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美国精神的封闭

作者简介

艾伦·布卢姆（1930—1992），美国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及翻译家，195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多伦多大学，后回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授。著作有《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81）、《巨人与侏儒》（1990）、《爱与友爱》（1993）等，译著包括卢梭的《爱弥尔》（1979）及柏拉图的《理想国》（1990）等。

内容简介

对于一个初次离家，踏上通识教育征程的少年来说，今天的一流院校会给他怎样的印象？他有四年的自由时光去发现自己——他处于一个过渡的空间，前有被他抛在身后的知识荒漠，后有学士学位之后等着他的不可避免的可怕的专业训练。在这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他所熟悉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大世界，他要体验它带来的兴奋，从中汲取足够的营养，为他注定要穿越知识荒漠的旅程做好储备。换句话说，只要他希望拥有更高尚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做。假如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当他能够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当他有机会审视各种选择，不仅仅是时下存在的或职业提供的东西，还有作为名副其实的人所能得到的东西，这就会是一段迷人的岁月。 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一段岁月的重要性再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他接触文明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必须思索，若想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必须思索，人类有待实现的潜能是什么。在专业课程中我们可以不做这样的推测，专业化的魅力之一就是避免这种思索。但在这里却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要教给他什么？答案也许不是一目了然，但只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进行教育了。这种关切本身便提出了人的统一性和科学统一性的问题。如果像某些人主张的，必须允许人人自由发展，把观点强加给学生是专横的，就未免太幼稚了。那样的话还要大学做什么？如果答案是“提供一种学习氛围”，我们便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什么氛围呢？做出选择并对选择的理由进行反思是不可避免的。大学必须代表某种事物。不愿意积极思考通识教育的内容，它的实际后果便是，一方面使大学外边的庸俗现象得以在校园内泛滥，另一方面又把更严厉、更刻板的要求——由专业学科提出的那些未经通盘考虑的、专横而堂而皇之的要求——强加给学生。 现在的大学在年轻人眼里毫无特色。他发现了一种学科的民主——这或是因为它们乃当地土产，或是因为它们无目的地发展，但近来发挥着大学所需要的某种作用。这种民主其实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存在获得公民权的公认规则，也不存在正当的统治资格。简言之，对受过教育的人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看法，也没有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个问题消失了，因为提出这种问题会威胁到和平。既不存在科学的组织，也不存在统一有序的知识体系。混乱无序导致了无精打采，因为不可能做出合理的选择。所以还不如放弃通识教育，进入专业学习，那里至少还有规定的课程和有前途的职业。在这条道上，学生至少能从选修课中捡到一点儿据信能让人变得有修养的东西。学生没有被告知，伟大的奥秘会揭示给他，他可以从自己身上发现新的、更高尚的行为动机，通过他的学习，可以和谐地建构一种不同的、更富有人性的生活方式。 简而言之，大学毫无独特之处。在我们看来，平等的表现似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提出卓越的要求，尤其是在那些一向提出这种要求的领域——艺术、宗教和哲学。韦伯发现自己无法在某些极端对立的东西——理性与神启、佛祖与耶稣——之间做出选择，但他没有断定一切事物同样美好，尊卑贵贱之别不复存在。事实上，他揭示从中做出选择的严肃性和危险性，是想让人们重新思考这些重大的抉择；现代生活的琐屑思考有着过分蔓延的危险，它使那些让灵魂高度紧张的深刻问题变得平淡无奇，与此相对照才能突显重大抉择的重要。对他来说，严肃的知识生活是做出重大决定的战场，这种决定都是精神或“价值”选择。人们不能再把受过教育或文明人的这种或那种特别观点视为权威，所以只能说教育就是求知，其实只是了解他们全部观点中的一小部分。深刻与肤浅之别——它取代了善恶真伪之别——划定了严肃学习的重心，但它难以应付自然宽松的民主倾向的提问：噢，这有何用处？”发生在伯克利的首次大学分裂，显然是直接针对大杂烩似的巨型大学，我必须承认，它曾一度引起我某种程度的同情。在那些学生的动机中或许有那么一点渴望教育的成分。但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引导或充实他们的能量，结果不过是给五花八门的学科又增加上了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给专业的多样性又增加上了怪异的多样性。我们在社会上经常看到的问题，也发生在这里；扩大大学规模的顽固要求以更加孤立而告终。旧的协定、旧的习俗和传统并不那么容易取代。 美国思想家艾伦·布卢姆对现代民主制度起源的思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