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译文纪实)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素秋，苏州大学文学博士，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公共阅读推广者，多次于边远山区开展文学阅读公益讲座。2020—2021年在政府挂职期间主导建设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得到《央视新闻周刊》专题报道，被称为“公共选书人”。

内容简介

"【精彩书摘】： 初到南院门 她是我来到这个陌生环境认识的第一个人。 三十分钟之后，她换了个样子，站在桌前，双腿笔直，脚跟并拢，脚尖分开成精确的四十五度，膝盖合严，和我们初见时全然不同。 半小时前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跟我聊天：她做了环大学产业带，汇聚我区人才；她儿子在伦敦念建筑，前途明媚欢快；她熟练地圈点出自己工作与家庭的过人之处，拧成几个成功经验传授给我——如何与民营企业交流合作、如何帮孩子养成良好习惯、怎么陪伴青春期、申请国外学校有哪些窍门…… 她的淡妆、齐肩发、西服、胸针、过膝合体裙、尖头高跟鞋都足够正式，但她的身体是松弛的，靠在椅背上，肩膀稍稍倾斜，手随意垂着，笑的时候咯咯咯，连带着腰部晃一下。 随后，按照领导秘书说定的时间，九点整，一分不差，她带我下楼，敲开另一扇门。这个办公室更大，此刻她突然变得拘谨，调整脚尖位置，绷紧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她说：“书记，这是新来的挂职干部。” “书记”是这个院子里最大的领导。她迅速凝聚体态来面对他，我低头看看我自己，两只脚随意分开着，暂时还不太习惯那么凝聚。作为陕西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的一员，我就这样走进了西安市碑林区委区政府的大院。 2020年春天，陕西省委组织部向各高校下发文件：陕组通字[2020]41号……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博士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就开展我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人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我在陕西科技大学教文学和美学课程已近十年，每年收到类似的消息，逐行认真阅读却还是第一次。 我的工作是分析小说、诗歌和绘画，把内心的激荡传递给学生，在词句和理论中度过大部分时光。很难找到比这更加愉悦的职业，但我有时会想：除了教书，我能不能走出校园，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我对于官场的想象来自小说和电视剧的构建，真实的各级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我要如何和老百姓们交流？这些事情我都有兴趣去体验。 往年，政府坐班制与我幼小的孩子形成矛盾，只能作罢。今年则不同，孩子大了，我可以尝试更繁忙的工作。文件附表中有个单位离我家只有两公里，而且与我专业相近。如此合适，便不必再等待，立即提交申请——拟挂职岗位：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经过筛选，省委组织部在初秋公布名单，全省五十余名博士去往政府和国企各个岗位挂职锻炼：农业、交通、医学、航天、能源、投资、环境、金融……以及我所在的“文化和旅游体育”部门。 这个部门是什么样的，我还不清楚。我见过书记之后，组织部长找我单独谈话，他说这个局有两位副局长病休，特别缺人手，因此急需挂职干部帮助。他还说，领导班子要团结，尽量不要议论病休的同志。“组织对你充满信心，欢迎你来到我们这儿，放开手去干！” 我来到的这个大院处在市中心西南侧，离西安市标志建筑“钟楼”不过数百米。政府门口的小街叫“南院门”，西安城里类似的地名还有“北院门”“书院门”“贡院门”等。我查资料才知道，“南院门”指的是“南面的衙门”，也就是说这个院子自古就是官府。我没想到，自己偶然选岗，却进入了一座有着响当当历史的衙门。清代初期的川陕总督行署和民国时期的陕西省议会、国民党省党部等都曾占驻此地。建国后，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共西安市委也曾在此处办公。 这个院子的风貌配得上它的历史，藤萝与松柏轻绕，银杏扑闪着绿叶。房屋大多古朴，灰色雕花配上大屋顶，像是苏联建筑与中国古典建筑的合体，听说是1950年代设计的。2011年，西安市委搬迁至北郊的凤城八路，把这块宝地给了碑林区委区政府，碑林区又把文旅局安排在了院子的入口处。 初到局里的第一天，我握了几十双手。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介绍自己的姓名，伸出手来。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他的笑容非常谦恭、礼貌。我后来知道，他是办公室主任，姓栗。 每个人提到办公室主任都会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他可是陪过五任局长的人。”这句话是褒义，意味着他经验丰富，干这个岗位至少十几年。