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学术史研究/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作者简介

龚龑，男，1972年出生于山东青岛，祖籍江苏。2009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博士学位。自此，一直供职于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文学”，现为副教授。曾出版专著《塞缪尔·约翰逊的道德关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在《国外文学》《世界文学》《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黄梅，195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退休）。论著有《灰姑娘梦的演变》（英文，在美国出版）、《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双重迷宫》等；译著有《浪漫派、叛逆者和反动派》（与陆建德合译）。

内容简介

绪言 有关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的文献资料，似乎不及塞万提斯或者列夫·托尔斯泰那般了无际涯。但是，自 1811 年出版以来，奥斯丁小说的影响一直在持续扩大，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更是成为风头极健的文化热点，相关论著层出不穷、不可胜数，说她方驾莎士比亚、比肩狄更斯，也不为过。 对于中国学者和读者，哪些有关奥斯丁的著作和论者堪称重要？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搜集、鉴别和运用第一手资料，参考书是必不可少的。“学术史研究”工作，离不开广义的校雠学，特别是版本、校勘和目录。1923—1951 年间，英国学者查普曼（R. W. Chapman）陆续推出了六卷本的牛津版《奥斯丁文集》（包括《次要作品》），用研究欧洲古典作家的方法来整理一位近代小说家的文本。这在英美文学史中尚属首次。该文集不仅为奥斯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引领了后来牛津版的“英语经典文库”。查普曼的贡献，举其要者，首先是语言上的勘校。早期版本算不上“麻抄本”，但错讹难免，需要细心和耐心来逐行披览、补苴罅漏。校勘之外，注疏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除了“注释”“附录”“人物索引”“总索引”和各种年表等一一备齐，查普曼还撰写短文、添加各种插图，介绍小说的历史语境。可以说，查普曼的笺注为奥斯丁小说的“入典”，创造了必要的外在知识条件。牛津版之外，最重要的奥斯丁小说版本，当属美国的诺顿版和英国的剑桥版。诺顿版的面世，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某些单卷本的编者在前言中声明，他们主要参照了查普曼的牛津版。除精校了六部小说的文本外，诺顿版还提供了“背景材料汇编”和“现当代批评选读”。此中的大多选文或者评述颇有代表性。自 90 年代开始，剑桥大学的托德教授（Janet Todd）担任总主编，组织了一个八人跨国学术团队，历时十余载，终于在2005 年推出九卷本的剑桥版《奥斯丁文集》（文本之外，还包括一卷《语境中的奥斯丁》）。在某种程度上，此“国际版”依旧贯彻了查普曼的编辑原则。目前，属于文字勘校的工作，似乎已经大体完成了，学者们开始进一步注意更细致的问题，比如标点符号的取舍等。这些细节有时也的确关乎理解。句读之不知，绝非小事，信然。 再来看奥斯丁批评史中的“目录学”。顾名思义，“目录”的“目”是指书名和篇目，而“录”（或者“叙录”），则是指对所校图书或所辑篇目的某些介绍，比如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材料内容的撮要，甚或耙梳学术源流、判定图书价值等。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奥斯丁的研究书目不外乎两种，即 1929 年的凯因斯（Sir Geoffrey Keynes）本和 1953 年的查普曼本。凯因斯所列篇目远不够周全，许多博士论文均不见于其中。在书名和篇目之后，查普曼本一般不给出摘要（所谓“既条既撮”），而是从中遴选某些原文或者只言片语。其中，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选文，颇为详尽，而对早期学者拉塞尔斯（Mary Lascelles）的专著，竟一句话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病床上感叹道，《傲慢与偏见》中“没有关于法国革命的忧虑，也全无拿破仑战争带来的苦苦挣扎”。今天的编者未必会收录此等杂感，查普曼却情有独钟。1982 年，美国人吉尔森（David Gilson）出版了《奥斯丁研究书目》，胪列了近至1978 年才进入公众视野的最新资讯。