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与多元对话系列-井邑无衣冠: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

作者简介

周鼎，1987年生，江苏扬州人，201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近年关注石刻文献与地方社会等议题。先后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哲》《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内容简介

附录二 “清流”之外—— 中晚唐长安的“非士职”官僚及其家族网络 引言：清与浊的光谱 中晚唐社会是一个急遽转型的时代，发端于政治、经济领域的诸项变 革，重塑了资源分配与社会流动的基本规则，进而对人群身份秩序产生了一 系列深刻影响。在此期间，都城长安作为四方辐辏、新旧交替的历史舞台， 堪称观察时代变局的理想地域样本。 唐代长安研究的学术积淀堪称深厚。自清人徐松以降，学者对其间宫殿、衙署、坊市、寺观等都市景观开展了细致的考证与复原，近年来在都城 社会史研究中，学者利用新出碑志也做过不少别开生面的探讨。随着研究持续推进，新史料不断刊布，唐代长安的空间构造与社会运作的诸多细节已 变得清晰起来，考察其间人群互动关系与深层社会结构逐渐成为可能。 以“安史之乱”为界，长安社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前人研究为我 们提示出一些重要线索。陆扬近年揭櫫“清流文化”的概念，认为以中晚唐 长安为中心，出现了一批以“文”的理念为共享价值，以进士出身、词臣履 历为身份标识的政治文化精英——清流群体，他们塑造的政治文化深刻影响 了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历史进程。这项研究为理解中晚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成为近年颇受瞩目的学术议题。 观察中晚唐长安社会，清流士人及其家族确是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在个案研究中，学者已注意到中晚唐部分士人家族依托科举体制，在政治、经济资源分配机制中居于优势地位，进而在京师营置宅第，世代定居。这批科举精英的确呈现出某些新的风貌，如他们往往在郡望、房支之外冠以所居京城 里坊，作为新型门第标识，诸如靖恭杨家、新昌杨家、修行杨家、靖安李氏等，均堪称晚唐清流文化的典型家族。 按照陆扬的界定，清流是一种“依托社会想象与政治成功双重力量”而生成的精英群体，这显然是基于政治文化视角的人群分类方式。在处理本文相关问题时，笔者更愿意将“清流”理解为光谱的一极，即人群社会面貌的 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立足社会史视角，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清流所从属的社会阶层是怎样的构成？他们与同阶层中其他人群的边界何在？边界的外缘是哪些人？处于对立面的又是哪些人？循着这些问题思考，或可窥见唐后期身份秩序更为复杂、多元的光谱状形态。 研究表明，清流文化的代表——唐后期进士及第的高级文官，大多出身久沾宦绪的官僚家族，甚至汉魏以降蝉联冠冕的旧士族。他们门第虽有高低、新旧之别，但都可以归入广义士族（士人）的行列，唐代文献中例以“衣冠”“士流”“仕家”等指称之，甚至过去被认为代表新型社会身份的晚唐 “衣冠户”，据近年研究，主体其实仍是这一社会阶层。因此，在思考唐后期清流文化的兴起这一现象时，首先应明确历史主体所属阶层的整体属性。 在唐前期的“中央化”浪潮中，为仕宦便利计，士族大多自乡里迁居两京一带，长安城中的里坊成为其萃居之所，这也是理解唐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起点。不过这一情形在“安史之乱”后发生了变化，士人阶层内部出 现了显著的社会流动与分化。在仕途竞逐与经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除上述 蝉联科第的少数精英，更多士人家族已无力维系在两京（尤其是长安）的生计，不得不放弃京中产业，转而迁徙、侨居地方州县。