他一定办事妥帖，审时度势，能取得每一位新任领导的信任，不被换岗。第二句：“可惜他学历是中专，身份是工人，要不然，早提拔了。”这句话里全是惋惜。五任局长陪下来，他已经成了整个政府大院所有办公室主任的标杆，却没有上升空间。接下来的一年，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两句话的含义。 我坐在自己桌前，身后是窗子，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右边的文件柜遮挡着一张堆满杂物的单人床，浅黄色格子花纹棉布盖住杂物，鼓鼓囊囊。那是病休副局长留下的东西，我不能动。我正在想象“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钥匙、鼠标垫、WiFi密码。 第二次进来时，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说：“素秋局长，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 批示？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这简直是始料未及的工作，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叠放整齐，落在我桌上，等待我的笔迹。 “批文件”，这是一个“副局长”到岗的第一件事，此后也将成为我每个早晨的第一件事。每份文件的抬头部分都有栗主任写的几句话，字漂亮，开头一般是“建议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办理”，结尾分为三种：请素秋局长阅。 请素秋局长阅处。 请素秋局长阅示。“阅”，这个词，我见过，我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会用。但是，“阅处”“阅示”，完全陌生。我三十多年的词汇库里没有这两个词。我认识这几个文字的表象，却完全不知道背后的含义。我要根据这几个陌生的词汇，对这些文件做些什么事？ 栗主任教我：“在您的名字上画圈圈，是最轻的，表明这事儿您知道了。签一个字儿‘阅’，加重语气，表明您阅读过了。‘阅处’，那是上级领导批给您的，您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阅示’，那是下级请您指示的，您来告诉科室具体该怎么做。” 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批示”，前三天的“阅处”“阅示”，我都得请教栗主任，我该写些什么内容。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再和他们交谈，然后再“批示”。 我几次推门去文化科都走错了。所有办公室都相似：暗红桌椅，黑色沙发，还有墙壁，墙壁都是空白的。我从前的单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设计艺术学院，我们活泼。每层走廊设置主题色，三层是鹅黄，四层是嫩绿。五层是淡紫吗？我记不清了。学院办公室墙上骄傲地展示学生们的漫画涂鸦，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间办公室，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我买来电影海报贴在墙上——《花样年华》和《步履不停》，色调尽量柔和一些。透过柜子的玻璃门看得见里面的杂物，我想用纸挡起来。白纸太严肃，我把带植物花草的皱纹纸像糊灯笼那样糊上去，其实也算不上好看，甚至有些不和谐，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种整齐划一的肃穆影响我坐在这里的心情。房子里添一点颜色进来，这里的气氛就软一点，否则是硬的、冷的。 局长走进我房间，看见海报和花纸，愣了一下，没说什么。那我就能搬更多东西进来。我有一只灰粉的袖珍花瓶，还不如一颗柠檬大，它噘起豌豆大的小嘴，只能插一柄花叶进去。我还有一个粗朴的茶碗，摆上桌子，是个装饰。 现在我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在里面了。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 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我管四个：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图书馆（规划中）。 文化科、文化馆，这两个部门只有一字之差，二者工作有什么分别？按照文件定义，文化科负责社区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文物，还要作为“文化馆图书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工作。这抽象的描述连轮廓都勾不出来，我不知道我可以具体地做些什么。 文化馆馆长冯云额头没有一丝碎发，全部听话地汇拢至脑后，形成圆团发髻。发髻之大，令我羡慕。她的眼线、眉毛和睫毛都隆重，浑身上下有闪烁：耳饰是镂空蝴蝶，鬓角栖一朵刺绣团花，手腕嵌丝银镯翘起树枝幼果。四个科室负责人里，只有她把上月工作和下月计划逐条列出，一目了然；也只有她带来的资料是彩色的，风筝、古琴、剪纸、布糊画、彩绘陶俑的照片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方面的活动归文化馆“管”。