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店(2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十里店(2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作者: (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译者:安强//高建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9.00
折扣购买: 十里店(2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ISBN: 9787208069282

作者简介

大卫·柯鲁克,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40年在中国成都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伊莎白相识相爱。随后二人在伦敦结婚,伊莎白加入英国共产党。1947年,柯鲁克夫妇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回到中国,对中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了极有社会学价值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与《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必读书。1948年,应中共方面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

内容简介

共产党来到以前,十里店就在这种畸形状态中跛行。长期以来,土地就 被不经济地分割成了小块。因为根据中国的继承传统,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 之间平均分配。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土地分散的困境,大多数地主和富农竭力 靠做买卖和放高利贷来增加收入。每一代人因袭的目标就是靠购买、占据抵 押品和别的方法增加家产,使儿子们继承遗产时,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像 他父亲继承遗产时一样多的财产。由于高利贷(由雇用的流氓恶棍之流掌管) 可以获得比搞生产高得多的利润,因此,它就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行的 办法。因而捞取高额利息被认为是效忠于家室的德行。 这种以资本去放高利贷,而不去发展生产和建设的做法,不仅严重地损 害了早已停滞了的经济,而且,助长了村中损人利己的歪风。为了生存,人 们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这种竞争毁掉了真诚的互助精神。 1940年,日本军队在洛河流域进行了扫荡,烧杀劫掠,赶走了当地的国 民党政权。日本人来到之前,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一直来往不断地驻扎在十 里店。当他们逃到武安县城时,在老乡们记忆中留下的只有这些国民党军队 犯下的野蛮罪行,而没有任何抵抗侵略者的事迹。尽管日本军队从未占领过 十里店,但是,在一次扫荡中,他们洗劫了这个村庄,杀害了十个老乡。 随后,就像农民说的那样:“西边出了太阳。”共产党领导的一队队的 八路军,从位于太行山的心脏地区的根据地向东开来,组织农民起来自卫。 1942年至1943年,正当对敌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闹起了饥荒。多少年 来,饥荒是中国农村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它给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带来死 亡和瘟疫,又使更多的人沦为乞丐。它使农民家破人亡,父母因为不愿亲眼 看到亲生儿女被活活饿死,而被迫将他们卖掉,送人,遗弃甚至弄死。 1942年至1943年的饥荒是历史上罕见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邻近地区的 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其规模和惨状更是笔墨难以形容。然而,共产党人号召 农民动员起来战胜天灾和敌人。正是在这场与可怕的灾难所作的斗争中,新 成立的农会在村中成了最有力的群众性组织。在第一次大的运动中,即“挖 掘地主藏粮”的运动中,农会胜利了,大大地减少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 牟取暴利的行为,并给急需的群众分配了胜利果实。这场斗争加强了贫农与 中农之间的联系。这种经受过锤炼的团结,为农民掌权的最初尝试奠定了基 础。 然而,这些最初的步骤是在灾情最严重的关头采取的,它们减轻了某些 痛苦,但是不能根除苦难。一些人仍旧讨饭,卖儿卖女,上吊自尽。在十里 店400多户人家之中的49户,59人终于饿死。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彻底改革,显然是关系到生 死存亡的大事。因此,毫无疑问,正是贫农与中农才最紧密地团结在新建立 的地下党组织周围,而且,党在以后领导的历次改革运动中,也正是从他们 之中吸收了新鲜成分。20世纪40年代初,在组织群众战胜了天灾和日本侵略 者以后,共产党制定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赋税按比例地在 占人口30%的富户中征收。这样,就免除了70 9/6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 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运。许多农民头一次发现他们有足够的种子 播种了,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在粮价最高的时候向人家借种下地,而在收 获季节,在粮价最低的时候还账。通过这一简单而又彻底的改革,一下子免 掉了农民负担的债务。 随后的历次运动,主要目的是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和人力去增加生产和 支援前线,先是抗日,后是反蒋。对于西方人士来说,这些运动的名称听起 来非常奇特——“查黑地运动”,“填平补齐”、“挖防空洞”。然而,这 些丰富多彩的新旧中国语言的混合物,形象地体现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实质。 在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农民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 会。从本质上说,这种新意识来源于阶级的划分(或划“成分”)。中国共产 党关于划分阶级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追溯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此后, 虽然作过某些细微的修改,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或贫农的基本原则,是 始终不变的。阶级成分是根据是否自食其力、剥削他人或自己受剥削而定。 在旧社会,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压迫者的仇恨,通常会突然爆发出来 ,但是,最终却表现为对个别地主或富农发泄个人不满和仇恨的徒劳情绪。 宗族关系以及其他种种陈规陋习常被用来掩盖阶级冲突,然而,这种对压迫 者的仇恨在中国农民的心底仍然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共产党人并没有引进 阶级斗争,他们只是设法引导农民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进而以此解放整 个国家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改革的产物,一个新阶层——“新中农”出现了。当 我们到达十里店时,村里大约1/3的农户由贫农和雇农上升到“新中农”之 列。贫农仍然占全村总农户的1/3,但他们都有了土地。尽管财产很少,生 活大大低于普通标准,但是,他们总算可以生活下去了。而且,债主或地主 家的狗腿子上门夺走他们仅有的门板、被子、饭锅或瓦罐等等的威胁也不再 存在了。原先的地主和富农,如今只占有他们自己过去占有的土地的1/6。 在十里店,再没有靠剥削他人为生的人了。 十年时间,对于造就这一切说来,并不算长,特别是处于外来侵略和内 战之中,就更是如此。困难是巨大的,错误是难免的。但是,首要的任务完 成了,封建主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无论到哪里,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土地所有制的改造,进行了深 刻的社会与政治变革。通过互助组的形式,劳动力初步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农民受到鼓励,一组一组地自愿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共同使用农具和牲口 。在十里店,为发展农业生产,组织起了互助组;为当地土布着色而开设了 染坊;并在村边半里路的地方烧起了石灰窑,等等。所到之处,我们都看到 了这种合作的办法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它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如社会、政治和 教育所产生的有益影响。由于缺少资金而在冬季常常发生严重萧条和无活可 干的现象,而今也正在消失。 一些旧风俗,不是正在消失,就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祭祖不再是村中常 见的活动了。封建家长制正在被削弱。由村政府收税,村办小学开课,新成 立的互助组解决农忙季节老乡缺少劳力和牲口的问题,以及在农闲季节筹集 副业资金的问题,因此,宗族组织再也不能标榜自己的作用了。对宗族的忠 诚开始让位于阶级的团结。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农民对旧的权力结构的憎恨 上,而且表现在对领导他们摧毁旧势力的共产党的坚定信赖上。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