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

西周史: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
作者: (美)许倬云|
出版社: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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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8075871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讲座教授,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2004年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17年获台湾大学“人文艺术类杰出校友奖”,2020年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 许先生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及中西文化比较。学术代表作“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形塑中国》《汉代农业》)等,另有大众史学著作“中国文化三部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及《经纬华夏》等数十种行世。)

内容简介

周的起源:周人祖先 选自第二章第一节 周室的祖先后稷(弃),据《史记》“周本纪”, 是尧舜与夏禹的同时人物。后稷不论是一个实在的个人 ,抑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至少是周人自己承认的始祖 。周之为周,当然也就可说与陶唐虞夏同时已在中国古 代的诸种部族中出现了。由这一时代到周文王的时候, 周人经历了一千二百年的迁徙。周人的足迹及其与其他 部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即是本章的主题。据《史记》记 载,后稷之子不窋,在夏后氏政治衰微时,去稷不务, 不窋失官,奔于戎狄之间。不窋与后稷的关系,自来即 为学者所怀疑;由汉以来,史家即认为太史公所记周初 世系有错误(《史记会注考证》:4/4;胡承珙,1888 :24/33)。大约后稷之名,原非官号,只是指周人为 务稷的部族。“去稷不务”一语,本不是以夏后氏为主 词,却是形容不窋领导下的周人放弃了原有的农业,改 采戎狄的生活方式;到了公刘的时候,“复修后稷之业 ,务耕种”,则又由戎狄的生活,再变到农业生产的文 化(同上),这一大段事迹,未必在两代之间发生。 公刘到文王的父亲季历时,周人经历了四百年左右 ,如以《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所载,殷 王武乙与周人古公亶父同时为基点(陈梦家,1956: 292),公刘至古公有十一代,与殷商世纪相比,公刘 应该约略相当于商代“九世之乱”的尾声,盘庚迁殷的 前夕(《史记会注考证》:3/19—25)。这时商人由频 频迁都到都殷不再迁移,由王位继承的承序不定而至盘 庚以后的父子相承。商人正在大变动的中间,公刘时代 的周族所受殷商的压力可能比较小,也就有可以自行发 展的余地了(关于殷商积年及盘庚以后的年代,参看陈 梦家,1956:208— 216)。 以上由文献上记载的周人祖先活动的传说,可以有 三个阶段:后稷时代周人已发展农业,不窋以后周人奔 于戎狄,以及公刘以后又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若 配合考古学的资料来说,农业在中原早在七八千年前即 已发端,周人若在后稷时代始有农业,在中国的新石器 文化中,应算是后起的。不窋以后又有数百年不再务农 ,也说明了周人的农业文化还不够稳定。 不窋所“奔”的戎狄,已在农业文化圈外,由后稷 开始以至古公的迁徙到岐下,周人大约只能是徘徊于农 业文化圈边缘的一个集团。追索先周文化的地望也当由 此着眼。 周人起源之地,学者从古代地名着手,总是在今日 陕西泾渭二水一带找寻,遂谓弃始生之地邰在武功,公 刘以后立国的豳在三水,古公以后所在的岐下为岐山一 带(丁山,1935;齐思和,1946)。甚至考古学家追索 古迹,也循此线索,以为周人先世迁徙范围,不过在泾 渭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子(石璋如,1952:357—376)。 与传统说法迥异,则为钱穆的周人始源于晋南的理 论(钱穆,1931;反对其说者为齐思和,1946,但大体 上仍与旧说相当)。钱氏之说,以为《诗经》“公刘” :“于京斯依”,“于豳斯馆”;及《史记》:庆节“ 国于豳”,其京与豳在汉代的临汾,今新绛县东北二十 五里处。豳邠古今字,皆得名于汾水。汾水为一条古水 ,古公得名由此水。《水经注·汾水注》,汾阴有稷山 ,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当与后稷有关。又据《水 经注·涑水注》,闻喜附近有周阳故城,汾口西岸,则 有韩城之周原堡。万泉县内井泉百余,正合《诗》“公 刘”:“逝彼百泉”的景观,周之得名,也在此区。古 公亶父受薰育戎狄之逼,止于岐下,所逾即是韩城西北 的吕梁山,钱氏遂以为公刘旧居 在晋南,当黄河之东,汾水之南,盐池西北的涑水 流域。按地名随着人群迁移而搬家,历史上随处有之。 周人在陕西住久了,其地名已深入人心,后人遂以为周 人自古以来即居住在这些地方。如以钱氏之说,则周与 豳都可能是古公由山西带来陕西地名,周人的祖先未必 局促于泾渭之间。钱氏的理论虽有待证实,事实上也有 相当的说服性,至少已是重要的一说(陈梦家,1956: 292;Kwang-chih Chang,1980:249—250)。 “先周”的定义,应有四个层次:由近及远,最晚 的一段,文武建国以前,可说是先于周朝,其地区当是 岐山周原;早些,古公亶父迁来岐山以前,是先于周人 之为周人的时期;更早一段,是脱离戎狄的时期;最早 一段,则是周人集体记忆中的远源。 这四个阶段中,远祖时期最不易追寻,更难证实。 钱穆与傅斯年二氏追寻周的源头,都是有趣而不易证实 的工作。然而,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虽有不少难以稽 考的传说成分,对于该一族群的自我认同,仍有重要意 义。至于考古证据能有用处的部分,当在先于周代一段 及先于周人之为周人一段。前者是岐周诸遗址的文化, 后者是迁来岐山以前,下文将有所讨论的碾子坡先周文 化。这两段,时代差为接近,不难由文化谱系追踪。至 于更早于此,文化谱系的族属疏远,演变线索未必清 楚,则至多列为历史的可能性,却不能作为定论了 。 这本《西周史》更注重社会史与文化史的面向,长于从宏观视野分析时势的演变推移。全书综合了文献、考古、金文三类资料,梳理了西周在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不仅关注其封建制度、政府组织和生活方式,也从西周的历史发展观察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逐渐形成过程,探讨中国古代的各种理念——天命、华夏等——是如何在这一时期展开的,呈现了“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