她的衣着里，有对这份工作的亲近。 旅游科主管景区。我们辖区最有名的景点是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小雁塔），那我是否可以请教有关书法的事儿？或者可以经常看展？我喜欢看展。旅游科科长尴尬地笑了笑：“不是您想象的那样，您以后就知道了。” 图书馆馆长已经任命，但是工地还没动工。她暂时负责为“全域旅游”整理文件资料，需要我提修改意见。“全域旅游”这个词我没听，可是文件我看到了，有几十箱，从地面摞到我胸口。 总之，除了“非遗”工作十分明确之外，其余工作我都迷茫，打算用两周时间搞清。但是科长们说，两周太短了。 我研究他们带来的文件，想象未来可以做什么，写了几页笔记，去给局长汇报：“非遗”不能只是名号，要动起来。老字号餐饮要创新，可以组织餐饮行业优质培训课，请北上广专业团队来讲经验。官方微博语言要活泼，才会有流量，建议请历史方面的大V做讲座，比如于赓哲、马伯庸。辖区内的相声团体“青曲社”苗阜、王声在业内很有名气，不妨多联合他们做活动。碑林博物馆周边区域既然在拆迁扩建，那就趁势将街区商业模式做大致规划。原有的文房四宝店铺已经相当成熟，若能在书、画之外加上琴、棋，古代文人书案的美学元素就齐了。再铺设茶、花、香、食的店铺，生活美学与此交织，这个商区也许更有特点。碑林博物馆可以开发少儿旅游特色线路，不仅靠研学公司完成，内部要提炼适合少儿的知识载体和活动设计。用动画片复现碑刻过程，再加入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体验。对残障人群，除价格优惠外，我建议再提供一些特别服务，比如给听障人士专门派手语讲解员，每月一次义务讲解博物馆…… 局长微笑着听我说完，称赞了我的工作热情，然后告诉我，我所设想的这些，统统不归我们管，我们局没有这样的权限。至于我们局到底管什么，再过几天我就明白了。 下午，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去给文化馆的“社区服务点”揭牌。走出南院门向左拐，不远处有一座石雕牌坊，上书“德福巷”。这条巷子在西安有些特色，汇集茶楼、酒吧与咖啡馆，晚上比较热闹，白天倒没什么人。进入德福巷再拐个弯，路西的一栋小楼就是社区中心，腿有疾患的社区书记忙活着，跑上跑下，一块红绸缎覆在路边的牌子上。 社区干部不认识我，抬了抬眼皮，把头偏到一边去。文化科科长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干部连忙和我握手。仪式开始，工作人员五六名，摄影师一名，群众，无。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可是没有听众。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然后等待他们鼓掌？不，我没有必要这样。我说：“我不讲了，直接揭牌吧。”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方便他对焦：“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挑选。”我听从他的建议，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 这里有免费少儿手工课，志愿者常来服务，可惜的是社区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没多少孩子过来。社区图书室有几个书架，以野史为主，也不乏农业栽培、健康养生。这些书脊的字大得突兀，像是挣破眼眶的眼珠，上面标明的出版社我全都没听说过。我特意看了看儿童书，单独看名字没问题，《唐诗三百首》《安徒生童话》……打开一翻，装帧彩绘简陋，译文删减乱改，一塌糊涂。 我暂时不敢表态，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归不归我“管”。事实上，我还没闹清楚我的工作岗位和社区的关系。我出生以来的三十多年一直在校园，生活里没有“社区”这一级组织的概念。街道是什么？社区是什么？哪一级别更高？文旅局能管社区吗？我关于党政基层组织的常识实在太贫乏。 这时我接到栗主任短信，请我回去，在机关楼前喷泉附近乘车，与各局领导前去碑林博物馆改扩建拆迁工地检查工作。我有些困惑，拆迁不应该归我管，那是住建局或者环保局和发改委的事儿，怎么需要我去？ 返回大院，上车之后我紧贴着车门坐，车上没人和我打招呼。我四肢缩紧，看着窗外。每到一站，究竟应该给领导把车门拉开，在车下等待领导下车？还是应该端坐着，让领导先下？我不确定哪个是正确答案，只有原地装傻。几站之后，秘书坐到我旁边的位子，他帮领导拉开车门，自己先下，然后在车下面做出“请”的手势。哦，这是标准答案。 工地的景象让我吃惊，离市中心数百米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的房子，入眼是拆迁的棚户、蛛网、洼地、破椽烂瓦，小巷里铺碎砖，踩一下，咕叽冒出黑水，我后悔穿了好看的皮鞋。窗玻璃碎了，艳红被褥卷起来挤在木板床上，露出灰棉絮。草丛间晾晒布鞋，证明有人在这儿住。一处民国老房早已空置，灰尘漫过脚面，院内艾蒿齐腰。石砖上的雕花下了些功夫，我凑到跟前去看纹样，突然有人跟我说：“这一户的情况，你们局的材料写好了没？”我完全不知道这一户和我们局有什么关联，像是小时候忘带作业被老师抽查。我看着他，他的花白胡茬没那么齐整，连带的表情也不那么正式，好像只是在和我聊天，并不需要我特别地回答，我这才放松了些。 这里的领导们大多穿衬衫或者翻领拉链夹克衫，只有他穿着暗红条纹T恤和牛仔裤。他没刮胡子，双手指甲长，衣领乱皱。这样的形象出现在队伍里，显得不合群也不积极，他的年龄又偏大，也许仕途不如意吧。