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地理

作者简介

尹富林，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南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 K.玛丽亚·D.莱恩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地理学助理教授。

内容简介

认识火星地理 近来关于火星科学的讨论称19世纪后期对待火星 的方式——无论是在科学或是大众文化领域——继续 影响着我们现今研究和认识火星的方式。红色星球被 广泛认为是干旱的、有灌溉的、有人居住的。本书试 图弄清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期，该知识的产生过程。 比如，在这一时期里，科学家们关于火星具体的地貌 特征是怎样描述的？他们是怎样动员起读者、观众和 科学盟友们以获得支持的？反过来说，不论是支持的 需要还是潜在支持者的反应，他们是如何影响关于火 星物理地理和文化地理的论断的？这些同火星自身有 何关系，如果该关系存在的话？ 最后，本书并不是真正关于火星甚至是火星地理 的。 本书讲述了在特定的时期有特定的个人、机构 和公众所产生的地理知识过程。智慧、文化和地理政 治环境导致了在二十世纪初人们广泛相信有会挖掘运 河的火星人存在，在探索这个环境的过程中，我更关 心那些具体的环境自身而不是火星具体的地貌。本书 认为，在由欧洲帝国主义和美国扩张政策主导的地理 政治环境下描述出来的一个有人居住的火星，催生了 一种知识社会气候，即认为火星是一个干旱的、枯萎 的、被灌溉的世界，居住着深不可测的高等生物。这 也是似乎已经被大批西方科学家、作家和观众所接受 的关于火星观测的唯一解释。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 通过探索地理学研究而得到，该方法不仅考虑火星科 学本身的空间维度，也包含了关于火星的具体论说与 出现的潮流趋势在地里学科中交叉运用方式。为达到 这一目的，本书特别关注于英美科学家及观众们在全 面探索关于火星是否有人居住理论的辩论中是如何卷 入英美主导的地里政治学环境的。一些重要的欧洲科 学家也包括在内（主要有意大利天文学家乔凡尼·夏 帕瑞丽和法国天文学家、作家卡米耶·弗拉马利翁） ，但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环境下通过引证、发表、通信 及新闻报道影响英美观众。 本书聚焦了在科学历史上早已是臭名昭著且得到 充分研究过的逸事，自然跳过了其他学者已经强调过 的几个重要的影响。比如，对学科天文学中社会机构 动态、心理感知因素、神学体系及进化论之间不断进 行的争辩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主要的探讨，这是就它 们同前景化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也许最令 人可叹的是，这个焦点优先考虑了地理学，而不是其 他非天文科学（尤其是地质学和生态学），虽然这些 科学在自然科学还没有完全形成各自独特身份的时期 也影响着火星科学的实践和感知。近期研究探讨了火 星科学中生物和生态比喻的发展；然而它们的成功表 明，从地理学的观点来看如果想要得到相似的且富有 成效的结果，还有待于对火星进行更仔细的研究。正 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本书关于该学科的焦点揭示了火 星科学的作用及意义，它们深受地理学实践和概念的 影响。 火星与科学地理学 将火星产生的轰动作为知识产生的一个小插曲来 研究，我从理论上借鉴了科学史上一些关键性学术研 究得到的启示（具体参见Colinski的《自然知识的产 生》），这些研究都有力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即 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被当做“真理”建立起来的科学 主张，它们并没有任何“不证自明的或是必然的”东 西存在。早期的建构主义的科学批评认为，科学知识 应当被理解为“主要是人类的产物，由当地的文化和 物质资源构成，而不仅仅是关于自然既定顺序的揭露 。”该研究运用了社会学方法，表明与其他客观“现 实”相比，科学知识主张与社会环境联系更加紧密， 因此这些研究也更加集中关注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然而，与此同时，本书也容易让读者难以理解在特 定地点的个人是如何参与到真实的现象之中的，并且 结论也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克服这一缺点，科 学史中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就科学知识的文化维度 而言，早已超越了建构主义者的论断，系统地阐述了 作为文化的科学模型。历史上传统的解释将科学和文 化看做是独立的单位；重读和修订解释，表明科学是 作为复杂的文化协商结果而变化发生的。近来的研究 列举了很多关于某个文化知识或权力“翻译”和“杂 合”（颠覆性的挪用）另一个文化的实例，这样一来 ，通过聚焦其中各种各样的参与者的复杂社会、政治 和宗教定位而避免了普遍性和相对性。这些参与者指 的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主张翻译或修订文化科学知 识的人。 从该学术发展的某一个方面看，最新的研究大量 关注“科学地理学”，并将其作为很为一个相关性维 度，该维度在理解科学真理是如何形成的过程中一直 被忽略。科学研究的经典作品关注科学知识的偶然性 和情境性本质，要求从地理学方面考虑而不是直接加 以描述。科学研究的早期成果表明实验科学的出现和 制度化依赖于收集“目击证据”，这些“目击证据” 能够保证实验观察和实验现象的合法性。当地独有的 实验区把那些特有的目击证据聚集起来。现在这些实 验区被认为是反映和复制了特权的社会地理学。这样 ，一门社会地理学在空间表述上容许在科学主张的真 理性方面培养“信任”，即使对那些并未亲眼所见的 实验现象报道，也是一样。 尽管早期在科学实践过程中承认了空间的影响性 ，本书中提出的“地理学转向”还处在全面展开阶段 。俄斐（Ophir）和沙滨（Shapin）在其《知识之地 》一文中善意提出，科学知识的“无可救药的局部性 ”可被看作了解该知识的方法论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批评。利文斯顿（Livingstone）也极力主张在科学 研究采用明晰的地理学方法并鼓励为达到此目的设立 雄厚支持的奖学金。