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修订版）（精）/论世衡史丛书

作者简介

孙卫国，湖南衡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为哈佛燕京学社、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高丽大学等访问学者。主要研究近世东亚史学与文化交流史、明清史。著有《王世贞史学研究》《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译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世鉴：中国传统史学》；整理编著《郑天挺明史讲义》《郑天挺历史地理学讲义》等。在海内外发表中外文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大地，建立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改朝换代的大事，对东亚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亦产生了强烈震动，东亚传统的华夷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称明清更替为“华夷变态”，作为清朝藩国的朝鲜王朝则始终不认同宗主国清朝承继了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即便到了19世纪，政治上已经臣服清朝百余年，但文化心态上依然存在反清意识。其正面体现即是尊周思明——尊周尊华、思念明朝。思明反清、尊王攘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朝鲜王朝思想的主流，义理派主宰朝鲜的正统思想，崇祀明朝皇帝的烟火几百年间一直在朝鲜半岛上袅袅飘拂。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在本国的土地上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在邻国几百年间一直被虔诚地崇祀，这在世界史上亦是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对于朝鲜的思明问题，现代中国第一代明清史专家孟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注意到，但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人作过细致的研究。不过，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倒时而引人注意。40年代，王崇武作过一文《朝鲜大报坛史料汇辑》，60年代，李光涛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论述过大报坛的创制情况。80年代，台湾地区学者刘家驹详细论述了1636年前后朝鲜潜通明朝、潜奉明朝正朔的情况。90年代初，冯尔康又注意到大报坛、大统庙等问题。随着中韩1992年建交，中国大陆韩国学热潮兴起，相关的问题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亦有学者据《朝天录》《燕行录》的材料探讨朝鲜对华观的演变，或多或少涉猎朝鲜思明问题，但还仅仅是个开始，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思明问题影响了朝鲜王朝后期近300年的历史，在韩国理应得到重视，但事实上并不理想。当代韩国史学注重的是其民族独立发展的历史，民族主义史学构成当代韩国史学的主体。它乃承继日据时期韩国民族史学家申采浩（1880—1936）、崔南善（1890—1957）等人的史学风格。1910年，韩国为日本吞并，从此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申采浩、崔南善等为了谋求韩国独立，塑造了韩国自古以来独立发展的历史，民族独立与发展成为史学的主体内容。在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这一点相当必要，也极其可贵。1945年8月15日，韩国光复以后，为批判日本殖民史观，朝鲜半岛上尽管政权南北分立，但民族主义史学更得以蓬勃发展，成为解读韩国史的主要原则，对于韩国民族的复兴与国家之重建，立下了不朽功勋。不过，在当今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若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就会走向狭隘与偏激。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的韩国史教授James…B.…Palais所批评的：从一开始，这种民族主义史学诠释并未作过严格的学术论证，而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狂热情怀，对真正的学术发展并不利。历史上，中朝关系相当密切，双方影响亦相当深远，但由于偏激的民族史观有意削弱历史上中国的影响，许多问题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于尊周思明问题，韩国学者多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与此相关的中华思想、义理思想、尊周思想等得到了学者们的注意，如论述某些重要时期的重要人物，像金尚善（1570—1652）、宋时烈（1607—1689）、李恒老（1792—1868）等人的义理观、中华思想、对清意识、尊周思想、北伐大义等，不乏宏文。同时亦有学者从实学的角度对保守的义理思想进行批评，探讨实学派人物如北学派朴齐家（1750—1805）等人对传统尊周义理思想的批评。其研究的出发点多是论述朝鲜王朝思想的流变，或者探讨实学的产生而旁及朝鲜王朝的尊周思明问题。思想史层面的探讨固然相当重要，但是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思明固然是思想观念的一种反映，但还有许多的具体举动和历史事件，例如祭祀明朝皇帝、暗中遵用明朝正朔、编修明史书籍，等等，韩国学者皆甚少论及，迄今韩国只有一篇文章论及过大报坛。