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精)

作者简介

马修·雷伊，法兰西公学院副教授，法国东方研究所当代研究中心主任，重点研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他亲眼目睹了叙利亚危机的发展，并在许多出版物中进行了分析，还发表过演讲并发表了关于中东选举、发展政策、冷战的文章

内容简介

哈菲兹·阿萨德将军留着他引以为傲的小胡子，头发梳成普通的波浪形，他的这些外貌特征成为政府的新形象，而这个政府能否长久持续下去，当时没有人知道。单从外貌上看，哈菲兹·阿萨德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在经历了军事飞行员的培训学习后，他于1956 年起担任叙利亚空军飞行员，并于1958—1963 年参与数次政变，在复兴党组织中成了一个隐秘的幕后领导人，40岁时他庆祝了自己在叙利亚的崛起。1950 年，他与阿妮莎·马赫卢夫（Anissa Makhl?f） 结婚，二人育有5个子女。40年前（1830），他出生在卡尔达哈一个坐落于阿拉维山脉的小村庄。阿萨德经历的许多战斗教会了他谨慎和忍耐，现在，他可以利用这些品性来建设属于他的政权。 自1949年以来，叙利亚不断增加的政变表明，通过武力获得的权力是多么脆弱。哈菲兹·阿萨德上台后，立即采取措施压制他的政治对手，以及那些可能会推翻政府当局的机构（穆哈巴拉特） 和组织。为此，他选择采用一种合议的策略，这种策略虽然事先未经 充分考虑，但在接下来的25年里却成为一种常态。这也是对叙利亚长久以来权力变动不断适应的结果。如此，阿萨德的身边环绕着他的亲信，这些人大多在之前的战斗中成名，且对阿萨德十分忠诚。阿萨德提拔他们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并确信他们不会背叛自己。从官邸的理发师到空军情报负责人员，皆是如此。 阿萨德政府的权力系统是以环环相扣的权力圈子为基础形成的。在顶部，哈菲兹·阿萨德的身边聚集了他所信任的人，如担任外交部长多年的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负责空军情报部门的穆罕默德·库利（Muhammad Kh?l?），以及负责军事情报部门的希克马特·希哈比（Hikmat al-Shih?b?） 和阿里·杜巴（‘Al? D?b?）。他们每个人又都与其他的权力层相联系，形成了同样多且复杂的权力圈子。 这个中央权力圈子通过毛细血管式的权力网络覆盖了整个叙利亚。他们的周围都是可以信任的人，这些人本身就能吸引来更多的支持者……这些关系可以通过某些政治头衔和职衔（陆军将军、旅长） 正式确立，也可以是非正式形式的。比如，将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可能在阿萨德政权的系统中更为重要，因为他可以直接接触到国家元首或政权的主要人物。于是，每个政治人物都能在多个领域发挥其能力。在所有的这些关系中，人际关系最为重要，而后者的选择最终则取决于邻近原则（如所在团体、所在村庄等）。 阿萨德政权的这个严密的统治系统建立在所有领导人极其细致的日常管理基础上。哈菲兹·阿萨德经常告诉他身边的人，自己能记住每个人的过往经历，知道所有行动的具体情况，并根据他收到的报告内容来决定对之进行严厉惩罚或者宽大处理，这意味着他要花不少的时间在个别事件的细节上。正是由于阿萨德的这种谨慎态度，这个统治系统才不会出现失误。此外，选择有才干并且忠诚于他的人，遵循每个人的行事节奏，了解每个下属的具体情况和背景，仍然是阿萨德创立的政府的一贯做法。然而，阿萨德政府仍然需要对政府运行的程序、方式和后续行动保密，以防止遭到潜在政治对手的反击。 1970年，阿萨德政府创建的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欢迎。在前一个统治集团犯下罪行之后，在前任政府各部门人员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之后，新的阿萨德政府表现出的谦逊态度，实用主义的作风，以及它一上台就宣布的开放政策，让人们觉得叙利亚有希望迎接一个全面和解的新时代。在执政两年后，阿萨德政权显示出走向自由化的迹象。全国进步阵线（Front National Progressiste） 召开的会议上允许复兴党之前的政敌发声，叙利亚共产党、纳赛尔派和叙利亚人民党都再次得到了发声的机会。 上述阿萨德政府的权力安排，突出了政府的另一面。除中央的保密性和非正式性外，中央政府还在让人们默默接受国家权力分配的基础上，不断努力地将自身整合为一个整体。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权力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保住自己的职位。此外，与持异见的人进行政治对话的做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分裂了那些赞成和反对加入全国进步阵线的党派。除整合政府外，阿萨德政府的权力安排也扩大了全国进步阵线潜在人员的来源。全国进步阵线未必有明确的特权，但它成了政权的人才库，政府可以从中挑选官员来为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中央各部门等机构服务。