他认为“科学观念例如科学发现 、对权威的挑战、自然知识等产生地理学，同时也由 地理学产生，”他在其《地理学、传统和科学革命》 等文章中一直呼吁关注： 经验知识产生过程中空间环境的作用、科学信息 不均匀分布的意义、科学观点及其相关的仪器设备迁 移的传输通道、实验空间的管理、科学知识从专家领 域到公共场所传递过程中展现的权力关系、科学亚文 化的政治地理学和社会地形学以及科学文化的再生产 受到影响地区的制度化和监管 现在的研究结果表明，科学家们开展研究的地点 、科学主张传播的路径、网络及大众和参与到科学知 识中的特定地点不仅影响着科学家工作的内容，也影 响了他们获得可信度的能力。科学工作开展的空间环 境不再被看做“消极背景，而是生产、验证、传播链 中的重要环节。这一观点有利于推动我们超越一直以 来就”科学“的”真实“性本质展开的颇有问题的建 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论，即认为科学、科学家、科 学研究以及很多空间变化环境下的科学知识主张，其 本质是多元和变化的。 利文斯顿再三要求关注科学地理学，主要聚焦于 三个主题：场所、区域和传播。现今人们普遍认为科 学家们的工作场所对知识主张的构建及准备传播方式 有着根本的影响。关于这一主题，近来重要的研究表 明：科学知识产生于许多场所，不仅包括可控的实验 室，也包括例如运动场、博物馆、医院、酒吧、咖啡 馆、市场、船只以及身体内。尽管人们普遍感觉科学 是一项没有固定位置的活动，不随位置而变化，但影 响每个场所的微观地理学对知识产生的精确性非常重 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区域地理学不仅影响着科 学家们的研究方法，也影响着他们作品被接受的方式 。比如，当地科学学会的角色对于科学作品的合法化 有着重要的特殊影响。此外，现今地理学在不同的场 所、区域及观众间的传播被认为是科学知识及其可信 性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科学实践通常因一些空间距 离与目击者或观众分离，信任的建立（由此带来的合 法性）通常需要传播知识主张。这种传播在空间地理 学和社会地理学方面不仅影响着这些主张的可接受性 ，同时也影响其自身的特性。 重访世纪之交火星知识产生的过程，该知识所产 生的地理学视角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火星地理学是 如何和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基础。天文学家们 及天文台为了寻找更好的观测位置不断地变换位置。 敌对的观测者基于他们的天文台试图怀疑他人。报纸 报道了许多深入热带山区进行火星观测的爆炸性新闻 ，尽管这些新闻和关于火星的知识毫无关系。不同地 区的观众对于火星有人居住理论也明显反映出了不同 程度的热情，但尽管那些有关空间的论述在之前关于 火星运河主张中已有提到，大都没有明确地从地理学 的角度进行说明。因此，本书希望通过视角的简单转 换，将地点和空间关系纳入中心分析范畴，优先于任 何有关个性、哲理、神学、修辞学或客观性的强调。 这样，有助于本书达到预期的效果。 火星和地理科学 随着接下来几个章节的展开，人们对火星地理学 的关注导致了对地理科学自身的双重关注。有关运河 的知识首先以地图方式传播——典型的地理学表达格 式——强烈地影响了科学家及观众对于火星有人居住 理论的接受。同样地，天文学家们关于火星地表特征 的描述也被最新的地理学理论所固定，大众在同样的 期刊上（有时甚至是在相同的页码上）读到有关地面 地理探险的新闻。此外，许多著名火星天文学家们同 地理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也参与了包括地理学家在内 的社交圈活动。比如，出版了火星第一幅运河地图的 意大利天文学家夏帕瑞丽，在米兰的气象学和地形学 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发表的个人论文显示他与意大利 及其他欧洲地理学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样地，美国 航海天文历编制局主任西门·纽科姆（Simon Newcomb），作为光学错觉理论的支持者却深陷于关 于火星的辩论中。他与美国地理学家们通信，甚至成 为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制定菲律宾群岛探险计划的 顾问。罗威尔为火星相关知识在美国和英国公众中传 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将注意力转向天文学和火星 之前，他作为一名旅行作家和东亚临时外交家，享受 了长达10多年的职业生涯。 观察一下地理科学方法是如何应用于地理学的火 星科学,这方面却很少有例子可循。虽然现今在科学 研究文献中和地理相关的主题已经司空见惯，但历史 地理学家们才刚刚开始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学科。且 这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追求一段“批判”的历史 ,这个历史一直在苦苦探索作为“定位的社会实践” 如何产生地理知识。 转向“语境”的地理学历史, 比起传统的伟人叙事，更注意学科的帝国连接。最近 ，对批判历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学理论探 索“地理学知识在不同权力关系中产生的各种方式。 ” 很多关于这些学者的调查中最明显的焦点就是地 理学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基本关系。从“领土获取、经 济剥削、军国主义以及阶层和种族统治的实践等方面 看“，hudson在其《新地理学》中认为：欧洲国家地 理政治学方面的利益直接导致了国家在地理学术部门 加大投资,到十九世纪末已形成最激进的帝国活动制 度。作为回报,帝国主义的权力对新成立的学科有着 重要的意识形态影响。因为在制度化期间普遍公认的 地理学研究——环境决定论——是根植于种族主义意 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用于证明白人帝国主义者对热 带国度的殖民制度是否合法。尽管历史地理学家和地 理学的历史学家们都试图更完全地探索这些关系,他 们除了受到有形的物质地理学限制外，往往还受到关 注话语和文本的约束。在这方面，环境历史学家更成 功,他们将地理话语和机构与殖民风景的转换具体地 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 由历史地理学本身产生的 更为公开的物质和空间研究方法现在也开始面临着如 何从更为批判的角度书写地理学历史的挑战。 P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