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研究（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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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
　　新时代考古文保新思考
　　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对我国文化遗产事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路线、策略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科学推进文化遗产科学体系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考古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研究目标从以复原古代社会、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最高任务，向抢救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服务社会发展的方向拓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推动着考古学向综合文化遗产调查发掘、研究阐释、保护保存、展示利用、传承创新一体化的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文化遗产科学体系演变。这一历程不仅反映了考古学的时代发展，也反映了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基本脉络。
　　洋溢着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之浓郁风气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已经形成；一个高度重视、全面推开的文化遗产新时代已经到来。同时，我国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一日千里，为考古文保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良好条件。而方兴未艾的“一带一路”又为考古文保创造了国际发展平台。可以说，我国考古文保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科学发展理念，也是指导新时代考古文保工作科学发展的新理念。
　　新时代考古文保改革创新，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号召“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
　　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客观、科学分析，指明了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为新时代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对我国文化遗产事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路线、策略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科学推进文化遗产科学体系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二、新时代考古文保新特征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2］
　　考古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研究目标从以复原古代社会、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最高任务，向抢救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服务社会发展的方向拓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推动着考古学向综合文化遗产调查发掘、研究阐释、保护保存、展示利用、传承创新一体化的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文化遗产科学体系演变［3］。这一历程不仅反映了考古学的时代发展，也反映了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我国文物考古的重大成就
　　新中国创建以来，文物考古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举其要者，如：
　　全面创建了史前文化区系框架，首次描绘出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科学勾勒出中华文明发展基本脉络。
　　从空前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日益活跃的生产活动中，抢救、保护了大量文化遗产。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护一大批文化遗产——在全国开展三次大规模文物普查，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76.7万余处，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12万余处，其中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万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万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截至 2017年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2项（文化遗产已有39处），使我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位居全球第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达39项，位列世界第一。重点推动大型考古遗址保护，至今已经形成了以“六片、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大力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努力寻求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协调，至今已批准挂牌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布和保护一大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其中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3座、名镇252个、名村276个；开展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涉及文物一亿多件（套），按照统一标准登录完整信息者达 6400多万件；全国已有博物馆4500多家，其中免费开放博物馆达到3700多家，全国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总数达到7亿多人次。
　　考古和文物保护学科建设成就斐然。中国考古学已经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和较高国际地位的“显学”——体系比较完善、理论方法先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融、成果突出、日益亲民深受公众关注，全国文物考古科研机构122家，具有考古发掘资质单位80家。田野考古精彩纷呈，水下考古异军突起，实验室考古崭露头角；文物保护科学从学习、追赶外国同行达到乃至引领国际先进水平——大型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管理、各类文物古迹的保护、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无论理念、方法、技术，均不输世界同行。而所完成任务之数量与难度，堪称全球第一。诸如长城保护、大运河保护、三峡水利工程文物保护、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等，皆属举世无双之文物保护。
　　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建设成就斐然，《文物保护法》《非物质遗产法》等一批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成为文化遗产事业的保障。国务院制定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博物馆条例》等行政法规，多次颁布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文件，国家文物事业主管部门制定大量相关规章制度。
　　（二）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新特征
　　在成绩喜人的同时，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也面临一些阻碍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诚如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所说：近年来，我国文物事业取得很大发展，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又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4］。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更具体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文物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进一步增强，文物保护基础工作不断夯实，资源状况基本摸清，保护经费和保护力量持续增长，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博物馆建设步伐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高，文物利用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文物拍卖市场管理逐步规范，文物对外交流合作日益扩大，文物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的矛盾日益显现，随着文物数量大幅度增加，文物保护的任务日益繁重，文物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法治观念有待提升，文物保护的配套法规体系尚需完善；一些地方履行文物保护的责任不到位，法人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因自然和人为因素遭到破坏，一些革命文物的保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加快；文物建筑火灾事故多发，盗窃盗掘等文物犯罪屡打不止；文物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文物拓展利用不够，文物保护管理的能力建设有待加强。面对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和突出问题，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的文物工作［5］。
　　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新矛盾和新方略、新要求等变化分析可以发现，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表现出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老矛盾与新问题的交织存在。就笔者关注而言，主要有：
　　文化遗产保护与基本建设、城乡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永久性问题，也是典型的发展中问题。尤其是当前面临全面和高速的城镇化建设、交通和水利等各项大型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矛盾依然突出。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虽然随着认识的提高、社会的发展，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并未彻底消除。
　　文化遗产资源的有限性与人民文化生活需求无限性矛盾依然存在。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它在人民生活需求中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供不应求”，必须科学、合理利用。在大力倡导“让文物活起来”为人民现实生活服务的今天，这个矛盾更加突显。
　　文化遗产保护需求与保护能力的矛盾依然存在。我国是文明古国，文化遗产大国，文化遗产保护需求巨大，而我们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力量，依然相对比较单薄——无论是人力、财力、科技，均不能满足正常需求——虽然一直在努力、在改善。
　　文化遗产保护不平衡状况依然存在。就全国而言，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原因，文化遗产保护在不同地区间存在不平衡，同一地区的城乡之间也存在不平衡。此外，不同类别（如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的文化遗产之间保护力度也存在不平衡。
　　上述既有矛盾，正在发展中得到逐步解决。而在发展中日益突出或者新生矛盾，也需要高度关注并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如：
　　日益复杂繁重的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工作与不胜重负的文化遗产科研和保护队伍的不匹配。随着考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一体化，文化遗产科研和保护展示任务急剧加重且日益复杂，但科研队伍人数不足，直接导致多数科研、保护单位变成“急救中心”和“消防队”，大家忙于应付紧急任务（抢救性工作），无暇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无法落实长远科研规划，不能及时整理、发表研究报告和保护成果；人员结构学科不全、学术层级过低，直接影响科研和保护工作的高度与效率。这方面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考古队的“单兵化”“单科化”（一个科研人员独撑一项考古工作，甚至一人同时承担多项考古发掘的领队，考古发掘一线日常工作由考古技工承当）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导致发掘水平的低下、科研工作的低效、文化遗产资源的空耗浪费；专业教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实用人才培养滞后。
　　日益先进的科学技术创新利用，与相对落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手段之间的不匹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在许多领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如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但是，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利用的科学技术——包括新方法、新材料、新技术等，相对进步缓慢。
　　日益深化的文化遗产学科发展需求，与依然陈旧的工作模式之间的不匹配。文化遗产科学是综合性极高的多元学科，必须是学科与专家的高度集约与结合。虽然，考古和文物保护一再讲求多学科结合与科学技术的利用，但是真正的学科融合远不理想。考古队伍“单科化”现象依然严重甚至还有所趋重，科技考古人员并未真正融入考古队，文物保护人员尚未深入考古一线，文物展陈人员远离考古发掘、疏远文物研究。
　　日益扩展的考古科研需求与日渐减少的考古资源与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考古遗址是不可再生的稀有文化资源，考古科研的长期、深入开展，消耗大量考古资源，尤其是一些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兴起与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