这种来源有限的、非正式的、保密性强的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和机构，又为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稳定性。 在农村以及中小城镇，主要有三位政治人物代表阿萨德政府进行地方管理。各地方情报机构穆哈巴拉特的负责人仍然是将政府决策推行于地方的保证。他们的权力主要取决于其所在省份的战略地位、情报线人的分布密度以及其所在省同首都之间的联系。穆哈巴拉特根据政府的授权对土地纠纷、婚姻和离婚案件进行仲裁，干涉家庭事务。此外，我们应该考虑到各地的省长和地方政党的领导人，二者都可以作为联系起地方和中央的潜在中间人。正是阿萨德政权实行的权力委托下放原则，使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作为回报，他们帮助复兴党的领导人将其政党建设成为一个拥有数万名党员的群众性政党，自己则作为地方管理的负责人，成为中央政府规划和决定的直接执行人。在掌握政权最初的几年里，阿萨德通过走访全国各地来听取人民对国家的不满。他在叙利亚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全国巡访，在那些偏远地区停下来倾听人民的心声，展示他自己。在巡访的场合中，他向德鲁兹派领袖苏尔坦·阿特拉斯致以崇高的敬意，弥合了后来更名为杰贝尔阿拉伯（Jebel al-arab） 的叙利亚南部山区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长期裂痕。由此，德鲁兹地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他 们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荣誉和尊重，并保留了某些职位，代价是放弃那些关键的政治职位。这一方案确保了德鲁兹派这一少数群体重新长久地融入叙利亚国家组织之中。更广泛地说，这次的全国性巡访活动，为阿萨德将军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权基础。 新领导层掌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放国家的经济活动。他们结束了对进出口许可的严格控制，降低银行的国有化程度，放开了零售贸易，限制之前那种苛刻的土地改革标准，所有这些措施，都给人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已经过时的印象。这些措施的实 行，是新政权在向叙利亚商界做出承诺，因为商界的人们已经被上届政府的行为激怒了。相比之下，在边境或拉塔基亚省等战略性地区，政府官员，甚至是总统办公室，依然控制着土地的授予、分配和再分配的权力。然而，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质疑各种产品所获得的补贴，这也导致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一开始就染上了指导经济的色彩。 这些措施的实行，为新总统和为他欢呼的群众提供了举国同庆的机会。开到阿勒颇的汽车，大马士革居民肩上高高竖起的总统像，为欢迎总统到来而聚集的人群，都是愉快欢庆的标志。 哈菲兹·阿萨德致力于在叙利亚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1973年初，宪法文本在正式颁布之前进行了讨论。但是，文本的宣布在叙利亚国内引发了围绕国教问题的动荡，并在哈马市引发了骚乱。抗议者认为宪法的第一个表述版本才是正确的，因为其中提到了国家 总统是穆斯林，而伊斯兰教法法基赫是宪法立法的来源。另一方面，在全国进步阵线内部，复兴党保留了领导者的角色，其他党派的行动自由则受到了限制。这一宪法文本的颁布结束了临时政府时代，并使国家权力制度化，尽管其运作仍然是非正式的。宪法的颁布还伴随着地方议会（maj?lis mahl?ya） 的设立，未来将由地方议会来负责与行政当局协调政策。然而，对于在“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 中担任国防部长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来说，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洗清叙利亚在那次战争中的耻辱，从而使他的政府完全合法化。 在阿萨德掌权几个月后，叙利亚就开始一步步迈向“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这一战争也因其爆发时间而被称为“赎罪日战争”。［14］ 阿萨德联络了埃及新的国家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Anouar al-Sadate），萨达特也希望为苏伊士运河上爆发的消耗战找 到解决办法。此外，萨达特还希望改变埃及当前的国际同盟关系，在他看来，这是对抗以色列并取得政治成功的唯一保证。通过驱逐苏联顾问，同时与叙利亚和美国取得联络，埃及的这位总统希望对叙美两国进行安抚，并尝试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以战争胜利者 的身份为他的人民在国际上发声，从而结束与以色列的斗争。