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上下）/经典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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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5年(一说前135年)，在今天陕西省的韩城(汉代左冯翊夏阳) ，诞生了一位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学之父的伟人，他就是《史记》的作者、 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的远祖是以“世序天地”、“世典周史”为职业的，到东周惠 王、襄王时，这个家族开始散居于各诸侯国，从此失去典史职业达四百余 年之久。从直系近祖司马错开始，这个家族主要从事军事和经济职业，司 马错和其孙司马靳都是战国时期秦国名将，军功卓著；司马靳之孙司马昌 为秦时铁官，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则为西汉初年长安城分管一区商业的市 长，都是主管经济的官员。远祖的典史之职为司马迁父子所继承，而近祖 的军事和经济经历则丰富了他们作为史学家的素养。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即司马无泽之孙)，是西汉一代学者、杰出的史 学家和思想家。他从小仰慕远祖“世典周史”的职业，立志要远绍祖业， 重振这个久已失传的家学。他勤学多闻，依靠自己的才学，于汉武帝建元 年间(前145—前135)步入仕途，开始做太史丞，后来升为太史令。汉代太 史令主要职责是掌管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和档案文书，同时也实录大事。 但是，司马谈却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他要以撰写古往今来的历史为己 任。为此，他拜师求学，《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 《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与黄子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 大学问家，司马谈向他们求学，当然是为论载历史做知识储备工作。同时 ，司马谈还注意利用史官的身份收集天下逸文故事，研究先秦诸子百家学 术和古往今来的历史，为论载历史做资料储备工作。从后来成书的《史记 》的实际创作来看，司马谈确实做了大量的初创工作。他发凡起例，对《 史记》的五种体例都有不少成篇的作品，这一点已为后人所认可。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论载 历史的梦想未能在生前得以实现。因此，他临终嘱咐司马迁一定要接任太 史令，希望儿子能像周公、孔子那样重视论载历史，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建立起扬名后世的伟大功业。 司马迁自幼就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这 里的“古文”，《史记索隐》引唐人刘伯庄的说法，认为是指《左传》、 《国语》、(《世本》等书。诵读这些记述历史的“古文”，无疑为司马迁 日后成长为杰出的史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岁时，在父亲司马谈的精 心安排下，司马迁进行了一次远游，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 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 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足迹 踏遍江淮各地，历时长达数年之久。这次远游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今 后论载历史做实地考察工作。王国雏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中将之称为 “宦学”。司马迁这次“宦学”，不但增长了见识，拓展了视野，而且还 收集到了很多宝贵的历史材料，这些都对后来《史记》的撰写成功产生了 重要影响。 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年一前117年)，司马迁师从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董仲舒和孔安国，主要学习《公羊春秋》和《古文尚书》等儒家经典，从 日后成书的《史记》可以看出，这两位汉代大儒对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影 响是很大的。 大约就在这时，司马迁开始步入仕途，做了郎中的官职。元鼎六年(前 111年)，司马迁以郎中身份随从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这 既是司马迁参与的一项重大的军事活动，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实地考察西 南夷地区的大好机会，对以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写作成功有很大影 响。自从司马迁做了郎中以后，曾多次扈从汉武帝巡幸各地，这不但使司 马迁因此得以对汉武帝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也对汉王朝的封禅活动有更 多的直接体验，这就为以后《史记》的《今上本纪》和《封禅书》的写作 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汉初太史令为世 袭官职)，开始“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撰写《史记》。 当时汉武帝正准备修改历法，由于掌理天文星历是太史令职责所在，司马 迁也参与了修历活动。太初元年(前104年)，新的历法修成，这便是西汉著 名的《太初历》。修历活动对《史记》的撰写计划有一定的影响，原来司 马谈打算将《史记》的下限“至于麟止”(鲁哀公十四年获麟是《春秋》绝 笔之年，汉武帝元朔七年也恰好获得白麟，司马谈便效仿《春秋》故事， 以此年为《史记》绝笔之年)，由于修历是盛世之举，司马迁以能有幸亲身 参与而引以为自豪，这促使他决定要将《史记》写作的下限改为“太初而 迄”。在司马迁看来，将《太初历》的修撰载入史册，这既是史官的职责 ，也是司马迁的骄傲。 修历工作结束后，司马迁续撰写《史记》。到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 )，经过数年的撰述，《史记》正值“草创未就”之时，不曾想司马迁却在 这个节骨眼上突遭飞来横祸，他因受李陵案的牵连而被逮捕入狱，处以宫 刑。 