开会讨论时他不讲大词，比较平实：“本周情况好转，动迁队能进群众的门了，能有人倒杯水了。” 今天，全车人只有他主动和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有没有什么不适应。我心里有点感谢他，以后开会再遇到，我也要主动和他说话。他似乎是不在意等级的人。在官场不在意等级，就像在家长群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在高校不重视职称名号，都比较难。也许一开始有锐气，久而久之，或被洗脑，或被排挤，或被利益诱惑，免不了从众。若走一条人少的路，在官场为群众尽力发声，在家长群里关心孩子的求知欲和快乐，在高校里专注知识和学生，那得内心笃定，才扛得住颠簸。 我揭红绸缎的照片很快出现在一篇图文报道里。合影中我职务最高，所以站在中间。正文也以我开头：杨素秋副局长为××揭牌，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图文之间对我的重视，在我心里撩起一丁点快乐。我的表情够不够好看？拍摄的角度合不合适？我把文字来回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真的“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做了贡献。 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我意识到不对劲，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嘴里是甜的。我贪恋这份甜，再咀嚼下去，以后会对自己职位、走位、排位、地位高度在意，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大，吞掉我。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我是个文学教师，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以为“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那天，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 下午去文化馆，那里正在进行“非遗”艺人培训。我从后门进去，想旁儿，馆长冯云见我来了，连忙把我拉到前台介绍。我推让了几下没推掉，只听见她说：“这是我们局新来的领导，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来。我显然打断了他们的活动，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却还获得他们的掌声，这让我感到别扭。他们都比我年长，此刻我很明确，我不应该把自己树为中心。我鞠了一躬，就又站到了后面。 几天后，市里举办大型露天活动，要求各位局长参加。我们局长临时有事，我替她。第一排的“领导”只有我是临时替补的副职，坐在最右侧。主持人念名单，领导们依次向身后群众鞠躬示意。紧挨我左边那位莲湖区文旅体局局长已经起身，下一个应该是我，我掌心压着扶手准备站起来。可是主持人念到这里，停了：“下面有请第一个节目……”我刚刚要抬起来的下半身又回到了座位上。 主持人为什么单单把我漏了？因为我的级别和别人差半级，不够格。我有点失落，瞬间明白一件事——我们平常看演出做观众，都讨厌冗长的介绍领导的环节，可这个环节总也取消不了，为什么？我今天才明白了，因为领导喜欢这个环节，希望自己被介绍，因为差了半级没被介绍到的“领导”大概会失落继而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够登上那半级从而获得被介绍的资格。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 在我踏入官场的第一个月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被重视”的轻微快乐以及“被忽视”的轻微失落，都发生过。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我要把土壤清除，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 今年，一起到政府挂职锻炼的博士服务团成员互称“挂友”。几个挂友问我同一个问题：“以你的职称，到一个区县级文旅局做副局长是不是挂低了？”他们对职务、职称、高挂、低挂了然于心，并且敏感地观察到别人的错置。我问了问栗主任，得知碑林区的级别特殊，副局长依然是副处级，这才解了旁人的疑惑。在这些事上我一向糊涂，高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分为很多级。我自己是七级副教授吗？可能吧。反正我总也记不住。 我的稀里糊涂，不久就闹了笑话。“古道茶城”举办书画展，邀请我局出席并讲话，科员小全把他写好的讲话稿递给我，我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念完之后在台上合影，稿子还在我手中。摄像师冲我频频摇手，不按快门，小全急得在台下做口型“藏！藏！”我完全领会不了他们的意思——原来，“领导”走台应该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稿子要对折又对折，成一枚小物，藏在怀里，轻轻取出开讲。合影时更应藏起纸张，手中无墨，示胸中有墨。而我，走台带稿，拍照带稿，看起来非常“没文化”。 