侨寓士人分布广泛，在侨居外州的同时，与京城亲故、族属维系着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并且彼此间的身份流动也时有发生。因此，侨寓士人是与长安清流家族联结紧密 的外缘人群，甚至可以认为，前者是维系后者再生产的“蓄水池”。 唐后期士人阶层之所以出现向下流动、向外溢出的趋势，除了激烈的圈 内竞争，更重要的动因还在于外部冲击与挑战。时人有言：“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艰难已来，军士得以气加之，商贾得以财侮之，不能自奋者多栖于吴土。” “安史之乱”后，随着内廷宦官、藩镇武人等其他精英人群在政治上的崛起，他们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侵蚀。这种人群间的紧张关系，是清流文化形成的时代语境之一。就此而言，武人、宦官等或可归入身份光谱 的另一极，姑且称之为“浊流”。 这其中，宦官群体主要活跃于长安政治舞台，更受瞩目，研究也最为充分，诸如南衙北司之争、禁军与内诸司使的权力构造等，都是中晚唐政治史 研究的传统课题。不过，宦官并非一个处在社会真空中的纯粹政治集团，他们也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格。近年来，学者利用出土碑志对此做过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如杜文玉考察了宦官的社会来源与家族形态，发现唐后期宦官的籍贯大多分布在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陈弱水的研究则揭示出宦官社群的内部形态，尤其是宦官与军人家庭盘根错节的收养、联姻关系。这也 进一步提示我们，宦官集团之所以能长期屹立长安政治舞台，除了政治、制度因素，更与其植根长安的社会网络与再生产机制密不可分。 随着对清、浊两端人群各自形态的认知深入，在唐后期的身份光谱中，一些面貌更为复杂、暧昧的中间人群逐渐进入我们视野。笔者此前曾着眼藩 镇体制下的地方州县，对几类地方人群的社会形态与生存境遇做过探讨。本文将视线转向都城长安，聚焦几类与内廷宦官、武人关系紧密，可归入“浊 流”行列，同时与清流士人也不乏交集、互动的群体。具体而言，他们包括：1.任职于中书门下、财政三司等中央机构的胥吏；2.服务皇家的翰林伎术待诏；3.禁军与内诸司使系统的文职僚佐、吏员。 基于制度史、艺术史与医疗社会史等视域，学者对以上三类人群不乏专门研究，本文之所以将其并置讨论，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出土三类 人群的墓志大多镌刻于“安史之乱”以后，且集中分布在长安周边，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表明他们属于中唐以降活跃于都城的新兴人群，或许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社会性格。其次，他们通过相似的晋升机制步入仕途，且职衔类型高度趋同，这表明他们拥有相似的制度身份。最后，他们虽能步入仕途，但与宦官、武人相似，都为清途所阻，在制度与观念上与士人群体存在 区隔。这也是本文以“非士职”概称之的原因。 以中唐以降的制度变革为线索，将以上三类人群作为一个整体纳入都城社会史的视野，或许可以看到一幅别样的历史图景。 一、勒留授官：“非士职”官僚的类型与仕宦路径 中古以降的官僚制社会中，官员的入仕门径与迁转路径，承载的并非纯 粹的政治属性，也是一种身份区隔与社会分层的意义符号，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南北朝时期的清浊官制。及至唐代，类似现象依然长期存续，本文讨论 的三类人群，也有其独特的入仕渠道与迁转机制。本节主要从制度层面对其 基本面貌做一番勾勒。 （一）中央机构中的胥吏 唐代后期，伴随着中央权力格局与政务处理模式的变迁，在原有台省文书胥吏系统之外，衍生出大批新型胥吏。其中代表，如宰相衙署中书门下有 孔目等五房，设堂头、堂后官、驱使官，财政三司系统有孔目官、表奏官、 勾覆官、勾押官、驱使官等吏员。他们与都事、主书、录事、主事、令史等 台省原有吏员并存，共同构成了唐后期的中央胥吏系统。 关于新型台省胥吏的政治面貌，最引人注目的是“勒留官”这一身份。所谓“勒留”，又作“勾留”，原指官员在职位迁转后，经原部门申请，获批继续留任，同时以新授官职作为迁转与寄禄的位阶。