故而韩国学者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此问题，而对于思明问题在朝鲜王朝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又是如何形成这种思明的思潮，朝鲜王朝具体有什么样的举动和历史事件，韩国学者鲜加涉猎。但此问题是揭开朝鲜王朝后期历史以及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关键，相当重要。虽然亦有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朝鲜王朝所编中国史书进行过整理，但对朝鲜学者为何要编那些史书则缺乏充分论证。研究中韩关系史的韩国学者虽然看到了清代中朝关系的不和谐处，但都未曾进行过深入探讨。 韩国学术界虽然如此，但在韩国民间依然活跃的明义会则做了许多资料整理与编辑工作，他们与其先祖们一样，迄今还自称为“明遗民”，并以此为荣。甚至每年依然举行祭祀明朝的活动。朝鲜王朝明遗民后裔几百年祀明圣地——朝宗岩，亦成了韩国的重点保护文物，被列为韩国京畿道的地方文物保护财产。明义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活跃，他们成立了“朝宗岩保护会”，广泛搜集资料，编成《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和《朝宗岩文献录后集》《大明遗民史》等几部重要资料。这些资料编成近20年了，但韩国的学术界对此并未做出应有的反应，漠然而视，鲜有论及这几部资料的，因而对影响相当深远的尊周思明问题，迄今并无系统的研究。 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对朝鲜问题非常重视，现在朝鲜问题依然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但从明治初开始的现代日本韩国学研究，其关注的重心始终是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关系，对中韩关系则相对忽视。20世纪初，他们的“满鲜史”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为其吞并韩国服务。不少学者鼓吹“日鲜同祖论”“日鲜同种论”“日鲜同域论”“日鲜一体论”，以殖民史观解读韩国史，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同时极力抹杀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从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曲解卫满朝鲜的历史开始，一直到无视明与朝鲜的关系，其意图就在于抹杀朝鲜与中国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各种关系，因而对朝鲜之思明关系鲜有人论及。战后，日本学术界虽然有所改变，但中韩关系在日本的韩国学界总是不太引人注意，日本学者更多地注重日韩和日中关系的研究，对中韩或韩国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始终也不是日本注意的重点，笔者翻阅了日本各种书目，但迄今依然未发现一篇相关论述朝鲜思明问题的文章。 令人鼓舞的是，欧美倒有学者注意此问题，虽然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有专题论著涉及此问题。金滋炫（ JaHyun…Kim…Haboutsh）在其A Heritage of Kings: One Man’s Monarchy in the Confucian Worldc中，较详细地探讨了英祖对明朝三帝（明太祖、神宗、崇祯帝）的感情，以及他为祭奠三皇而做的各种努力，揭示英祖作为儒教王朝国王是如何确立其正统地位的。在朝鲜王朝思明历程中，英祖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国王，他是朝鲜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共52年（1724—1776）。他极力推行的思明政策，既承继和弘扬了仁祖（1623—1649在位）以来的一贯政策，并为其后继者所坚持，成为朝鲜后半期历代国王坚持的一贯政策。同时，金滋炫教授还就17世纪朝鲜王朝礼讼之争，探讨了朝鲜王朝当时的认同问题，亦关涉尊周思明问题。而David…A.…Mason以亲身所见向西方介绍了当代韩国犹存的祭祀明朝的活动。 由此可见，学界对于朝鲜思明问题尚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而此问题又是解开朝鲜后半期历史的重要透视点，同时若从朝鲜思明重新检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我们会有全新的认识。 第二节? 本书主旨 历来中外学者多认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是最为典型的宗藩关系，双边关系也最为密切，其交往的准则乃是儒家的仪礼规范，清朝作为宗主国在双边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作为藩属的朝鲜只能被动地应付，双方都自觉地尊崇儒家礼制。长期以来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近年来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美国学者何伟（James…L.…Hevia）把宾礼制度看成是清朝维系帝国体系的枢纽，试图修正朝贡体系理论的缺陷。在他的研究中朝鲜也被视为遵循清代宾礼制度的典范，“朝鲜总是作为模范藩国出现在清廷的记载中”。