除了这两次“没文化”以外，我短短的出镜还有两处不妥，都是小全跟我说的。第一，别的领导正讲话时，我转脸去看，不妥（我以为那样表示我在认真听，我以前就这么听学术报告）。第二，某领导面前，不能提“文化馆”三个字，他们之间有矛盾。我刚才提了两次，小全赶紧岔开话题，我没意识到。小全咬了几下嘴角，显得有些无奈。在他眼里，我的表现像个异类。他想要纠正我几句，又限于职务等级，不便多干预。 其实不仅是他，几日前，外人也觉得我是异类。那天我局召集民宿企业择优评奖，民宿老板们站在走廊里，穿绣花衣裳或棉麻长衫，步履闲适。可他们一进到政府会议室，就坐得出奇地直。 我看了他们的幻灯片，有猫有狗有咖啡，四周屋檐错落起伏，彩色衣裙在旧瓦和花草间摇曳，像透明油画轻轻动了起来。每人用五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他们掏出稿子念，声音绷紧，像在朗诵，时不时打绊儿。我说放松点放松点，像平时聊天那样就行，但他们还是坚持念稿。我告诉他们，今天的会议让我有新奇感：“城墙根儿底下有这么多漂亮旅店，我都不知道，其他市民大概也很难知道。你们给我多讲一些细节，我可以帮你们写文章宣传。”散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哪儿的？你讲话完全不像政府里人的语气。” 我笑了，人们对“政府语气”有刻板印象，但在真实官场中，也不是每一位官员都打官腔。我见过的人中，西安市文旅局局长就不讲陈词滥调。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市政府会议室，她先亲切地问候一句：“很久没有见到大家，又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啊。”接着，她注视着我们一二三四地讲了下去。她眉毛修剪整齐，妆容若有若无，不刻意为自己的面孔增添些什么。她全程不看手中的稿件，却将每个区县的特殊诉求记得一清二楚，直指核心，没有废话，最后轻点一下头，匆忙赶去下一个会议。她的风衣剪裁得体，双腿又长又直，背影像她的语言一样利落。 我踏进某一种职业，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讲话做事，现在我留心观察部分官员开会时的官腔。我有意抵挡，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那个样子说话。在我局的民宿评审会议里，我只希望群众觉得我性格好玩愿意做事，不想让对方注意到我的职务高低。 有时，我也得跟别人学着点。比如特色街区办的唐主任，任何时候发言都记得照顾前一个讲话者。他看了我一眼，说：“刚才杨局讲了三点，都非常中肯。下面我补充几句……”他这样熟练地承上启下，而我却总是横空而出，叽叽喳喳，没前没后。我这样可能会让其他人不舒服。 “一夕”民宿的老板不是来汇报的，他是评委之一。棕色马海毛毛衣和琥珀色纯圆框眼镜搭配在一起，像一只聪敏的山猫。他聊起他举办的音乐会、脱口秀、摇摆舞会和古着沙龙，他的语速快，眼神清亮，意识领先于同行。但他对我说话时还是稍微欠了身子，说：“就叫我小花吧。”这个男人的网名很容易记住。 小花跟我讲话的这个姿态应该不是他本色，这就像小全一样。小全是我们单位最年轻的干部，二十五岁。走廊里，他步态低平收敛，说话和声静气，谦让所有长辈。而我推开他办公室门看到的可不是这样。他为电脑桌前四十岁的“小姨”捶背，又挽着五十岁的“娘”去食堂排队——小全母亲才四十多岁，办公室里的中年女性全都被小全认作“娘”和“小姨”——但他只要见了我，立即鞠一下上身，礼貌得过分。 小全大概在心里估算过我和他的职位距离，办公室里的“娘”和“小姨”，没有职务，可以嘻嘻哈哈，对我则要敬而远之。我以前在学校里，别人不是这么对我的。学生见了我，扑过来摇我，连老师都不叫，直接叫：“素秋素秋！” 教师节快到了，几位已经工作的学生给我寄来花果茶，他们互相并不相识，却恰恰买了同一品牌的同一种味道——白桃乌龙。人过三十还能持续收获新的友谊，我得感谢高校教师这个职业。别的职场里多是冷漠争斗，高校却能遇到热烈的孩子。虽不频繁，但隔两年就有一两个能交心的朋友。我像是拿着布袋走在秋天的树林里，我不知道松果在哪里，但我知道，一定有松果在等我。 政府大院里，有没有松果？ 两个人的图书馆 碑林区图书馆馆长姓宁，是我的直系下属，我叫她宁馆或者小宁。与她交谈，我得知碑林区从前一直没有图书馆。我追问了好几遍才确认这是真的。这个空无的事实难以和另一个饱满的事实相吻合：碑林区是西安市中心城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 让我更加错愕的还在后面。宁馆给我拿来规划文件，文件显示：我即将接手的这个“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建设项目”要建在地下。这显然有违常识，对阅读来说，最好的是自然光线。为什么要把图书馆建在地下？ 她说，原本不在地下。两年前，区政府开始策划一个大型文化综合体，体育馆、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各一层，其中图书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可是这个项目一直无法推进，她看着我说：“杨局，你应该知道吧，咱们西安的工地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儿。” 我们这个城市比较特殊，土木建设，一不小心就掘出历史遗迹。公主坟，王爷墓，在外省必是热门景区，但在西安市，这些墓地可能就在寻常巷陌中，常常晾晒着干豆角和被子，没什么稀奇。 最近我路过母校陕西师大，发现那里新建了一座遗址公园，我分明记得附近原来只是个土坡。