在唐后期中央官僚机 构中，勒留官的主体是供职于中书门下、财政三司等机构的吏员。围绕勒留官的机构分布、履职方式、俸禄待遇等问题，李锦绣等先生已做过非常精湛的研究，下面结合本文视角做几点补充。 勒留官虽是唐后期新出现的名称，但类似机制可以追溯至唐前期的直官制度。由于事务繁杂，更兼对文书处理的专业性要求，为保证胥吏履职的稳定性，三省等中央机构会以直官的身份，将本应迁转他处的入流胥吏留任。《朝野佥载》记武周时期台省胥吏入流之弊，称：“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又同期诏书中提到：“都省诸司既有主事，更不须著人帖直。”所谓“帖司助曹”“帖直”，据叶炜研究，即入流胥 吏以直官身份兼职本司。举例而言，如开元年间的胥吏韩履霜，入流后选授刑部司门主事、直吏部，继而兼直兵部，丁忧服阕后，“天官小宰征公帖吏部，遂正授吏部主事”。天宝年间的胥吏任楚璇，入流后授将作监右校署丞，“仍直吏部主事”。上述情形构成了唐后期胥吏勒留制度的源头，《册府元龟》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 （贞元）八年二月，户部侍郎卢徵奏：“内外官应直京百司及禁军并因亲勒留官等，若敕出便带职事及勒留京官，即合以敕出为上日，外官以敕到为上日。……伏请起今以后，并须挟名勒留敕到任，方为上日，支给科（料）钱。其附甲官有给脚，依前勒留直诸司者，待附甲后，签符到州为上日，支给课料。” 这封上奏是针对勒留官俸料支给时限的规定，文中还涉及藩镇、禁军系统的勒留官，这里姑置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内外官应直京百司” 者，即后文所言“依前勒留直诸司者”。直官与勒留官，在此指向的都是带外官职衔而留任京中的胥吏，两者互见，表明在勒留官制度形成之初，应系 借鉴甚至直接继承了唐前期直官制度。 关于这一点，在唐中期部分胥吏的职衔中还能看到若干痕迹。如肃宗时期的中书门下胥吏孙进，“迁拜中书掌事堂要”，入流后授官京兆府录事，又“敕除授尚书职方主事，仍直中书”。虽然孙进先后获得两任流内官，但实际一直以直官身份在中书门下履职。又如杨士真，“贞元中，司计以公通明钱谷，籍其端详，署职领棨，……承优选授登仕郎、连州连山县丞、直度支。”杨士真是一名勒留度支的新型胥吏，墓志记载中沿用了直官的结 衔方式，正可见两种制度间的递承关系。 在律令制下，京中诸司直官都有员额限制，因此台省胥吏帖直本司的人数有限，只是一种辅助性机制。“安史之乱”后，伴随着中央权力机构使职化，中书门下、财政三司等机构权力日益集中，事务更形繁剧，可以想见，其吏员人数也随之激增。为保证其履职稳定性，同时给予他们一定的职务激励，原有的直官制度便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而勒留官制度便应运而生。勒留官与直官有何区别呢？简言之，它在常规渠道外为胥吏提供了更多的入流与晋升机会。 学者研究表明，胥吏的入流与迁转，在唐前期制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机制，其路径依次为：州县佐史等杂任，经流外铨进入中央机构流外行署；在流外行署内部从府、史晋升为令史；流外行署的令史入流后，担任主事等流内小吏，最终升迁至都事、主书、录事等三省大吏。在这套相对独立、封闭的系统中，胥吏们循资历、依年考逐级递迁，其过程是漫长的，即便入流，仕途也受到诸多限制，很多流内官职并不对他们开放。 唐后期，诏书中虽然也屡次申禁，对胥吏入流的员额、授官类别作出限制，不过对中书门下、三司等机构中的新型胥吏而言，则推行了一套更具激励性的选拔、晋升机制。《大中改元南郊赦文》： 度支、户部、盐铁三司吏人，皆主钱谷，去留之际，切在类能。若一概节以年劳，众职从何条举，必资奖诱，明示劝惩。其中如有才用智识，昭然独见，自期展效，建立事功，或剔抉疵瑕，或纠正案牍，发明已往之咎，条理将来之规，宜委本司，便与奏论，特有迁授，仍与勾当，依前本司驱使。 诏书对胥吏仕途迁转中“节以年劳”的传统提出批评，转而强调功绩导向，要求对才能卓著者“特有选授，仍与勾当，依前本司驱使”，即授予勒留官。这里触及到胥吏勒留授官的一个关键环节——本司长官“奏论”，即 以奏荐的方式录名中书门下，而非经由常规的叙阶、待阙、铨选等流程。对 此，其他史料中也有反映，如开成三年（838）诏书：“应京有司有专知、 别当及诸色职掌等，近日诸司奏请州县官及六品已下官，充本司职掌。”