作者介绍了最早的美国版奥斯丁小说，如极为罕见的 1816 年费城版本《爱玛》，详尽列出奥斯丁小说的各种外语译本，兼多种续写本，甚至还有基于小说改编的音乐喜剧、情景剧等。这本书的“传记和批评”部分占了二百多页（第 463—738 页），可惜也没有摘要，更不见吸引读者的有趣选文。 前面说过，“录”的基本内容是对所辑篇目加以介绍。迄今为止，最为完备、详尽的要算罗思（Barry Roth）与人合著的《奥斯丁研究目录》（1973）。他们几乎穷尽了 1952 年到 1972 年间的全部研究资料，共计794 种文献。罗思将这些篇什分成三部分（专著和论文；博士论文；简短论述），大致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索引部分又被进一步分为“作者索引”“小说（六部主要作品和次要作品）索引”和“主题索引”等。本书不愧为“加注的书目”（annotated bibliography），大部头的专著自不必说，连论文集中的单篇文章，都一一辑录撮要。在编写读者面前的这本《奥斯丁学术史研究》时，我们尽可能阅读一手资料，但某些难以得到的篇目，也只能从罗思那里获得二手信息。值得一提的是，罗思还独自完成了另外两部奥斯丁研究书目，时间跨度分别为 1973—1983 年和1984—1994 年。当然，若能将这些出版物统领起来，做出些许高屋建瓴、有的放矢之评价，写就一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叙录”，至少对于本书的写作而言，就更有意义了。前面提到的剑桥版《奥斯丁文集》大抵做到了。在这套集子中，每一册（六部小说外，还有《少年习作》和《后期手稿》）均由国际知名的奥斯丁专家来编辑校订，都冠以一篇高质量的“文献综述”。《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综述，出自澳大利亚学者威尔特希尔（John Wiltshire）之手，《理智与情感》的，则由科普兰（Edward Copeland）执笔。他们不仅遴选重要论著，简要阐明各篇目的旨意，还能“爰定部类，以见源流”。与之颇为相类的，要算兰丁夫妇（Laura C. Lambdin and Robert T. Lambdin）著的《奥斯丁研究指南》（2000）。两位作者也是以单部小说为线索，遴选 200 年以来的重要批评文献，专著之外，更有单篇文章，其收纳之数量，远超过剑桥版。 另外，格雷（J. David Grey）主持的《奥斯丁指南》和托德主编的《语境中的奥斯丁》，也是我们案头必备之书。其中都有英美奥斯丁专家撰写的综述文章（共计 6 篇），均将 200 年的奥斯丁批评史分作三个时段来单篇加以梳理。我们从中受到很多启发，在本书中也尝试将英美等国的奥斯丁学术史分为三个时段来讨论。 当然，本书的“三段论”是以我们的理解判断为基础，并适当侧重梳理当代学术现状，而非对外国著述亦步亦趋。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面向英语文学专业研究人员和普通文学爱好者的中文奥斯丁学术史（或称“批评史”）研究读物。我们希望在资料梳理和论述阐发等方面，既能做到比较周全中肯，又能照顾中国学者的视角和独立见解。因此，除了重视上述参考书提供的基础知识，我们也尽可能从国内外学者那里收获“言传之教”。前面提到的剑桥版《奥斯丁文集》总编辑托德，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审布里女士（Linda Bree），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的萨瑟兰（Kathryn Sutherland）教授，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英语系主任穆兰（John Mullan）等，都曾接受我们的专访，并一直用电邮与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积极为我们的学术史写作建言献策。老一辈专家朱虹先生选编的《奥斯丁研究》（1985）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大量可以信赖的译作。来自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的一些同行们，曾定期召开正式会议和非正式座谈，就有关问题深入讨论，提出种种建议和批评。 谨此向所有支持、帮助过我们的同行们致以谢忱。 奥斯丁小说的影响一直在持续扩大，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更是成为风头极健的文化热点，相关论著层出不穷、不可胜数，说她方驾莎士比亚、比肩狄更斯，也不为过。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面向英语文学专业研究人员和普通文学爱好者的中文奥斯丁学术史（或称“批评史”）研究读物，力图在资料梳理和论述阐发等方面，既能做到比较周全中肯，又能照顾中国学者的视角和独立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