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校园南侧刚刚考古发现一座天坛，是唐代皇帝祭天旧址。这些描述的语句庄严持重，让我肃然起敬。学长们哈哈大笑，破除我的幻想：“千万别去看，就是一个大土包，啥都没有。”我还是独自走到那个长满荒草的土坡面前，它在深秋显得分外寡淡，荒草枯枝，毫无吸引人的亮点。它身在这个城市，同类太多、竞争太激烈，很久都没有出人头地，直到我硕士毕业离校，土坡依旧是土坡。时隔多年，现在它总算有了体面的外观。 如今也不知道我们规划中的图书馆碰到了什么文物，需要各级考古部门进行文勘，停滞在考古发掘阶段，预计还得两三年才能投入建设。但是建图书馆这事儿不能再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评定条例规定2020年年底区县级图书馆必须到位。这是年度考核重要项目，不允许出任何差错，各级领导要担责。无论如何，碑林区必须寻找一个现成场地做临时过渡期图书馆，必须达到条例要求的最低面积三千平方米，必须立刻上马，限期完成。 要在碑林区找到一片合适的“三千平方米”，并不容易。碑林区有“两最”：一是西安市面积最小的区县，仅二十三平方公里；二是西安市单位面积GDP最高的区县，商业繁华，旺铺抢手。 图书馆对建筑物承重要求特殊，密集书库的荷载数值是普通建筑的好几倍，土木工程界为此制定专用标准。我来挂职之前，局里选了一些阳光通透的地方，都不符合承重要求，最后只能选在地下。一个没有窗户的临时过渡的区县图书馆就这样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紧迫性，等待我来搭建。 小宁站在我面前，叙述这些来龙去脉。她在四十岁左右走上这个正科岗位，算是缓慢。别人说“她很老实，就像个老黄牛”。这么多天，她和我打招呼时依然笑得保守，不是过分殷勤的人。她经常穿黑色或者棕色宽松毛衣，掩饰自己的曲线，带拉链的马甲也能帮她把身材再藏一藏。总之，她绝对不张扬。 现在她还和别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图书馆装修好，她要搬离这儿，拥有自己独立的地盘。如果我是她，我一定很激动，各种新规划在脑子里闪烁。我打趣她要荣升“山大王”，她却皱眉，不想当山大王。她说自己生来就不喜欢拿主意，更愿意让别人替她拿主意。她不想当任何一个科室的主管，过去的许多年里，她习惯别人吩咐什么就做什么，那样不用费太多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现在她马上就要做独立法人，她怕出错。出了错，那可得她一个人担着。 我有点担心她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她的学历不高，专业也不算对口，平时没有阅读习惯。我认识的其他图书馆馆长也有专业不对口的情况，这在政府里好像很普遍，让人奇怪。弟弟帮我分析：图书馆是清水衙门，上级一般会让比较老实的人去管理，不需要出多大成绩，稳重就行。 我并不了解小宁的性格，既然同事们都评价她像“老黄牛”，她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也许可以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已经向上级申请了五个带编制的岗位，明年春天举行考试，明年年底才能到位。现在，整个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光杆司令，没有兵。我主管的四个部门只有她这样孤立无援。我得多帮她一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图书馆。 我一直在想象这个图书馆。它还没有存在，它不是一个现成的物体，它是水和土，需要我的手先把它们和成一团陶泥，拉伸，揉搓，捏出形状，雕刻花纹。我渴望这泥泞而兴奋的事，那么多读书人都梦想做一个图书管理员，而我现在要做的事比这多，我可以为整个图书馆挑书！我们有一百万元购书经费，这对于一个图书馆来说太少了，但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真是一笔巨款，得好好谋划。 我还没有去过工地。地下室的黑暗应该会让我扫兴，但好在它是完整的，不与任何店面毗邻。一个完整、清洁、宽大的下室方正等我们入住。就像一件洗干净的旧衣服，依然可以让人接受。 太阳挺好的一天，小宁叫我去看工地，我们沿着粉巷往东走。“粉巷”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些意思，有人说这里古代是卖面粉的，又有人说是卖脂粉的，还有人说这儿是皇上的选妃地。我更倾向于相信最后一种说法，“粉”字妩媚，也好记，如今这条街上满是特色饭馆，暖融融的市井气。 小宁现在和我没那么生疏，我主动挽她，她也挽着我。我喜欢她这样，这样我们就不像是上级和下属。秋天刚刚开始，树上的叶子还是绿的，偶有星星点点的黄。临街放了一只巨大的锅，用烟熏制过的褐色肥肠挤得满出来，肉的香气里混合了烟的涩味。这种味儿平时很少能闻到，我忽然想起大半年以前的疫情隔离，所有小区限制出入。我的朋友穿着厚大的羽绒服来，隔着铁栅栏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就是这个东西，打开来，就是这个味儿。 “好久没见了。想你。给，吃这个。别瘦了。” 说完她就走了。那几根肥肠，我切得细，吃得也细，舍不得一顿吃完。 用烟熏过的肥肠，叫“梆梆肉”，乌漆麻黑，是外地人不太敢尝试的西安特色“暗黑料理”。我是外地人，但我无所不吃。