所谓“奏论”“奏请”，其实与藩镇辟召制下的僚佐奏授官并无二致，在 此，与长官的私人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府主—僚佐”式的依附关系，在唐后期胥吏勒留官墓志中有不少反映。举例而言，如中书门下胥吏氾慆墓志称，“相国颍川公（元载）闻而 悦之，特表起家试恒王府参军”，后多次升迁，官至均州别驾。又如度支胥吏傅元直，“见遇于相国裴公度，初荐授虔州赣县尉，后为户部侍郎宇文公鼎所重，特奏寿州司兵参军”。度支胥吏史仲莒墓志称，“时相国窦公（易直）领度支务，以银台引进，□在得人。……以公掌其职焉”。盐铁胥吏郭克勤，“遇相国清河路公（岩）见重，特加职焉。复后台辅河南于公（琮）玄识知人，赞其誉美，因奏授饶州余干县尉”。张卓墓志称，“度?支使、户部尚书裴公延龄器之，奏释褐衡州常宁丞，留职本司”。正因长官的奖拔、提携在其间发挥了决定作用，志文中才会竭力凸显这层关系，甚至会强调对府主的个人忠诚，以奴仆、家人自居。 得益于勒留授官机制，唐后期部分台省胥吏入流年限大幅缩短，如前述史仲莒，弱冠即授颍州下蔡县尉；前述傅元直，弱冠授虔州赣县尉；赵恭， “年始弱冠，贤相深知，署职集贤，奏官江外”。以上三人都在二十岁左 右获得流内正员官，这种仕途际遇是唐前期胥吏无法企及的，较一般士人也不遑多让。 （二）翰林伎术待诏 翰林待诏是唐后期长安“非士职”官僚的另一重要类型 。作为一种制度身份的翰林待诏，起码可以追溯至开元年间。史称，唐玄宗置翰林院，以 “文学、经术之士”与医卜、天文、书画等“伎术杂流”同待诏其间，以备顾问。及至中唐，前者演变为翰林学士，“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成为清流之选，于是待诏便成为后者的专称。两者在仕宦路径、政治 地位与社会身份上迥然有别，甚至翰林院内的办公地点上也被区隔开来。 中晚唐这类服务皇家的待诏门类众多，人数庞杂，唐文宗时期曾一次停 废“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虽不尽是待诏，但人数之巨足见一斑。西安周边历年出土了不少翰林待诏书丹、篆额的碑志，其自身墓志近年也间有发现，由此这一群体的面 貌逐渐清晰起来。 从履职特征来看，待诏同样近似于直官。《新唐书·百官志》：“翰 林院者，待诏之所也。……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可见待诏在源头上 便带有直官的色彩。唐后期，翰林伎术待诏仍可见直官的印迹，《册府元 龟》卷九二二载，“宪宗末年，锐于服饵，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镈与 鄂节度李道古荐（柳）泌及僧大通等，皆待诏翰林”，后炼丹无成，二人因 惧怕获罪而逃亡，“镈与道古保明其能，又诏直翰林院”。在此，“待诏翰林”与“直翰林”内涵显然一致。此外，唐后期诏书中屡次提及“翰林待 诏、供奉并诸色直”云云。所谓“诸色直”，可能是翰林院中资历、技艺较浅者，或临时充任者，用以与资历较深、长期供职的待诏相区分。这也可见 晚唐翰林院仍保留了直官的建制。 待诏并非律令官职，本身并无品级。为激励其更好地履职，一如胥吏勒留制度，针对翰林待诏也形成了一套类似的授官、迁转机制，即在翰林院 供职的同时，以其他职衔作为“挂职领俸”的寄禄官，并依次迁转。因此，从本质上看，“翰林待诏+散官+正员职事官”的职衔形式也可归入勒留官行列。关于翰林待诏入仕与迁转制度，前人已有充分讨论，这里主要围绕与 胥吏勒留官的异同做几点考察。 从出土碑志结衔来看，在入仕之初，翰林待诏所授官职多为州判司、县 丞、尉等州县僚佐，供职一定年限后，一般能迁转至州上。就此而言，翰 林待诏的仕宦路径与勒留胥吏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不过，胥吏勒留授官大多止步于此，能进入五品以上官或登朝官序列者并不常见。而翰林待诏授官类别、品级，以及迁转频次都要远超前者。唐人李肇《翰林志》称：“待诏之职，……率三岁一转官，有至四品登朝者。”这并非虚言，据新出《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司天监翰林待诏……徐公墓志铭并序》： 时在贞元岁，公年廿一。德宗皇帝召入紫微，……遂拜翰林待诏，授 池州司仓，转舒州司功，又转庐州司户，迁洪府法曹，转岳州长史。未三 考，遇宪宗皇帝登宝位，……进授司天台春官正，赐绯鱼袋兼知监事。 贞元至元和初，十余年间，志主先后历官六任，其间三考一迁，并未经历唐代官员常见的待阙守选流程，这无疑是一种仕途优遇。