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新十大关系培文通识大讲堂)

作者简介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王曙光教授是我国农村金融学科和金融伦理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已出版经济学著作《中国农村》《中国方略》《问道乡野》《农行之道》《告别贫困》《金融减贫》《金融伦理学》《农村金融学》等二十余部，发表经济学论文百余篇，并出版散文从集“燕园四记”和《明尼苏达书简》等。

内容简介

"**章 论新十大关系 新中国在近70年的发展进程中，总体的表现是**优异的，无论是从**比较的横向的视角，还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的维度，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可称之为人类历**的奇迹，可以视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个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新中国以无比的勇气，在经济发展体制方面做出了很多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而赢得整个民族命运的转机。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重新回到大国经济角逐的核心，而且逐步赢得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回到康乾时代中国的位置，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强，且人均收入居于世界的前列。这个愿景，现在看来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虚幻的目标。 在经济追赶和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当然中国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整体上看是成功的，但即便如此，随着历史的变迁和中国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形态的变化，这套发展模式也有着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必要。而且*为严重的是，如果不对我们以前的发展模式做出**的深刻的反思，我们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增长的可持续，甚至会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严重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和历史**漫长的大国，任何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实施都应该经过仔细的权衡，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需要极其慎重的考虑和极其高超的平衡术。 而中国在近70年的经济发展中，尤其在近40年来，“非均衡”成为一种典型的特征。这个不均衡，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有其制度和文化背景，是历史地形成的，不是可以轻易地改变的。非均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体制特征，当然也是一个文化特征。从**的意义来讲，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均衡的，经济总是在非均衡中寻找平衡，总是在非均衡的状态中实现发展。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就必然不是一个静态的平衡的状态，而这种理想的静态的均衡也永远不会实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动态的均衡，是在不均衡中逐步趋于均衡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从经济发展的机制层面来说，某些不均衡的存在也是必要的，不均衡才能激发活力，激发创新，创造各种机会，使得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就如同钟摆的摆动，如果左右力量**均衡了，钟摆就不摆动了，也就失去了活力。但是钟摆也不可处于一种过度的不均衡中，它的不均衡要保持一个度，否则就难以维系其安全性和正常的运作。经济的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非均衡，不要对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一概以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视之，这是不客观的。但是也不要听任这种非均衡发展下去，不要使这种非均衡影响整个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适度的非均衡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而过度的非均衡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应该加以矫正。这是我们**谈十大关系的根本方法论前提，这个思维方法贯穿始终。 **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体制机制的问题已经系统性地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也要有系统性的变革，不能只是修修补补、敷衍了事，以致拖延了时间，丧失了变革的时机。 **讲十个方面：一、**和市场的关系；二、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三、速度和质量的关系；四、国企和民企的关系；五、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六、东部和西部的关系；七、富裕和贫困的关系；八、**战略和**战略的关系；九、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十、城市和农村的关系。 一、**与市场的关系 *近学术界出现了几次激烈的学术争论，我认为所有争议的核心实际上围绕着一个焦点，就是**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在经济史中，从近一百多年的历史维度来看，实际上崇尚市场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崇尚**作用的**干预主义这两种思潮，总是交替出现，互相消长，没有一种力量会**地在任何时间起**作用；总是一段时间**干预主义起**作用，占据主流地位，而另一段时间则经济自由主义起**作用，占据主流地位；而且这个特点在近百年以来特别突出，世界各个**都是如此。从**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各个**在**和市场关系中也出现了这种交替的现象，美国如此，欧洲如此，*本如此，俄罗斯也是如此。当代世界经济往往把市场和**的力量融合在一起。 所以，凡是那种**地认为**干预主义或者经济自由主义是不可怀疑的正确观点的说法，都是违背经济史真实规律的，都是教条主义的，不符合辩证的动态的观点。**和市场，无外乎是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和要素，一种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过度了，就必然引发经济发展中各个层面的问题，从而逼迫经济体制必须发生变革，以纠正这种过度的不均衡的情况。比如说，在一个阶段，**发挥的作用太多了，抑制了市场的作用，从而导致体制不灵活，人民的福利下降，经济增长的效率*到损失，因此就必须加强市场的调节，削弱**的作用，矫正**过度介入的情况，克服**的一些弊端。同样地，如果一个阶段任由市场力量过度发挥作用，市场的自发作用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极其不均衡，出现了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导致垄断、贫富不均、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混乱、**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突出，则应该进一步发挥**的作用，加大社会公共品支出，防止垄断和社会不公，对市场力量进行矫正和监督。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总是在**和市场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和市场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作用，不缺位，也不越位。 当然，“把市场当作市场，把**当作**”，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经济体制的调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跟市场的关系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学者提出，一个良好运作的经济体制是“有为**加有效市场”，但是这个概括歧义很大。什么叫“有为的**”？中国**对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极其深入的介入，难道还不够有为吗？应该是**有为了，但问题是这个“有为”怎么解释。有为“应该”是有所作为，不是乱为，*不是不为。“有为”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并不是乱为的概念，并不是盲目瞎搞的概念，“有为”一般指的是正当且必要的作为，这叫“有为”。当然我觉得还不仅如此，因为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恐怕“有为”不仅是正确的作为，不仅是不乱为，而且意味着**有主动性，其潜台词是**要主动做事，主动介入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中。**要有所作为，而且主动地、积极地有所作为。但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有为”**的界限就不容易厘清，**的力量就容易发生偏差，就容易出现不当的介入。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中，官府（现在叫**）本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天然具有**市场的**性，它的自由裁量权常常不*限制，因此提“有为**”往往会引发决策层面和*作层面的很多扭曲，导致**权力过大，跨越了“有为**”本身应该具有的含义界限。 有为**是不是就不顾市场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做法都是这样的：**很有为，地方**和中央**总是积极作为，但是对于市场的运作机制不够尊重（当然并非主观上如此），也不够熟悉，因此很多**干预往往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收到消极的后果。这个问题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遇到了。***那时候已经意识到，在***计划经济的实施过程中，不能忽视市场的力量，应该客观看待***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在执行计划经济的过程当中，还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尊重交换规律，你不尊重价值规律的话，计划经济所赖以实施的很多交换关系如何体现呢，全部的计划是难以达到一个供求均衡的状态的。所以在计划经济执行的过程中，那个年代的***已经意识到不可能**排斥市场的作用，不能不顾市场甚至**取消市场。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后来又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直到十四大即1992年才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大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好发挥**作用”，这个说法具有原则性，也很巧妙，尤其是 “*好”这两个字，值得好好思考，仔细研究。 　　《中国论衡：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理论与新十大关系》从“系统动态平衡理论”出发，深入探讨影响中国未来大趋向的“新十大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协调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