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道德：钱三强科技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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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松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体系工程理论与方法研究。主持全军军事理论课题、军委科技委前沿创新课题、军内科研课题等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荣立三等功1次。 肖旭，湖南长沙碧桂园中英文学校高级教师。

内容简介

按：钱三强出身书香门第，拥有令人羡慕的科研履历，又长期身居我国科技领导的工作。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有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升华的过程。 钱三强爱国主义精神溯源 作为一名爱国科学家,钱三强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的选择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钱三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据考证,钱三强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君钱镠的后嗣。钱镠为吴越王时,正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战乱频仍,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鼓励农耕、兴修水利、兴佛重教,使吴越国在十国中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发达。联系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当年的爱国情操和壮举,显然也是受到钱氏家族先人的教导和影响。 钱三强出生于三世业儒的书香世家。祖父钱振常系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晚年任浙江绍兴书院山长。父亲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受到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同盟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1910年回国后,先在一些著名的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到北京担任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接受陈独秀邀请担任了《新青年》的轮流编辑,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成为宣扬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同时,钱玄同还是一位思想开明者和爱国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 据钱三强回忆：“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物……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还开阔了眼界,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于写作也有一定的帮助。”“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出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父亲从我们小时候就教给我们向前看,应该多接受先进的思想,接受新事物,不可保守。”“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是钱玄同教育子女的口头禅。他还在文章中这样写过：“教育是教人研究真理的,不是叫人做古人的奴隶的。教育是教人高尚人格的,不是叫人干禄的。教育是改良社会的,不是迎合社会的。”钱三强青少年时代便从国学大师的父亲那里接受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一直以父亲强调的“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两句话为座右铭。 1933年3月,承德失陷后,钱玄同因为国难深重、忧心不安而一度谢绝宴饮。1933年初,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辞谢符定一的吃饭邀请,解释说：“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同年5月7日,师大研究院毕业生宴请导师,钱玄同“照例谢绝”,只参加了饭后的摄影。1933年6月6日,他写信给胡适,要为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胡饯行,信中解释了之前谢绝宴饮的原因。“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七七”事变后,不少学界名流卖身事夷,苟且偷生。而钱玄同基于爱国立场,与此恰成鲜明对照。他拒绝伪聘,曾向从西北联大来北平的师大原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1938年,钱玄同恢复旧名“夏”,是表示“夏”而非“夷”,其中含有早日恢复中华、不愿做亡国之民的寓意。 钱三强出国留学之前,父亲找他谈心,勉励他珍惜难得的机会,学成后不要忘记报效祖国。“人多可以是大国,但未必是强国。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否则,只能任人宰割。你现在出国学习,不正是将来报效祖国,造福社会的好机会吗？”钱三强就是抱着这种满腔救国热情离开祖国前往法国求学深造的。父亲的爱国情怀对钱三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深远,也奠定了钱三强朴素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诚如钱三强自己所言,“他的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对我们起着深刻的教育作用”。 (二)进步导师的言传身教 钱三强留学法国时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不仅是世界顶级核物理学家,而且是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他一生都在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和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积极地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身边的人。在实验室里,约里奥居里孜孜不倦地献身科学研究,当人类遇到核战争的危险时，他挺身而出为抵制核武器而奔走呼号。德军占领巴黎时,约里奥先生积极从事地下救亡活动,并且担任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顽强地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地下斗争。 “法国当时国内的抵抗运动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天主教会、农民和小学教师,国内领袖是比杜,这是戴高乐派。另一个组织的参加者主要是科学工作者、教授和其他高级文化人士,这个组织的领袖就是约里奥居里先生。这些当然是不能公开的,但我隐约也有一点感觉。而且,有一次我还偶然发现过他的假护照。约里奥先生的助手和学生中,许多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后来跟我一起工作的沙士戴勒(R.Chastel)和微聂隆(L.Vigneron)也都是法共党员。就这样,约里奥居里的实验室,表面上是处在德国占领之下,德国人根特纳是实验室的监督；实际上却是地下活动的据点。” “二战”后,约里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保卫人类的和平之中,并担任了首届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主席,为保证科学发明用于增进人类的富裕与幸福而努力奋斗着。他有一句关于科学家职责的名言：科学家的天职叫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彻底揭露自然界的奥秘,掌握这些奥秘便能在将来造福人类。他成了自己名言的忠诚实践者。 1948年,当钱三强把爱国主义思想化为实际行动,向导师辞别时,约里奥夫妇虽然对此感到惋惜,很舍不得他离开居里实验室,但是约里奥表示说：“作为一个科学家,说实话,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去。你现在回国,不可能立刻顺利做科学工作,时间是宝贵的。”又说：“如果没有做最后决定,我希望你在巴黎再留些时间,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钱三强十分动情地向约里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同样想到了这些,也是舍不得离开这里。我的科学生涯,是在您和伊莱娜夫人指导下开始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同样,我从来也没有忘记我的祖国,现在我的国家很落后,正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我想应该尽早回去为祖国效力。”听了钱三强的陈述后,约里奥夫妇都表示理解和赞成他的决定。约里奥居里鼓励他说：“我要是你,我也会这样做的……祖国是母亲,应该为她的强盛而效力。”导师伊莱娜·居里勉励他说：“我俩经常讲,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希望你把这两句话带回去吧！” 导师的临别赠言后来成了钱三强的座右铭。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学习工作长达11年,耳濡目染导师的爱国思想与行为,并大受感染,加深了其对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解。他无疑意识到,科学家可以兼备献身科学与爱国。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只有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因为这样,钱三强在留学期间把爱国主义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在自己人生奋进的关键征途中,真正做到了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报效祖国的统一。因而,我们可以说：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造就了钱三强,使他成为学界泰斗、科技明星；他身上洋溢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以后为祖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又使他成为道德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约里奥十分同情被压迫民族,是一位忠诚于工人阶级事业的坚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国人民素有好感。钱三强回国时,约里奥夫妇就把当时还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他,还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他带回国。1951年,他们的另一位中国弟子杨承宗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辞行时,约里奥居里对他说：“原子弹没有什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原子弹的最好办法是自己研究制造原子弹。如果许多国家都会造了,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请转告毛泽东主席,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掌握原子弹的奥秘。”伊莱娜·居里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碳酸镭的碳酸钡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这成了我国开展原子能放射性计量研究的最基础实物,帮助新中国核研究走上了关键一步。 (三)组织管理的实践 1937年,钱三强抱着“科学救国”的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留学法国。1948年回国后希望把国内核物理人才聚集起来,开展核物理研究,并获得财力方面的支持。几经碰壁,钱三强的希望化为泡影,自己也感到非常失望。 就在钱三强为聚集国内人才开展核物理研究奔波无果半年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1949年3月上旬,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丁瓒通知钱三强,准备4月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届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大会的主席是钱三强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接到通知后,钱三强考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的核物理学家,应该有自己业务方面的一份责任,若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自己的导师帮助购买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既可以打破封锁运带回国,又可以买到价格合理的东西,再好不过。而且中国将来要搞原子能事业,这些都是必备的东西。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代表团副秘书长丁瓒,并且估算要20万美元的数额。此后三天未见回应,钱三强盼望着未知的结果,同时也深为自己的冒失行为感到忐忑不安。 然而,令钱三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约见了钱三强,并对他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订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预算20万美元的数目,可能不是 钱三强院士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在《党中央批准发布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两弹一星”精神赫然在列。在钱三强逝世三十周年之际,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科技帅才,似乎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为民族自立与科技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代科技泰斗。相信此书的出版必能激励广大读者重温先辈的光辉事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饱满的精神投入新时代伟大祖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