另外，据《宝历元年正月南郊赦》：“翰林待诏、供奉并诸色直见任及前资并员外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已下各加一阶。”可知翰林待诏所带官职中不乏三品以上职事官，所谓“有至四品登朝者”也是实情。 这类官职广泛分布于九寺卿监、十六卫、东宫与亲王府等台省以外的中 央机构。举例而言，如医待诏马及，官至检校太仆卿兼左武卫上将军；医待诏符虔休，官至右骁卫上将军；医待诏段琼，官至右千牛卫将军，都是三品 以上武职事官；医待诏马从思，官至左赞善大夫，医待诏段璲、书待诏朱玘均官至鸿胪少卿，加上为数更多的亲王府官（傅、友、长史、司马、谘议 参军等），都是五品以上文职事官；此外如东宫官、九寺卿监丞·主簿以及 诸卫文职僚属等，则属于登朝官序列。以上官职在唐后期仕途结构中虽都称不上清要，但与士人群体所任中央官已有相当一部分重叠，这是勒留胥吏不能望其项背的。由此可见，翰林待 诏虽属伎术杂流，但其任官品级与类别都已明显突破了唐前期对伎术官的授官限制。这种仕途优势的取得，自然是因为他们凭自身技艺与皇帝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 （三）禁军与内诸司使僚佐 禁军与内诸司使系统是中晚唐宦官政治的制度依托，备受学者瞩目，不过对其中的文职僚佐、吏员，一般关注不多。据《唐会要》记载，晚唐左 右神策军有“定额官各十员，判官三员，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各一员， 孔目官二员，驱使官二员”，另外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系统也有大批文职僚 佐。如果再加上统领羽林、神武、龙武等军的左右三军辟仗使，以及内诸司 使系统的僚佐、吏员，应该是个人数不容小觑的群体。这类官员出身背景颇为驳杂，并不尽是阉宦，投身其间者不乏底层文士、胥吏，甚至市廛商贾等。 从上述神策军文职僚佐、吏员的组织架构来看，判官以下，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孔目官、驱使官等，名目与三司等机构的吏员设置基本一致，他们都属于使职差遣体系下的新型胥吏。在授官制度上，他们也与胥吏 勒留官相似，例由本使录名奏闻，甚至直接“行牒”中书门下，授予正员官职。可以认为，这类僚佐、吏员也是一种勒留官。 从所授官职来看，禁军僚佐也与其他“非士职”官僚者相似，如元和年间王誗结衔为“神策军判官、朝议郎、行苏州司功参军”，大和年间赵玄卿结衔为“右神策军判官、朝散大夫、行洪州都督府功曹参军”。不过，因与宦官集团关系紧密，他们的晋升空间相比胥吏勒留官更宽广，以下试举两例。《（前阙）左神策军判官鄜王府长史兼殿中□□□□□□□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宗武，……阅礼敦诗，寸阴是竞，……而家贫屡空，投寄无所。附太学而就业，援寡无成；托禁苑以栖身，俄从黄绶。护军中尉 扶风马公首辟为掾，自试太子通事舍人，授和州司户参军。……天子嘉之，赐绯鱼袋。银章朱绂，赫焕神军。常调吏曹，授洪［州］都督府兵 曹参军，……考秩成优，又任少府监丞，……敬宗升遐，武备咸叙，承 优送名中书门下，授婺州司马。……再沾甄录，品正加阶，授朝散大夫。圣主龙飞，攀髯云际，仗随紫禁，官出青宫，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元戎渥恩，大阐宾署，遂膺宪秩，以显清资。奏兼监察御史，结课岁积优秩。又迁授通议大夫，……俄逾五考敕限，改官授鄜王府长史，兼殿 中侍御史。……以大和六年龙集壬子孟秋越十四日，终于神策军之官 署，享年□十有四。 陈宗武自幼习文，曾“附太学而就业”，后苦于仕进无门，遂“托禁苑以栖身”，结交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被辟为判官。任职神策军期间，他首 先获试太子通事舍人衔，不过这只是象征性职衔，属于散试官。不久他又获得正员官阙，先后授和州司户参军、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少府监丞。敬、文之际的帝位更迭风波中，神策军平叛有功，陈宗武获本使奏荐，“承优送名中书门下”，授婺州司马，续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兼监察御史，由此跻身五品登朝官的行列，最后他官至从四品上的鄜王府长史。作为早年“投寄无所”“援寡无成”的底层文士，这番仕途际遇实属不易。? 