我谈起吃来眼睛发亮，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工作调动到这条街，小吃太多了。丁字路口有一家手工饺子开了二十年，冬至的那天我得去尝尝。斜对面的牛肉饼馅料扎实，每天都有人排队。还有小巷里的水盆牛羊肉，也在我的计划中。 穿过南大街地下通道，就到了森源实业大厦的门口。临街店面有一家正在装修，颜色是喜庆的红。另一半门面还空着，已经签了护肤品超市和咖啡店。我们找物业经理拿钥匙，一起走下楼梯。整个地下一层是空的，只开一盏灯也能看见远处。非常糟糕，一件打满补丁的、带着破洞和污渍的衣服。连地板都不平，附近是瓷砖地，远处又是烂糟糟的水泥地，几道巨大的沟槽昂首戳出来奇怪的插头。天花板缺了几块，电线散落下来。墙皮颜色不一致，表明这里曾被分割成不同的领地。他们分区而治，又匆忙撤离。角落里没撕干净的海报、乱画的字迹和油污，隐约暗示出衣服店和餐饮店的轮廓，像是焰火表演结束后一地零乱的爆竹皮。 “小宁，这就是咱们的山寨。” 她瘪着嘴，用鼻子叹了声气。 这三千平方米就是这个样子，现在真的交给我了。我手头的钱并不多，因为是过渡馆，随时就要搬走，装修得太豪华是浪费，财政局只为我们下拨一百八十万装修费用，平均每平方米六百元。普通居民装修，一平方米通常过千元。而我们是公共区域，还要做复杂的消防分区。减去消防费用，一平方米只有五百元左右，这个价格简直捉襟见肘，把装修挤压到极限。我不能奢求美观的设计，只把墙、天花板、地面弄干净，铺平整，估计钱就花完了。 如果我们有很多钱，我希望能建成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外形优雅，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叶轻摇，窗边座位抢手。现在呢，也没窗子也没钱，我把这些事儿暂时撂开，重点考虑怎么买书。 最近我的办公室比较热闹，各式商人向我递上名片。商人消息灵通，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刚在政府网站发布，他们就来了。这一家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事，那一家又在敲门。他们在走廊里等着，一个接一个。 除开一百八十万装修经费，我还有一百万买书经费。第一个商人建议我用一百万元买八万册书，“八万册”正好够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我有些诧异，他怎么把数字细节搞得这么清楚？他笑了一下，说他的小舅子认识某个领导，他的老同学又是什么什么秘书，他自己昨天刚刚和谁吃了饭。 我学了一个新词——码洋——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供货，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他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他说他和官场打太多交道了，而我初来，不懂官场规矩，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把面子做得好看，领导才开心。“领导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他们看起来都比我有经验，懂“规矩”，引导我这个新手按照他们的方案来。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对劲。第三个商人进门时，我已经做好了对话准备，我要拒绝八万册，拒绝四百万码洋，那种价格不可能是好书。第三个商人特别擅长堆笑，他说：“您要什么书，我有什么书，都是现成书目，几分钟内配齐数据，不用您费心。” 教辅书的进价只有一折两折，鸡汤言情书两折三折，而精品书籍要五折以上。我和小宁商量，考虑到书商的适度利润，我们按六折或六点五折计算码洋，才可能买到好书。数量少一点，保证质量。为迎接评估，八万册是及格线，但是明年下半年才评估，不着急。明年开春我们再向财政局申请新年度的购书经费，今年的加上明年的，应该能凑齐八万册。 小宁说自己是门外汉，不懂，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我们确定方案，一百万元经费，码洋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一共买三万册。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三，那么就是一万种书。 这个方案进入了我的一封封邮件，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择优筛选，这个事情我喜欢干。 我陆续收到书单： 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 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 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世说新语》——某某日报出版社，《老人与海》——某某旅游出版社。 儿童书籍，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可谓煞费苦心。