但是如果我们避开双方表面礼节性的往来，检视其内在的文化心态，我们会发现这种宗藩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像其表面显示得那么融洽，甚至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所谓典型的宗藩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 笔者试图通过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的研究，揭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的另一面——在所谓亲密的宗藩关系下，鲜为人注意的双方内在的文化心态，从而检视在儒家礼仪外衣掩饰下，宗藩关系中深藏的幽暗地带。朝鲜王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欲置清朝于覆亡之地而后快，以推翻清朝、恢复明朝为己任。朝鲜臣服清朝是“忍痛含冤，迫不得已”。自仁祖开始，孝宗、显宗、肃宗、英祖、正祖等皆以反清复明为己任，但是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朝鲜陷于一种无法解开的矛盾之中。对清朝有刻骨的仇恨，对明朝有难以报答的恩情，在反清复明无望之际，为了寻求正统的来源、缓解内部的矛盾，并寻求心灵上的平衡，他们将那种思明的感情化作崇祀的行动。同时也为了克服国内的信仰危机，朝鲜不得不强调与明朝的关系。因为历来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国，其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中国的册封，但是秉持程朱理学尊华尊周观念的朝鲜王朝，无法接受被视作“夷狄”的清朝的正统性，于是只能沿袭传统，强化与明朝的关系，才能解除其内在的危机。而有明一代，朝鲜始终持慕华的心态，恭行事大之礼节，再加上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出大兵拯救朝鲜的“再造之恩”，使得朝鲜对明朝滋生强烈的感恩心态。故而在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大行尊周思明之举，既是感明朝之恩，又表明是朝鲜王朝而不是清朝才是明朝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这是朝鲜崇祀明朝皇帝、大讲尊周思明的内在原因。 朝鲜王朝的思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崇祀明朝皇帝 朝鲜王朝崇祀明朝皇帝，是从国王、儒林，到明遗民后裔、平民百姓，在相当范围内是长期坚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建于朝鲜国王昌德宫后苑的大报坛自1704年设立以后，一直到1908年迫于日本人的压力被迫撤祀之前，几百年来，朝鲜国王风雨无阻，虔诚地祭奠着明朝三位皇帝（明太祖、明神宗、明毅宗）。此举既报答壬辰战争时明朝出兵拯救朝鲜于水火，“再造藩邦”的恩情，又从中找寻着民族的归依。朝鲜王朝儒林界尽管党派林立，政争不断，但作为儒林祭奠中心的万东庙，几百年来，香火不断。19世纪60年代，大院君裁撤书院并撤万东庙享祀之时，朝鲜全国近1500名儒生联名上书请复其享。不久大院君倒台，闵妃执政，遂收回成命，并为万东庙配置祭田。大明遗民后裔崇祀明朝皇帝的圣地朝宗岩，虽然日本殖民时期被迫撤毁（1936年），但大韩民国光复不久，1948年再得恢复，至今依然有祭祀活动，成为20世纪末叶韩国文化中的某种特定象征。与此同时，祭奠明朝东征将领的碑、庙、祠，还有明将领所建的关王庙几乎遍及全国，朝鲜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其思明的感情。崇祀祭奠明朝皇帝，是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思明表现，本书将以此为主线，详细探讨其发展变化的情况，并借此检视清代中朝关系的发展状况。 二、编修中国史书 朝鲜修史涉及两方面书籍：宋、明等朝代的中国史书和有关朝鲜尊周思明方面的史籍。在朝鲜看来，明朝灭亡之后，长期以来作为小中华的朝鲜王朝，是中华正统的唯一合法继承者，故它以撰修明史为己任，并不以清官修明史为然。朝鲜士人积极投身于其中，撰成了许多部明史书，留存下来的有二三十部之多，多为私纂，亦有官修。修史既是思明活动，可以更好地贯注思明感情，宣扬明朝恩德；同时亦借修史以强化朝鲜自身的正统地位。朝鲜撰修明史的同时，亦兼及其他朝代的中国史，以强化其中华正统地位。尊周思明是朝鲜王朝后期近300年中一直倡导的思想，是故对朝鲜尊周思明活动亦修史以志，重要的如朝鲜王室敕修的《尊周汇编》《国朝宝鉴别编》，私撰的《小华外史》《尊华录》《日星录》《大义编》等，本书将全面介绍相关状况，并择其要者细论之，从而更深切地体会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热诚与意图。 三、尊重明遗民及其后裔 朝鲜王朝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社会身份制度极其严格，分两班、中人、良民、贱民四等级，作为外来的明遗民要想融入其主流社会，实际上相当困难，但当时作为朝鲜思明的重要参与者，明遗民还是在朝鲜社会找到了一个特定的位置。明亡后，逃往朝鲜的明遗民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壬辰战后部分滞留朝鲜的明朝将领和明朝东征将领的后代，像李如松、李如梅、陈璘以及壬辰战争时明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的后代传说都去了朝鲜。朝鲜崇祀明朝活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祭奠明朝东征之将士。朝鲜建造了许多的碑、庙、祠，以祭东征将士，东征将领后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类，跟随朝鲜人质凤林大君去汉城的九义士及其后代。最开始他们是朝鲜沈阳质馆中的下人，服侍凤林大君。到了朝鲜后，最初由宫中内需司管理，朝鲜安排他们集中居住，并让他们与朝鲜女子结婚，子女亦世代居住一起，号称“皇朝人村”。他们从事渔猎，并世代参与大报坛祭祀，后来主持朝宗岩的祭祀活动，祀明成了他们的世袭职业。