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突围：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议题

作者简介

王东京 经济学家，历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务部主任、教育长、副校长。长期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一直深受学员好评。所撰写的“与官员谈”系列丛书在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改革》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经济日报》《学习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写专栏文章近千篇。主要代表作有：《王东京经济学讲义》《经济学笔谭》《经济学反思》《经济学分析》等。

内容简介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 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均贫富”，国家要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让企业家有安全感；同时要引导企业家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履行社会责任；再有，政府应承担起扶贫的主要职责，用财政资金扶持贫困群体发展生产、提高收入。 在《怎样衡量收入差距》一文中我说，经济学家在研究收入差距时，应将企业家财产与收入分开。企业家所拥有的厂房、机器设备等是他的财产；而用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费用，才是他的收入。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不然会夸大企业家与普通人的收入差距，误导视听。 人们的幸福感受，不仅取决于自己收入的高低，还取决于收入比较的参照。要是自己与自己比，增加了工资他会感觉到幸福；但要是告诉他，其他同事的工资比他增加得更多，就属他最低，他可能立刻转喜为忧、愤愤不平，之前的幸福感也荡然无存。 所以我一贯的观点是，在现阶段，我们既不能无视收入差距，也不宜过度渲染收入差距，更不能夸大收入差距。最近学界正在讨论“三次分配”，为参与讨论我写了《“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不料文章发表后有一位相熟的企业家打电话问：“三次分配”何时启动？我明白他担心什么，他是担心“三次分配”是否会“均贫富”。 事实上，中央讲得很清楚，“三次分配”是鼓励人们自愿捐助。可人们为何会有此担心呢？在我看来，是人们一直对“共同富裕”有误解。何为共同富裕？传统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是同等富裕，不存在收入差距。而要消除收入差距，不仅要调节收入增量，还要调节财产存量。所谓调节财产存量，说白了就是“均贫富”。 从理论上追溯，此观念最早来自英国学者莫尔。1516年，莫尔出版了那本著名的《乌托邦》，指出人类的理想社会是消灭了财产私有且人人平等的社会。后来法国学者巴贝夫等人指出，人人平等的社会，收入应该平均分配。再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收入均等化定理”，说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接近最大化。 这当然是学者的看法。令人不解的是，普通民众知道莫尔、巴贝夫、庇古的并不多，人们“平均分配”的观念从何而来？对此，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做过讨论。他认为，“平均分配”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认同，或者说是人的天性。其实，中国民间也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意思与罗尔斯的解释不谋而合。 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远的不说，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前的30年，国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制度，可那时实际搞的是平均主义分配，吃“大锅饭”。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人们的收入都有提高，但却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有人对“收入差距”不满，产生了仇富心理。 由此见，目前社会上有人确实存在“平均主义”观念，而且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根除。也正因如此，对推动共同富裕，人们往往会想到“均贫富”。而我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绝不是“均贫富”。那样做既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分配原则，最终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会导致共同贫穷。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同时又说，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按照他的构想，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先富带动后富。当年上大学时，有位教授对邓小平的构想做过形象解释。他说好比坐公交车，若乘客不排队，一窝蜂地挤，堵死了车门谁也上不去；要是分先后排队，反而容易上车。 回头看，邓小平当初的构想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人先富起来了，中等收入人口超过了4亿，那么怎样让先富带后富呢？中央明确讲，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国家宪法也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说，先富带后富不是“均贫富”。 有人说，政府可以鼓励富人捐助。富人愿意捐助当然好，可低收入人口多，捐助怕是杯水车薪。我的观点，政府应支持富人投资创业。要知道，支持富人投资就是先富带后富，而且可取得长效。投资增加，生产的财富会增加，政府税收和就业岗位也会增加。读者想想，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国家税收越来越多，政府是不是可以更好地照顾穷人？ 倘若不是这样，反过来让人们“均贫富”，效果必事与愿违。听朋友讲过一件真事。张大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城里打工多年，后来回乡办养鸡场，收入可观；小儿子一直在家种地，至今没娶上媳妇。于是张大爷让大儿子先富带动后富，拿出10万元资助弟弟做生意。结果呢，弟弟不善经营，不到半年便血本无归，而哥哥资金周转不灵，收益也大不如前。 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也一样，不能简单“均贫富”。经济学讲，人的行为选择是在特定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站在富人的角度，国家若不保护私人财产权，富人没有安全感，自然不会放手投资；站在穷人的角度，如果允许“均贫富”，可以坐享其成，他们也不会勤劳致富。 分析至此，我最后的结论是，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均贫富”，应重点做好三件事：第一，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让企业家有安全感，支持他们放手投资，将财富“蛋糕”做大；第二，引导企业家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履行社会责任；第三，政府应承担起扶贫的主要职责，用财政资金扶持贫困群体发展生产、提高收入。 王东京教授撰写的《中国经济突围》，直面当前经济热点难点，从看得见的角度观察，从看不见的角度分析，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读来让人醍醐灌顶。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理论，而且可以学会用经济学思维破解现实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