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春秋集解》与《诗集传》研究

作者简介

刘茜，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考古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曾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遗产》、《中国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专著多部。

内容简介

绪论 苏辙，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卒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十九，与其兄同登进士。元丰二年（1079），其兄因“乌台诗案”下狱，辙受累，贬监筠州盐酒税。哲宗年间，苏辙受召返回京师，迁至右司谏、户部侍郎等职。哲宗亲政后，屡遭贬谪，辗转于筠州、雷州、循州等地。徽宗继位，苏辙获赦，后闲居颍川，卒年七十四，谥号“文定”。苏辙与其兄苏轼的政治遭遇颇为相似。苏氏昆仲一生可谓宦海沉浮，但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就了二人学术上的成功。兄弟二人的经学著作均成于谪居时期。苏辙致力于《春秋》学与《诗》学的研究，谪居高安期间即着手撰著《春秋集解》《诗集传》，于元丰二年初成。其后在谪居筠州、雷州、循州及闲居颍川期间，苏辙对其仍增删不辍。其兄则完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这五部传著集中代表了苏氏昆仲的经学成就，也是蜀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苏辙的《春秋》学与《诗经》学作为研究对象。 北宋初年，经学进入变古时代。汉唐建立的经学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皮锡瑞引王应麟《困学纪闻》云：“自汉唐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为土埂。”皮氏评曰：“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庆历年间（1041 —1048），旧有的经学研究体系渐趋瓦解，新的研究体系正在酝酿，宋儒的研究取向决定着宋代学术发展的根本方向。 《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在本质上取决于研究方法与对《春秋》“经”“史”性质的认识。汉代以后，儒者在研究方法上对前儒成果多采取专守一家、力诋他说的做法，对于《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更是各执一端、相互攻讦。苏辙《春秋集解》则提出了“择善而从、取舍由经”的治经之法，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春秋》学做了重大改革，纠正了“牵经以就传”的弊端。在《春秋》“经”“史”问题的处理上，苏辙继承其父苏洵的“经”“史”相资的观点，采取了梳理史实与阐发义理相结合的阐释模式，不仅革除了晋唐以“史”说《春秋》的弊端，也纠正了北宋初年盛行的逞意说经的治学风气。 在《诗经》学方面，自汉代毛郑以后，《诗经》学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其中“以《序》说诗”“以兴解诗”是它的基本解经方法；揭示《诗》的政教寓意则是它的阐释指归。在这种研究体系下，《诗》被视作载道的经学，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逐渐被研究者忽视。 到了宋代，传统《诗经》学遭到质疑，宋儒展开了对《序》的批驳，并出现了探求诗本义的解诗取向。苏辙《诗集传》则是从根本上对《诗经》学研究旧体系进行批判和改造的重要著作。苏辙对《诗序》续申句甚至首句的批驳是对汉唐“以《序》说诗”阐释体系的瓦解；他在解经中对“兴”说的取消以及对传统“兴”诗的新阐释是对“以兴解诗”的阐释模式的重大革新。《诗集传》在建立《诗经》学新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南宋朱熹建立《诗经》学新体系做了必要的准备。 苏辙的《春秋集解》与《诗集传》在改造汉唐经学旧体系与缔造宋代经学新体系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整个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代文豪，苏辙受到世人瞩目的是他的文学成就，其经学方面的建树却很少受到关注。加之三苏蜀学与后来居于正统地位的二程洛学有很大的差异，北宋之后，蜀学受到排挤，苏辙的经学思想几为世人遗弃。这也是前人研究苏辙经学思想著述不多的重要原因。 本文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以全新的角度与研究方法对苏辙的《春秋》学与《诗经》学思想进行重新探讨。在研究角度上，笔者将苏辙《春秋集解》与《诗集传》视为系统而完整的经学著作，主要从它的解经系统方面来揭示它作为经学作品的内在特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苏辙的《春秋》学与《诗经》学的著作置于整个经学发展史中，通过与汉唐经学的对比，系统地考察它的解经方法与阐释特点，揭示出它在改造汉唐经学研究体系、建立宋代经学新体系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对后世经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苏辙经学思想研究的系统整合之作，征引广博、视角新颖、学术价值可观。苏辙的《春秋集解》与《诗集传》历经数十年的增删修订，是其毕生治《春秋》与《诗经》的统合综括之作，本书将苏辙此二书置于整个经学发展史中，通过与汉唐宋明经学的对比，集中考察了二书的解经方法和阐释特点，揭示了苏辙在建立经学研究新体系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对后世经学发展的影响。此书既是三苏蜀学领域中关于苏辙学术的深耕研究，也是经学发展史研究的可贵成果，是一本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