朝鲜最初设牙兵，后改汉旅，在朝鲜思明活动中他们最活跃。第三类，其他明朝漂流人、逃人。这部分人鲜有具体史料论及，是个无法弄清的群体，除个别情况外，在朝鲜思明历史中亦难以找到其位置。20世纪祀明活动，主要是前两类人的后裔，而他们至今仍认同明遗民后裔的身份，甚至以永历遗民自称。总而言之，明遗民及其后裔，在朝鲜王朝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落，在朝鲜的思明活动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四、暗中遵用明朝正朔 正朔是正统的标志，朝鲜在两次抗击清兵的过程中，就曾因正朔问题而表现得极其顽强。南汉盟约签订后，理应遵用清朝正朔，但朝鲜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用清正朔。后来迫于形势，官方文书用清正朔，但私家信函绝不用清年号。而家庭祭祀、墓碑亦不用清年号，以示忠明反清。用明正朔是朝鲜尊周的一个重要表现，贯彻朝鲜始终，反映出朝鲜内在心态的反清意识。 五、珍视明朝遗物 思明还表现在总想方设法搜集明朝遗物，几近痴迷。出使北京的燕行使可以不分真假，不问价钱，购来所谓明太祖、明宣宗、明神宗、明崇祯帝的御笔，宫中造敬奉阁，专藏明朝遗物，包括明皇帝御笔、明朝所赐蟒袍、马牌、铜钱、印玺、明刊书籍等，只要沾上“大明”遗尘，朝鲜就将当作宝物收藏。且在汉城以至全国到处种上所谓“大明稻”“大明竹”“大明红”“大明梅”等，祭祀时要用“大明水火”，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诚心。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精神，长期以来弥漫着整个朝鲜半岛。 从以上五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切感知朝鲜王朝思明的热诚。为何朝鲜王朝对明朝皇帝的崇祀如此重视，且持续王朝后半期？其变化沿革如何？崇祀的实质怎样？这种崇祀与朝鲜王朝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何关系？作为思明表现的崇祀活动，为何20世纪还受到部分韩国人重视？这种崇祀思明对二百多年的清代中朝关系有何影响？清朝对朝鲜祀明活动是否了解，了解程度如何，采取过什么对策？从这一现象反观清代中朝关系，我们还能断定双方关系是亲密而典型的宗藩关系吗？ 笔者试图在下文中探讨这些问题，以朝鲜王朝王室、儒林士人、明遗民后裔崇祀明朝三帝，用明朝正朔，撰修明史等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并旁及对明朝遗物的热诚，具体揭示其思明的程度，分析对当时朝鲜王朝朝野的影响。进而探讨在这样的氛围下，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的发展进程，力求借此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不太为人注意的不和谐的一面加以解释a。但愿能丰富我们对传统中国与周边宗藩关系的了解。尤其是把清代中朝关系中未曾被人注意的一面揭示出来，从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丰富内涵。 第三节? 史料与方法 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时间持续相当长。尊周思想，上可及于明清之际，下可达至朝鲜王朝灭亡，长达数个世纪。思明问题，贯串整个朝鲜后半期（1637—1910），牵扯面亦很广泛。鉴于此问题在不同时期，轻重缓急有所不同，本著作将集中研究尊周思明最为活跃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即仁祖到正祖年间（1637—1800）的相关问题。仁祖以前和正祖以后，本书亦有涉猎，但因为这两段时期，尊周思明问题对中朝关系和朝鲜王朝的影响要小得多，故不作重点研究。而在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以后，面对西方和日本势力的入侵，朝鲜朝野上下又大讲尊王攘夷，卫正斥邪，宣扬尊周思想。以李恒老（1792—1868）及其弟子们金平默（1819—1891）、柳重教（1821—1893）、柳麟锡（1842—1915）等组成的华西学派，倡导尊周攘夷、卫正斥邪、尊华攘夷的观念，尽管问题相当重要，与本书所关注的重心有所偏差，书中仅略加涉猎，但不作重点研究。 有关资料相当庞杂，主要资料有朝鲜王朝及明、清的官方史料《朝鲜王朝实录》和《明实录》《清实录》。李离和编刊《朝鲜事大·斥邪关系资料集》，此资料集全六册。第一、二册，乃正祖至纯祖年间编的《尊周汇编》，第三册乃《国朝宝鉴别编》和《日星录》，第四册《大义编》，第五册《尊华录》，第六册《大东正路》，皆为朝鲜王朝所编的尊周思明、事大斥邪最为重要的史料。相关史料笔记很多，即如郑明基编《韩国野谈资料集成》《大东野乘》等。使行笔记有《燕行录选集》，文集有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印《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 e和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 尤其重要的是，前面已提到的朝宗岩文献保护会编刊的《朝宗岩文献录》《朝宗岩文献录续集》《朝宗岩文献录后集》和《大明遗民史》四种史料，皆是关于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重要资料汇编。凡大报坛、朝宗岩、万东庙的相关资料都被录入，搜罗范围包括《朝鲜王朝实录》、官方档案、祭祀文书、史料笔记、文集资料、家谱族谱等资料，相当全面。绝大部分是影印资料，亦有部分笔录资料，是迄今有关朝鲜尊周思明最为详尽的资料集。明义会是以明朝后裔为主体组成的一个民间团体，当今仍在举行祀明活动。但正如前面提到的，韩国的主流学术界，对这几资料集全都漠视。 在写博士论文前，笔者曾于1996年7—12月、1998年7—8月，两度赴韩搜集资料，有幸参阅这些资料集，并掌握其他相关资料。遂以原始材料为主体，并参稽相关二手研究，力求以实证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写出博士论文。