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论丛（第26辑2020年上半年刊）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宋代政治军事史研究
　　乾纲独断
　　——由枢密院长贰的任用看宋神宗军事决策的特色*
　　雷家圣
　　（上海师范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200234）
　　摘 要：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时期，王安石虽然主导了财经、教育等多项改革政策，但在军事与拓边方面，神宗却是主要的决策与指挥者。神宗时期的枢密院长官，多为与王安石政见相左的保守派官员，往往不参与军事决策，无法发挥为神宗提供建议的作用。因此神宗在军事上的重大决策，经常是在宰相、枢密院不知情的情形下，与边臣将帅讨论后即付诸实行，神宗甚至对军事行动的细节直接干预指挥。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以及对幕僚单位的忽视，导致军事决策缺乏严谨性，最后遭致宋夏战争的失败。
　　关键词：宋神宗；枢密院；宋夏战争；王韶；种谔
　　一、前 言
　　一般认为宋代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朝代，不过宋神宗开始变法之后，贫弱的现象已有所改变。一般讨论宋神宗时期的变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近代对王安石变法的讨论，首推梁启超《王安石评传》，将神宗时期的民政、财政、军政、教育、选举各方面的改革，以及西北开边等，都归功于王安石。 在王安石的光芒之下，宋神宗扮演的角色经常受到忽视。然而，近来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开始重视变法过程中宋神宗的地位与作用。
　　关于对宋神宗的研究，专书有仲伟民的《宋神宗》，该书对神宗时期的历史做了详细的介绍；但只在最后一章论及神宗的思想与性格，且大多仅根据宋神宗与朝臣的对话及下达的诏旨，来分析宋神宗的思想观念，这种分析容易流于表面化。古丽巍的博士论文《宋神宗元丰之政的形成与展开》，偏重讨论熙宁、元丰时期的政务运作与元丰改制时神宗所推动的制度变革。许玲的硕士论文《宦官与宋神宗哲宗两朝政治研究》介绍了宋神宗时期重用的宦官，包括西北开边的李宪、推行“保甲法”的王中正、监察京城的石得一、修城治河的宋用臣等人，但也未对宋神宗重用宦官的原因，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籍勇的硕士论文《宋神宗军事思想研究》讨论了神宗对辽、夏的战略思想与军队管理思想，并说明“将兵法”提高了军事将领的权力，解决了兵将不相知的问题，但未讨论神宗指挥军事时的缺点与弊病。
　　崔英超、张其凡《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一文则认为熙宁年间神宗即位未久，变法尚需仰赖王安石；熙宁七年（1074 年）王安石初次罢相，神宗已掌握变法的主导权；熙宁九年（1076 年）王安石二度罢相后，神宗更独揽变法主导权，亲自主持变法大业。冷辑林、乐文华《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一文认为宋神宗是变法的最高决策者，王安石的起用、罢免与权力的收放，都由宋神宗决定。张元《从王安石的先王观念看他与宋神宗的关系》一文认为宋神宗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整军经武，故需要王安石为他理财，而不是重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理想与抱负，降低了王安石在整个变法中的地位。
　　以上研究成果，肯定了宋神宗在变法中的积极作用。在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时期，王安石负责的部分以财经与教育改革为主，而军事改革与西北开边则大多由宋神宗亲自主导。实际上，检视宋神宗时期军事决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治平四年（1067 年，神宗已即位）种谔“奉密旨”攻取西夏的绥州，熙宁元年（1068 年）神宗采纳了王韶经略河湟的《平戎策》，熙宁七年（1074 年）神宗接受蔡挺的建议推行“将兵法”，元丰四年（1081 年）神宗采纳种谔的建议五路讨伐西夏，可见在军事与拓边方面，神宗是主要的决策与指挥者。
　　若进一步考察宋神宗时期的枢密院长官，可发现神宗时期的枢密院长贰，其立场大多偏向保守，对外态度也以消极者居多。在宋神宗整军经武、积极拓边之际，这样的枢密院长官群体显然与神宗的政策格格不入。如果枢密院长官们无法担负起辅佐神宗的作用，那么神宗如何进行军事决策？这种决策方式又会遇到哪些困难？本文将由宋神宗时期对枢密院长贰的任用，来探讨宋神宗经略西北时的军事决策方式与实际面临的问题。
　　二、宋神宗时期的枢密院长贰
　　（一）神宗时期的枢密院长贰
　　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宋朝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宋代枢密院为负责军事管理与军事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枢密院长官除了管理军事事务之外，并可向皇帝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例如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四月李筠叛，用枢密使吴廷祚言讨之 ；九月征李重进，问计于枢密副使赵普 ；乾德四年（966 年）八月用枢密使李崇矩言，尽释两川贼党妻子 ，可见枢密使对于皇帝的军事决策，也有参谋议、备顾问的作用。
　　宋神宗即位后，“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因此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在富国方面，启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一连串的财经改革；在强兵方面，陆续推动“保甲法”、“将兵法”、军器监等军事改革与西北拓边计划。在推动军事改革与进行拓边行动时，理论上更需要枢密院长贰的积极配合，才能做充分的准备与计划。考察宋神宗时期的枢密院长贰，有下列诸人：
　　担任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者，有文彦博、吕公弼、陈旭、吴充、冯京、孙固、韩缜，共七人。
　　担任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者，有陈旭、吕公弼、郭逵、吴奎、韩绛、邵亢、冯京、吴充、蔡挺、王韶、曾孝宽、孙固、吕公著、薛向、韩缜、安焘，共十六人。 其中六人升任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总计神宗时期曾任枢密院长贰者，共十七人。
　　上述十七人中，文彦博自英宗治平二年（1065 年）已担任枢密使，神宗即位后继续担任枢密使至熙宁六年（1073 年），然而文彦博对新法却是持反对态度的，《宋史》称：文彦博“在枢府九年，又以极论市易司监卖果实，损国体敛民怨，为安石所恶，力引去” 。
　　吕公弼在英宗治平二年已任枢密副使，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后升任枢密使，但“安石立新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将疏论之。从孙嘉问窃其稿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乐，遂罢为观文殿学士” ，可见吕公弼对新法亦有所不满。
　　陈旭在熙宁元年担任知枢密院事，熙宁五年（1072 年）担任枢密使，但陈旭对新法的推行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颇有微词，认为：“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 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则不可。”因此“忤安石”。
　　熙宁三年（1070 年）担任枢密副使、熙宁八年（1075 年）担任枢密使的吴充，其子吴安持为王安石的女婿，但吴充对西北拓边不甚积极，“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请招还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领所部，永为外臣，无庸列置郡县，殚财屈力。时方以开拓付韶，充言不用”；且吴充对王安石新法亦颇有非议，“充虽与安石连姻，而心不善其所为，数为帝言政事不便”。
　　冯京于熙宁三年担任枢密副使，熙宁九年（1076 年）担任知枢密院事，元丰三年（1080 年）任枢密使，对新法亦持反对态度，“王安石为政，京论其更张失当，累数千百言，安石指为邪说，请黜之。帝以为可用，擢枢密副使” 。
　　元丰元年（1078 年）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元丰四年担任知枢密院事的孙固，对王安石新法亦有不满，神宗曾问孙固：“王安石可相否？”孙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凡四问，皆以此对；王安石担任宰相后，“更法度，固数议事不合；‘青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