与此同时，叙利亚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准备。 对阿萨德来说，叙利亚在1967 年战争中的失败有一个新的释：一切都是阴谋诡计的结果。因此，叙利亚必须武装自己，装备军队，训练兵士，让他们做好应对战争冲击的准备。以下这些数字凸显了叙利亚军备的增长。叙利亚在1967年的兵力为4.5万人，到1973年则超过了20万人。［15］ 配备的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是为了保护叙利亚士兵在戈兰高地的顺利推进，空军的伞兵也完善了他们的战术，以便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能迅速占领战略要地，如位于以色列军队侦察范围内的黑门山（Jabal al-Shaykh）。叙利亚的空军、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是其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这种军事力量上变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军队政治立场的中立化。自1963年以来，叙利亚军队已经历了多次变化和重组，最终，哈菲兹·阿萨德获得了军队中大部分指挥官的忠诚。他赦免了军队中那些穆罕默德·乌姆兰或贾迪德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对他全身心 的忠诚和奉献。萨拉赫·贾迪德被长期监禁在梅塞监狱，乌姆兰也在从贝鲁特返回叙利亚后发生了意外，这些事件都让那些潜在的反对者打消了继续制造事端的念头。此外，军队中兵员人数的增加也无意间使得军队无法轻易地再发动起义和政变行动。一场4万人发 动的政变，意味着需要几百名军官的共同谋划；在40万的总人口中，必须有几千人在不引起情报机构注意的情况下彼此串通一气。 1973年10月6日，一场水陆两栖的军事行动将埃及军队带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他们越过并攻占了以色列在那里布下的“巴列夫防线”。在这场军事行动中，待在军事指挥所的阿萨德将军派出了他的伞兵突击队，他命令军队全面开往前线。在戈兰高地，1400辆坦克配合部队一同作战，他们必须突破以色列的防线，才能到达提比里亚湖。面对来自加利利平原的以色列军队的威胁，叙利亚军队的动员迅速而全面。几个小时后，叙利亚军队的预备役人员就到达了前线。这场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从10月8日开始，叙利亚军队开始遭到以色列的反攻。到了10月10日，除黑门山上的军事据点以外，以色列军队夺回了他们最初失去的所有领土。叙利亚迅速请求埃及军队继续向西奈半岛前线施压，但以色列军队已经越 过叙利亚和埃及1967 年“ 六日战争” 之后的分界线（即“ 紫线”），开进到了距离大马士革仅40千米的地方。 面对叙利亚军队的撤退，埃及军队被迫继续向前推进。在此期间，在美国的持续援助下，以色列成功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在南部前线，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 率领以军成功地在苏伊士运河的另外一个侧面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并从后方袭击埃及第三军，致使埃及的两支主力军队面临被包围的威胁。就像在以往几次阿以冲突危机中一样，当苏联宣布其军队开始局部动员时，各个大国陆续敲响了结束冲突的警钟。在战争的最后几小时内，叙利亚军队失去了黑门山的阵地。最后，叙利亚没有占领任何之前的失地，大批难民却涌入郊区乌塔大马士革和贾拉马纳（Jaramana） 周边地 区的村庄。虽然哈菲兹·阿萨德向敌人发起了挑战，但并没有取得 什么军事上的胜利。不过这一军事行动的尝试足以赋予他的政府一 定程度的合法性。 1. 国内少有的对叙利亚近现代历史进行分析的图书，其时间段一直延续到当下，通过对叙利亚国家诞生的分析，不仅解释了当代叙利亚的基础，也揭示出叙利亚动荡的根源之所在。 2. 详细展示了叙利亚因为社会、地理、政治和民族的分歧而产生的各种力量——奥斯曼、埃及、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势力，以及各地方精英力量的交锋，以及叙利亚独立后建立国家宪政的尝试，以及为何最终军人掌握了政治话语权。 3.叙利亚的故事，既是一部人类的迁移史——乡村如何围绕城市产生，城市如何兴起和发展，游牧世界的边界又如何逐渐地缩小，也是一部国家形成的历史——随着人类的迁移活动，不同的人类定居点逐渐连成了网络，加之内外力量的此消彼长，一个独立的国家空间最终形成。4.这本书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这个国家，从奥斯曼帝国时代到2011年革命，这个国家先后采用了各种宪法公式和政府模式，但其发展进程被无数次戏剧性地中断和左右。叙利亚的历史也是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