对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借此问题重点考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提出了一些新见解。2001年7月至2002年元月，得到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Foundation）的资助，前往高丽大学做访问学者，重点修改博士论文。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正是在笔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即便如此，笔者依然不可能对此问题进行彻底全面的探讨，故只择其要者论之，以求抛砖引玉。但愿能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从而更真实地把握朝鲜王朝后期历史以及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内在特性。 第一章? 朝鲜王朝对明清的基本文化心态 朝鲜半岛是古代中华世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尽管都是中国的藩国，但不同的时代，对中国不同的王朝，在文化心态上却又迥然不同。因为朝鲜秉持儒家传统的中华正统观，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原则。朝鲜对明、清两朝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来研究中朝关系的学者，虽偶有注意此问题，但鲜加详细探讨。朝鲜王朝以程朱理学立国，儒家正统观对其影响甚大。而这种正统观对中朝关系的影响亦至深至大，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 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都秉持事大原则，向来研究者都将明、清两朝中朝关系看成是一个整体，被学术界视为典型的朝贡制度形态。但朝鲜对明朝与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截然不同，作为“小中华”的朝鲜王朝把儒家正统观，尤其是华夷观作为其与中国交往的一种指导原则，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形式上，朝鲜对明、清两朝都恭行事大之礼，是中国最为恭顺的藩国，并无不同。但仔细考察，情形迥异。明朝对朝鲜，国初时，索处女、索火者，后来又屡索贡物，令朝鲜不胜其烦。而派往朝鲜的使者不是宦官，就是六、七品的行人、给事中一类的中小官吏，很少派三品以上的大臣出使。对于《明会典》所记载的李成桂宗系之误，朝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改正，明朝也似乎未认真对待过。从永乐年间开始，朝鲜就请求更正，但历时200余年，万历年间《明会典》重修时，方才改正。但朝鲜对明朝却心悦诚服，诚心事大。清朝对待朝鲜则完全不同，入关以后，就一再施恩，岁贡一减再减，除多尔衮要求朝鲜贡妃子外，鲜有求索；而派往朝鲜的使臣皆是三品以上的满洲大员，而且严加管束，皇帝屡屡施恩于朝鲜国王和燕行使者。但朝鲜始终心存疑忌，一直视其为“夷”“虏”，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二百余年间烟火一直不绝。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朝鲜所持的以《春秋》义理为核心的中华正统观。这种正统观支配其对明、清的不同心态，也是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而慕华思想、事大主义、尊周观念、攘夷思想等方面，皆可视为朝鲜所持正统观下的不同层面，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面对作为中华正统的明朝，朝鲜有很强的认同感，以“小中华”自居，大讲慕华，恭行事大。满洲以边鄙“胡人”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对秉持程朱义理观的朝鲜来说，这是华夷变态、本末倒置、天地不容之事。慕华即转变为尊华，尊王攘夷的春秋义理观甚嚣尘上。遂极力崇明，大讲尊周思明。尊周即尊明，尊明即是尊华。在整个清代近三百年的中朝交往中，这种思想始终存在，影响深远。本章将结合明、清中朝关系的发展来探讨这种正统观的表现，力求为下文论述奠定理论基础。 第一节? 朝鲜尊明反清的理论基础 古今中外，正统论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也是政治家们须谨慎对待的问题。在中国则“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学者达两千年的一个核心观念”。传统中国正统论的理论依据，正如饶宗颐所指出的：一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一为《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则是扛举“大一统”观念的旗手，强调华夷之别，大讲尊王攘夷。正是朱熹对正统论的阐说及弘扬《公羊传》中的华夷观，成为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理论原则。 但是韩国历史上对正统论的认识，并不像中国那么重视。因为它作为藩国的地位，其王朝的正统性来源于宗主国中国王朝的确认。历史上，韩国的正统论以中国所认同的正统观作为标准。故而很少有专门讨论其本国历史上王朝正统性的文章，反而关注的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问题。高丽王朝时期，面对作为中华的宋，以及“非中华”的辽、金、元，较之以前，对正统问题相对重视起来。朝鲜王朝在明、清更替之后，由于以程朱理学立国，正统论问题遂成为朝鲜儒学界倡导尊周思明的理论武器，引起举国上下的极大关注。 