的明确特征，这样的话语是为了表明新政与联邦援助的先例是一致的，因此具有合法性。”8620世纪30年代新政的反对者也以类似的方式争辩说（正如自那以后批判政府援助的人所论证的那样），接受援助的人往往并非无辜的受害者，这会养成他们的依赖性。此外，社会根本无力承担新政援助的费用。要求救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最后，这些反对派认为，宪法限制了联邦政府如此使用资金的权力。 拉福莱特等人认为，“上帝的行为”与领导失败或经济崩溃之间虽然有区别，但二者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没有区别，对受害者来说，造成灾难的原因并不重要。在辩论中，一些国会议员注意到欧洲在援助经济受害者方面有所进展；但部分讨论围绕着不久前对1928年波多黎各的圣费利佩飓风的应对措施，和红十字会因这场灾害获得国会的直接拨款。然而，1932年，面对大萧条，红十字会不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参与解决，试图区分“自然灾害”和干旱、饥荒等长期危机，认为这些长期危机是由政策过错导致，因此不符合红十字会干预的条件。但是，面临世界经济危机，要进行或者捍卫这样的区分变得越来越难。 也许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政治文化背景也导致了对灾难和政府应对灾难责任的不同看法。首先，帝国主义和殖民条件本身就为政府转变其对灾害应对的态度打下了基础。265“白人的负担”或“文明使命”说辞一直强调被支配民族的自然依赖性，强调这些民族无能，因而需要帮助。既然他们无法自救，就需要帝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指引，而帝国实际上已经签订了无私提供帮助的契约。如若不然，帝国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就会受到质疑。考虑到英属和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欧洲殖民史，安的列斯群岛的待遇和其他帝国殖民地有所不同，但由于奴隶解放后群岛的人口组成和人口特征也有很大不同，因此这里的行政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也秉持同样的态度。不愿帮助“懒惰的当地人”，不愿助长其依赖性，来自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救灾报告充满了这种父亲般的关心和责任的语言。1898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归属美国后，美国情报人员的通讯中同样也使用了这样的语言。面对反复出现的自然灾害，向依附的殖民人口提供救济开创了先例，隶属于美国本土的人民陷入困境无法自救时，也可能获得同样的帮助。 1932年，罗斯福当选，设立了负责基础设施发展的机构并制定相关计划，这些基础设施将减少自然灾害对人们的影响，同时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此外，还设立了机构负责加强政府对各种危机和灾害的应对。有些机构，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专门负责减少生态威胁；其他的机构，如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和公共事业振兴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则负责改善洪水或土壤退化等环境条件。已有丰富的文献论述这一过程，其中一些文献将政府环保主义的起源追溯到新政。87这些计划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无论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有时也会产生负面结果和新的风险。 1. 北京大学出版社“理解文明·理解拉丁美洲”新品种； 2. 专业作者：耶鲁大学教授斯图尔特·B.施瓦茨撰写，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研究经验保证了本书的专业性和可读性。 3. 全新视角：不同于传统加勒比海历史的叙述方式，本书以飓风为切入点，深入探讨风暴如何影响并塑造加勒比海地区的民众生活。 4. 丰富内容：全书覆盖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公元2000年卡特里娜飓风的漫长历史，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5. 亮眼装帧：封面设计独特，管窥加勒比海飓风威力。 6. 专家翻译：外交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左晓园副教授精心翻译，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和流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