事情缘由是这样的，天汉二年，汉武帝下令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 三万人北击匈奴，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为策应偏师。李广利乃汉武帝宠姬、 倾国倾城的美女李夫人的哥哥，他以外戚受宠，其实只是一个庸将，汉武 帝此次派他北击匈奴，目的是想让他借此立功增封；李陵乃西汉名将李广 之孙，平生行事有乃祖之风。大军出发后，事态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 率领主力军队北伐的李广利，没有遇到匈奴的主力，却竟然损兵折将而返 ；而率领五千策应偏师的李陵，在深入敌境后，却遭遇到了匈奴单于亲率 的八万骑兵主力的重兵包围，李陵且战且退，经过十余天的激烈战斗，消 灭匈奴兵一万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在距离边塞仅一百多里的地方全军覆 没，李陵投降匈奴。事后廷议此事，朝中一些人将兵败的原因归罪于李陵 ，司马迁同情李陵，认为这些议论有失公正，便向汉武帝坦率地说出了自 己的看法： 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能过也。身虽 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 足以暴于天下。(《报任安书》) 汉武帝起初是接受司马迁的看法的，并且还派公孙敖率兵深入匈奴境 内，以迎接李陵归汉。公孙敖在边境候望一年多，没有等到李陵归来，便 谎报李陵为防备汉军北伐，正在训练匈奴兵。汉武帝得知此情，非常气愤 ，不但族灭了李氏一门，为李陵申辩的司马迁也被以“诬罔”罪逮捕入狱 。按汉律，“诬罔”是一种死罪，若想免去一死，可以纳钱五十万赎死， 或者接受宫刑。司马迁虽说出生于书香门第，却只是一介寒门书生(太史令 的品级不过六百石)，家里自然拿不出钱来赎死罪，剩下的就只有或接受死 刑，或接受宫刑。这使司马迁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接受宫刑，这对士大 夫而言是一种奇耻大辱，生不如死，接受死刑，则意味着《史记》将无法 撰成，他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两难相权。司马迁最终选择了 宫刑。司马迁在后来写的《报任安书》中是这样说的，“人固有一死，或 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把撰写《史记》看作是重于泰山的事业，如 果因受李陵之祸而毫无价值地死去，这就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 异！”这样的死是轻于鸿毛的。 当然，被处宫刑对于司马迁的身心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他说：“太上 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绌体受辱，其 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 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报任安书》)在这里，司马迁一口气 说出了人生十大耻辱，而腐刑(即宫刑)则是十种耻辱中最大的耻辱，一个 “极”字道出了司马迁这种极度痛苦的心情。也正因此，司马迁在受刑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一直处于极度恍惚之中，“肠一日而九回，居则 忽忽若有昕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每想到此事，“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也”。 不过，司马迁既然勇敢地选择了官刑、选择了生，也就不会被这种奇 耻大辱所击倒。相反，逆境更加激发了司马迁发愤著述《史记》，以成就 这一扬名后世的事业。为了勉励自己发愤著述，在《报任安书》中，司马 迂一气列举了数位身处逆境而发愤成就事业的先贤圣哲，他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 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 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这里，司马迁既是抒愤，也是自况，他要以这些先贤圣哲忍辱负重 而成就功名的事迹为榜样，来激励自己发愤著述。《史记》一书对那些身 处逆境而奋发有为、成就功业的人，每每总是给予赞许、表示敬意的。如 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对越王勾践国败受辱后卧薪尝胆，十年教 训，十年生聚，最终发愤雪耻，灭掉吴国而称霸中原，给予了赞许，称其 “有禹之遗烈”；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对楚大夫伍奢、伍尚父子 遭奸人迫害致死表示同情，认为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而助吴破楚是弃小义 而雪大耻，许之以“烈丈夫”，如此等等。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司马迁出狱，开始了他后期的《史记》撰写 工作。《史记》究竟完成于何时，由于史无确载，现已不得而知，据推算 ，应该大约在公元前90年，也就是司马迁写《报任安书》的时间。司马迁 这封书信是对三年前他的好友任安写给他的一封书信的回复，当时任安担 任益州刺史，看到司马迁出狱不久就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他为好友由 衷地感到高兴，便写了这封信，鼓励司马迁“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希 望他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然而任安并不了解司马迁当时的心情，或许在 别人看来，中书令是掌管机要的近臣，能获此官职是一种荣耀，但在司马 迁看来，担任这种本由宦官充任的官职，对他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更不 要说借此身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了。也正因此，当时正埋头于《史记》撰 述的司马迁并没有给任安回信。三年后，《史记》的撰述大概已经完成， 司马迁终于成就了自己的泰山事业，而此时的好友任安却因太子事件而被 捕入狱，被处以死刑。司马迁觉得该是给任安回信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 这一千古名篇《报任安书》。在这封书信里，司马迁尽情地向任安倾诉了 自己多年积压在心中的郁闷，其言辞如诉如泣，慷慨悲凉。在这封书信里 ，司马迁以当代孔子自居，而称被汉武帝处以死刑的任安为“智者”，这 其中的隐含讽喻不言自明。书信寄出后，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也就从此销 声匿迹了。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