朱熹理学思想最早是13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的。当时高丽大儒安珦随高丽国王忠宣王前往元大都，安珦买到了新刊的朱熹《四书集注》，就将其带回高丽，并以之授徒讲学。朱熹理学思想就这样在高丽传播开来。到14世纪中叶已有一定规模，出现了像郑梦周这样的理学大师。1392年，李成桂建立新朝后，政治上把朱熹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方略，促使其在思想上成为朝鲜儒士所依从的标准。朝鲜王朝的儒士们继承和发扬朱熹思想，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朝鲜性理学，因而讲求纲常、坚持朱熹所倡导的正统观成为儒士们关注的中心。明清更替后，正统论被朝鲜儒林尤其注重，成为其研究朱子思想的重要动机。当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尤庵宋时烈（1607—1689）应时而起，倡导尊周思明的理念，成为朝鲜尊周思明理论的奠基者。在朝鲜性理学史上，宋时烈仅次于李滉（1501—1570）和李珥（1536—1584），是朝鲜中后期最为重要的性理学大师。在朝鲜思想史上，他是唯一以“子”相称的思想家，被称为宋子，正如同中国称朱熹为朱子一样。而为明朝皇帝设坛祭祀，宋时烈乃第一人。宋时烈所倡导的正统论本于朱子，是支配朝鲜尊明反清的理论基础，为其后继者所继承和弘扬。因而弄清朱熹对正统论的认识及宋时烈等性理学家们对正统论的看法，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朝鲜尊周思明问题的前提。 朱熹对正统论方面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现实中的尊中华、攘夷狄、复仇雪耻，高举华夷之别的大旗，主张抗金图强；二是法《春秋》、立纲常的史学正统观，以春秋大一统观，评判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两方面都被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朝鲜王朝性理学大师们所继承和发扬。本节先探讨朝鲜性理学家们借评价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以强调尊明贬清的正统观。 开国初始，朝鲜就以朱熹思想为准绳，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性理学。李滉（退溪）、李珥（栗谷）为集大成者。李退溪有鉴于《朱文正公文集》“闳博无涯”，乃以毕生精力，编成《朱子书节要》，集朱子思想之精髓，是朝鲜儒生学习朱子道学的入门书籍，对于朱子学说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宋时烈通过对朱熹学说全面、系统的学习，理解和接受了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学。他唯朱熹是从，“言必称朱子”，孝宗曾问他“朱子之言果可一一行之乎”。宋时烈对曰：“古圣之言，或以时势异宜而有不能行者，至于朱子，则时势甚近，且其所遭之时与今日正相似，故臣以为其言一一可行也。” 他对朱熹推崇备至：“臣少读朱子书，每以为尧、舜、孔、孟之道尽在是矣。” 孔孟之道皆纳于朱子书中，而朱子所处的时代又与其所处的时代相似，因而他的正统思想完全出自朱熹，甚至他给孝宗国王所上的两个奏折《己丑封事》《丁酉封事》，几乎完全袭用朱熹的《己酉拟上封事》和《戊申封事》。可见，宋时烈对朱熹的推崇至于何等地步。宋时烈毕生读朱子著作，处处以朱子的言行为依归。对他来说，只读孔子著作而不读朱熹著作，是无法深入了解孔子学说的，也不可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时烈以朱熹的正统思想，奠定了以尊明贬清为基本原则的尊周思想，成为朝鲜尊周思明的理论指导，为历代义理派思想家所弘扬。具体情况在第三章再详细讨论。先看看朝鲜性理学家们，根据朱熹的正统观，如何讨论中国历史上王朝正统性。 尊周思明的正统论，首先来自于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正统地位的探讨，而其依从的准则就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下简称《通鉴纲目》）中，强调纲常名教，宣扬君臣义理、三纲五常的理念。尹起莘论之曰： 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 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 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 太平者也。 因而立纲常、扶名教，是《通鉴纲目》的基本特色，其所定下之纲常伦理，影响深远。明清两朝奉之为圭臬，朝鲜王朝亦对其顶礼膜拜，对日本影响亦甚巨，故成为随后数百年东亚世界正统思想理论之准绳。 朱熹《通鉴纲目》首明正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在朱熹看来，能称得上具有正统的王朝只有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几个朝代，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等都不具正统，故三国时，不用曹魏，而依蜀汉，以批驳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的做法。分裂时期，若周秦、秦汉、汉晋、晋隋、隋唐之间的朝代及五代，朱熹将其归于无统。此外，尚有列国、篡贼、建国、僭国、不成君等分别，这样的划分，其意在明正统、斥篡逆、立纲常、扶名教。朱熹认定有正统地位的王朝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乃汉族建立的王朝，若南北朝时期，所谓五胡十六国皆入无统之列，以体现其华夷有别的观念；其二，皆为大一统的政权，入统中原，领有全国，而且有相当长的稳定期。这是大一统观点相当重要的一点。