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实生物 : 《国语》生态伦理简论

作者简介

王士良，1988年生，山东邹城人，哲学博士，副教授，2014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任职于唐山师范学院，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三层次人选，河北省哲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等各类科研课题多项，出版专著1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世界宗教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国语》中的生态思想概述 《国语》中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国语》展现了从西周到春秋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变迁过程。总体来看，从“事神保民”到“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转变，表明人们对自然的神格信仰逐渐淡化，亦代表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国语》对中国生态哲学范畴亦有所发展，其提出的“和实生物”的命题，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人和万物的存在方式。此外，《国语》亦丰富了“时”“通”等生态哲学范畴的内涵，这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化。《国语》提出“被文相德”“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以及“圣人贵让”的思想，体现了人在自然万物面前德性主体和知性主体的统一，这是儒家生态德性论的基本特点。《国语》还记载了大量对鸟兽、土地、山川的道德关怀和对其生态价值的论述，集中体现了生态共同体的思想特点。 一、从“事神保民”到“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国语》中的天人关系论 生态学的核心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往往以“究天人之际”的方式展开。从人类思想史发展来看，“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人类存在的限度内，‘天人之际’会一直地‘究’下去。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究天人之际’，每一个时代的‘究天人之际’都会构成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片段”。而且，由于生存环境、民族习惯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差异性，“究天人之际”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国语》的时间跨度约五百年，地域范围涵盖周王室、鲁国、晋国、楚国、越国等。这既构成了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过程中的重要片段，其本身亦经历和展现出人类思想变迁中的历史性特征和地域性差异。 天人关系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人神关系。在人类社会早期，面对雷电、洪水、飓风等自然现象，人们往往无法解释甚至无所适从，但却总能感知其力量的强大，这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面对异己的自然力，人们普遍采取人格化的方式赋予其情感、意志以及超自然的力量和形象。恩格斯指出：“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这是早期社会人类认识自然的基本方式。这些特征在《国语》的历史记载中亦有所体现。 《国语》中有大量的关于“神”的记载，其含义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上帝山川百神”，是指天地山川等自然界广泛存在的超出人类自身意志和实践范围的现象，具有泛神论的特点，这是《国语》中所记载的自然之“魅”。其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这里的“神”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联系更为密切，是指一种具有权威性的神意，在一种较为抽象的意义上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存在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之中。 陈来教授曾经对西周时期“天”的观念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超越的神格”“自然存在”和“宇宙秩序”三种含义，其发展趋势则是：神格信仰逐渐淡化，向自然和秩序方面“偏移”。这种变化在《国语》中有清晰的呈现。春秋末期，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加系统化。尤其体现在“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命题上，这既强调了天时地利的基源性地位，又充分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已经清晰地展现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辩证统一结构。 总体来看，从“上帝山川百神”“事神保民”到“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转变，表明人们对自然的神格信仰逐渐淡化，其实质则是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其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亦在不断深入和完善，这为后来的中国思想家对天人之际的探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全面展示中国生态思想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存在形态独特，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具有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