《唐故左神策军勾覆官朝议郎守昭王府咨议参军太原王公志铭并序》： 公讳佐文，字辅儒。……祖扈随驾而来，职于禁苑，自兹厥后，出处大宁，子孙系矣。……曾祖道业。祖惟识。考阶，左神策军判官、奉天定难功臣、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府率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 紫金鱼袋。……公即率之少子也，公幼专坟典，长慕弓裘。……顷因大 和六年春三月，友人知其谠直，遂举公于骠骑韦公。……乃署公于南 曹，……荣名屡迁，朱紫可拾。后以文宗下世，武帝登朝。旋属山陵， 骠骑深垂委用。寻获劳效，升在勾司。后点军库有功，奏以茂州都督 府司马。时东渭桥城门隳坏，虚费极多。欲究其源，无能知者。公以 法修造，不日而成。冀免伤财，都非徇禄。中尉知其清谨。特为上 闻，……乃迁袁州长史。未逾星纪，又转昭王府咨议参军。……大中 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终于大宁之私第，享年四十有九。 王佐文家族自祖父辈起供职于禁军系统，其父曾任左神策军判官。他本人似乎原本想走以文进用的道路，后在友人引荐下投入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门下，被署任为左神策军勾覆官。这是一种负责簿书勾检的文书胥吏，在财政三司中普遍设置，神策军勾覆官职能应与之相似。志文提及王佐文负 责过点检军库、筹措修造东渭桥城门经费等事务，这也符合职掌琐细、冗杂 的吏职特征。在任职神策军期间，他“荣名屡迁，朱紫可拾”，先后授茂州 都督府司马、袁州长史，最终官至正五品上阶的昭王府咨议参军。在王佐文 的仕途迁转中，宦官首领无疑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志文称“骠骑深垂委用，寻获劳效”，“中尉知其清谨，特为上闻”云云，正可见其与宦官集团的紧密依附关系。 内诸司使系统的情况与禁军相似，同样以职事官作为寄禄、迁转的位阶。如赵文信，“授试右内率府长史、充军器使推官”，此后弃职归家，如果依资历迁转，他应该有晋升正员职事官的机会。田章的事例更具代表性，据墓志记载，他“解褐授宣州宁国县尉，充教坊使判官”，属于内诸司使系统僚佐。此后他又“迁朝散郎、行左内率府长史、兼左神策军推官”。由此可见，内诸司使与禁军同属宦官统领，两者构成了一套内部流转的任职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禁军与内诸司使中还有一类中下级军将，如押衙、正 将、散将等，他们虽拥有军将职级，但未必统兵，实际职掌更近于吏职，有 学者称之为“吏化军职”。举例而言，如贾温，任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专知两市回易”，为右神策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他“默纪群货，心计百 利，俾之总双鄽贾贸，未几裨军实十五万贯”。与之类似的还有毛孟安， 他自幼供职于神策军，咸通年间授神策军押衙、主回易。在此前后，他官职 屡有迁转，历任申州司户参军、昭王府谘议参军、怀王府长史、右威卫将军、右骁卫将军等，军职也升迁为散兵马使、锋兵马使，然而“职未离于繁务，纳货贿而不愆”，实际负责的还是回易务。他们与文职僚佐其实遵 循着相似的入仕、迁转途径，在社会关系上也多有交集（详后），下文将把他们一并纳入讨论。 隋唐之际，士人阶层开始了一段“中央化”的转型历程。唐人所谓“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仕家不著籍于乡闾”，“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描述的正是这一时代变局。不过，有迹象表明，传统乡里关系消失后，唐代士人与地方社会仍维系着某种纠葛。 重重掩映之下，唐代地方社会呈现出何种形态？士人究竟在其间扮演了何种角色？所谓“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应置于怎样的历史情境下理解？ 本书旨在探究唐代精英在“地方”这一场域下的活动样态，他们的空间迁徙、人际网络、生存策略等，都是作者关心所系；探寻这背后的社会机制与秩序原理，更是贯穿quan书的核心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