但朝鲜在继承朱熹正统观，评判元朝、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却有意忽视它们为统领中原的大一统政权。 朝鲜王朝对中国历史上王朝进行具体论述的文章并不多，即便像宋时烈也未著文详细探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地位。不过18、19世纪的儒学家成海应（1760—1839）、金平默（1819—1891）、柳重教（1832—1893）都有专文论述正统论的问题。成海应和柳重教都写过《正统论》的文章，基本依从朱熹的观点，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正统地位进行了讨论。 尽管宋时烈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历史上正统论的文章，但是他对正统的原则有清晰的阐述。在《丁酉封事》中，论道： 《春秋》以至《纲目》，一主于大一统。盖大统不明，则人道乖乱。人道乖乱，则国随以亡。我国自丙、丁以后，人心渐晦，以伪为真，以僭为正者多矣。若复十数年后，则正统之说当不闻于缙绅间。此盖由许衡以近世儒者失身胡元，乃以帝尧大统接之女真，且于辽、金称大，而以列国待宋。正犹入鲍肆而不闻其臭，遂以丑差之论，倡于天下。而后人藉此为重，甚可羞也。 鲜明地阐明大一统的主张，认为亟待宣扬正统的思想，特别批评许衡的正统观，对其以“辽、金称大”，“以列国待宋”，予以严厉批评。许衡（1209—1281），字仲平，宋末元初理学家，以教学为业，讲学授徒。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召许衡北上，许衡执掌国子学，最后官至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教授蒙古勋贵及百官子弟道学理念，奠定了元朝国子学基础，并阐扬程朱学说，使朱熹学说在元朝定于一尊。但他尽量抹杀朱熹华夷观的影响，以辽、金、元为正统王朝，因而在整个朝鲜后期，许衡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成为朝鲜儒生们论述正统论的一个反面的典型。 成海应，字龙汝，号研经斋，祖籍昌宁，生于儒学世家。其父虽为庶孽，但因才被征用，在朝鲜王朝算是特例。父子皆以性理学著名，同在正祖时期为官。成海应在其《正统论》中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春秋以来，得天下之正统者，唯汉、唐、宋、明四朝。四朝之中，又以唐高祖乃篡夺隋位、宋太祖陈桥兵变乃夺周之位，以为皆非正途，“得天下而无疵议，人戴之天与之，如三代之盛，唯汉与皇明也。皇明之世，闺门正于上，权柄不移于下，将帅不敢恣，直士奋舌强谏，朝廷清明纯粹，比汉又过之”。在他看来，唯有汉、明乃得天下最正的，较之汉朝，明朝又胜一筹。汉代以后，“由中华而君人者，唯魏、晋、宋、齐、梁、陈、隋”，但诸朝皆是篡夺而来，故谓之“不正”。成海应认为中国历史上，明朝是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自三代以来，居天下之正者，皇明也；合天下之统者，亦皇明也。夫正统者，有名有实者也。”成海应把明朝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三代以来唯一有名有实的正统王朝，故南明时，“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者，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成海应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逐一分析后，只认同汉朝、明朝为正统的王朝，对其他的王朝皆有微词，即便汉朝亦以为不如明朝，意在强调明朝的中华正统性质。强调明朝的同时，否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他批评清朝破坏了几千年来的中华衣冠制度，因为衣冠制度乃是“布文章、正等位、秩上下、辩贵贱者，唯是物耳”，是中华礼义文物的象征和正统的表征，但清朝却“辫发左衽，服马蹄袖，戴绒帽为犬羊之服”，“不宁惟是，且坏尧舜以来上衣下裳之制，使天下泯然皆为 羯，莫克自异，天下之变极矣，若是者，可谓正统之归乎”。 由此可见，成海应对正统论的论述，意在崇明贬清，极其强调明朝的正统性，从而表明明朝在朝鲜人心目中至尊无的地位，并对清朝加以无情的贬斥。成海应乃主张极端尊周思明理念的代表人物，他的正统观有相当代表性，实际上他是从正统论的角度论述了朝鲜尊周思明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为朝鲜尊周思明提供更为可信的理论基础。因此他对正统论的论述也是基于以明朝为尊的基础，而忽视对中国其他王朝的评论是否公正与合理。甚至可以换个说法，成海应关注的正统论问题，并不在于历史上王朝的正统与否，实际上，只是为宣扬明朝正统性作铺垫。这是他论述正统论问题的独特之处。对于成海应的思想及相关问题，后文还会专门论述。 金平默，号重庵，朝鲜王朝后期重要的性理学家，编过《朝宗岩志》，宣扬思明尊周的春秋义理观。他继承和弘扬了宋时烈的尊周思想，对宋时烈极为推崇，特撰《尤庵宋先生事实记》，对宋时烈一生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引用友人柳稚程的话称赞宋时烈道：“上古，道在于上，而成天下之治，唐尧其首也；中世，道在于下，而开万世之治，孔子其首也；下代，上下无道，中原以之陆沉，而道在于外国，以当地底之阳德，宋子其首也。故宋子之功，实与尧、孔并立而为三。” 明清更替，中原陆沉，道在外国，宋时烈起而担之。把宋时烈看成是承继尧、孔之后的第一人，称颂无以复加。他的正统思想体现在《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附录》中。《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是李恒老主编，由其弟子金平默、柳重教最后完成，一部贯彻朱熹《通鉴纲目》正统思想的代表作。《附录》和《发明》分别详细介绍了金、柳的正统观。金氏对中国历史上正统王朝有这样的认识： 唐、虞、夏、商、周之有天下，是也；其次，虽非必圣贤之 君，礼乐文物犹有中国之旧，如秦、汉、晋、隋、唐、宋及我皇 明之有天下是也；又其次，僭叛割据，三分五裂，而正统之子孙 犹能保守一方，以存正统之烝尝，如东周、蜀汉、东晋、南宋及 我明三皇帝之建号南方是也。 