还有一些单蹦儿书目，第2辑，第5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商人大概没想到我会一行一行地查看，我也没想到，我会看见这样的“报告”“岗位”与“视角”：《某某县政府廉洁反腐败的公众感知评估报告》 《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车司机岗位》 《价值网企业创业绩效损失机理研究——一种基于非物资资源配置的视角》我看见了一些“文萃”，一些“风采”：《某某酒业文萃》 《某某师范学院校报文化副刊选集》 《吟诵的女儿——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吟诵推广志愿者某某某老师》 《某某政协委员履职风采》也看见了一些“学术”。作为高校教师，我熟悉这样的名字，知道它们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某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 《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学语文教育》 《主体间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 《当代大学生德育中主题教育模式的理论与实务探析》 《创新驱动下的高校服务育人模式研究——某某学院学生事务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我现在明白这些书单是什么名堂，书店里卖不动的书、仓库里的滞销书以及那些明知没有读者的自费出版书籍，全都塞给了我。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书架被三流书籍占满。因为图书馆是公益场所，不赚钱，塞些“坏”书进来不影响图书馆“业绩”，反而会增加书商利润，于是，图书馆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街头书店则不同，它们要营利，自然会认真筛选商品，为销量操心。书店固然也有滞销书，但绝不会铺天盖地。 我无法想象我一手弄起来的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图书馆不能只做成政绩工程，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 我再次写邮件：您好！ 您发来的书目我已全部读过，建议按以下要求修改……近三年出版的新书籍可参考各种网站销售榜单……古典书籍涉及注解、校对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谬以千里。古典文学建议多多考虑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尤其是作者去世五十年以上的公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用，译者水平差异太大。外国文学建议大量采购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次，我的邮箱没有收到回信，但我的办公室不断响起敲门声，收件人直接来到我面前。他们说，以前给政府配货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大家都知道“馆配”就是这样做的，书商提供什么书目图书馆就买什么书，这样比较快。我要的书进价太高，让他们没有利润。而且他们没有精力按照我的要求去修改书目，太费时间。我问他们：“平时读书吗？”“不读，我们是业务员，主要跑业务，哪有时间读书啊？” 他们带着笑脸，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喜欢我，怎么就倒霉碰到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临时挂职”干部，为了书目纠缠不休？我也心烦，为什么没有一个爱读书的书商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一个书商，但凡读一点书，就能理解我的诉求并且做出修改。 我处在被动局面，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和我周旋，我如何才能挑到我要的书？也许我应该主动出击，寻找合适的供货商。我想起经常买书的网站：中图网，价格合理，书籍质量也还不错。我拨通“批发业务”电话，接线的是一个中年女人，语速沉稳，温和有礼，不像别的书商那么迫切，也不急于做出允诺。我提要求，她说：“好的，理解，明白。”她耐心地记下来，并且复述。这个舒服的声音让我多了一份希望。 " 1、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陕西科技大学的文学副教授在西安碑林区挂职，主持碑林区的图书馆建设。时间短（6个月），人手少（2个人），且要在有限的资金下最大限度地建设好这座区图书馆。最终，她用文人的坚守甚至抗争，守住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图书馆”。本次事件获得央视《新闻周刊》、腾讯谷雨工作室的关注和报道，作者被誉为“公共选书人” 2、一座图书馆的建立既是一个文化事件，又是一个公共事件。讲好这个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2023年10月，杨素秋应北京大学图书馆邀约，做了《选书的难度》的专题讲座。 3、杨素秋为图书馆选出了1万本书目。本书的最后整理了书中提到的经典图书300本左右，中外著名作家130位左右。这些书目和作者都是杨素秋挑选出来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