但对于元朝，“今元氏之主中国，未闻用夏变夷，脱落荄甲，涤去腥膻，徒能窃据疆土，肆然以令于衣冠之族，则是乃阴反统阳，天地古今之变逆，岂复有大于此哉”。他对偏安一隅的东周、东晋，以为正统犹存，而朱熹将其归于无统。金平默关注的重心乃元朝和南明，以为南明存正统，而元朝则是阴阳倒置，天地古今之逆变。金平默论元即是论清，因为他把元类比于清，二者没有差别。 柳重教，号省斋，高兴人。朝鲜王朝晚期重要的性理学家。他在《正统论》一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分为三类：一类真正享有大一统的王朝，如夏、商、周三代及“能一统天下，继世传国”者；二类为“统之而不能一”也，乃如偏安之蜀汉、六朝五代分治之君；三类为“一焉而不得正”，乃夷狄之君与篡逆之主。文中多次引用朱熹的论述作为论据，他根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评判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最终目的则是论证清朝不具正统性。最后言：“至于所值清虏之世，则其处之益严。国人士大夫守其义者，举有不欲西向而坐之心，至今垂三百年，犹以皇明旧君为君，以俟天下义主之兴。” 清朝虽已统治两三百年，而朝鲜儒林仍认为其不得正统。可见，论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意在说明清朝不具备正统地位，这才是其讨论正统论的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通鉴纲目》意在明纲常、树正统。而朝鲜学者秉承朱熹的论述，探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地位，主要目的在于强调明朝与南明的正统地位，否定元朝与清朝的正统地位，从而为其尊周思明提供理论根据。由上面所引的几位朝鲜王朝性理学大师对正统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朝鲜儒林正统观的思想来源于朱熹的正统观。朝鲜正统观对朱熹之认同，几乎到了机械模仿的地步。当时朝鲜王朝有人对朱熹称金为“夷虏”而朝鲜却不以“夷虏”称清，加以批评，曰： 靖康以后，宋称臣于金虏，而朱子每于文字辄曰夷、虏、戎、狄，以称臣非本怀，而亦不掩其实也。奈何今之人，于文字称彼，必曰敌、曰清，而戎虏之本称，讳而不书。岂以丁丑下城为当然之事，而欲为甘心臣服耶？ 由此可见，朝鲜对朱熹之仿效到了何种地步。 其二，他们虽为朝鲜人，但所讨论的却是中国历代王朝正统性问题，而没讨论朝鲜历史上王朝的正统问题，这点尤值得注意。反映出中华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正如Michael…C.…Rogers…所指出的，朝鲜王朝的正统性由中国王朝确认，故他们并不关心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反而关心的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王朝正统与否关系到朝鲜本身的正统问题。这是朝鲜历史上讨论正统论问题的特点。他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确立朝鲜国内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理念。 其三，成海应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柳重教、金平默都是19世纪的人，但他们同两个世纪前宋时烈的思想极其相似，都强调华夷有别、倡导尊王攘夷的思想。从最初宋时烈以尊攘的理论倡导北伐，到金平默依然大声疾呼尊王攘夷理念，正是这种尊攘思想影响了有清一代中朝关系的发展。 其四，他们都贬斥许衡。“用夏变夷”的观念是中国儒家华夷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孟子即提出“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观念，后来发展为“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中国则中国之”，成为儒家处理非汉族中央政权的重要原则。许衡弘扬了这种思想，主张元朝承继中华大一统，建立了大一统天下。朝鲜性理学者们对此一致否认，并大加挞伐。因为他们否认“夷可变夏”，不承认元朝、清朝能承继中华正统。但有意思的是当他们谈及自身的“华夷观”时，则认为作为东夷的朝鲜人可以入“华”，而且早成“小中华”了。在他们的观念中，唯独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其他任何非华族都不可能变“华”。下面我们从朝鲜与明、清的关系中具体探讨这种正统观在双方交往中的反映与影响 朝鲜奉明朝为中华正统，自诩 “小中华”。满州贵族建立的清王朝，震动了东亚传统的中华世界体系。历来学者多认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是*为典型的宗藩关系。然而事实是，朝鲜一面对清朝严格遵循着朝贡制度，但另一面，尊周思明的烟火几百年间一直在朝鲜半岛上袅袅飘拂。一个已化作历史陈迹的王朝，为什么却在邻国被持续虔诚地崇祀，几百年持续不断？本书正是透过朝鲜与清朝礼节性的往来表象，爬梳史料，揭示出隐藏其后的历史事实和思想渊源。作者研读了中、韩、日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献，穷十余年之功，从朝鲜人自己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考察中朝关系，不仅对宏大的历史脉络有大手笔的梳理，也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历史人物，对各个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原委本末都条分缕析，丝丝入扣，梳理得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