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心乐事谁家院(共3册)(精)

作者简介

郑培凯，著名文化学者、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2016年荣获香港政府荣誉勋章。 生于山东青岛，长于台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70年负笈美国攻读历史，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在美留学期间，主要钻研晚明以来的文化意识史，并探索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中心。 著有《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在乎山水之间》《品味的记忆》《雅言与俗语》《茶余酒后金瓶梅》《流觞曲水的感怀》《在纽约看电影：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程步奎诗抄》等六十余种。编著及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茶饮天地宽：茶文化与茶具的审美境界》《徐霞客游记（导读及译注）》《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戏以人传”昆曲系列丛书》《中国文化讲座丛书》《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史景迁作品系列》等百余种。

内容简介

《赏心乐事谁家院：多元文化与审美情趣》试读章节 我们讲茶文化，讲到头来，最了不起的，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茶文化深刻内涵的，就是陆羽先生，因为他写了一部《茶经》。这部《茶经》是在唐代写的，其中特别说到：“茶之为用，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讲茶的功用，先讲了茶的药用。从古代一直到唐朝，茶作为一个可以解毒的药物，是大家都认识的。可是，再下一步，陆羽提出的东西就很特别，说，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完全是精神境界的价值判断，给茶赋予了道德意义，这是陆羽提出，并且一直强样，不断讨论茶跟人品的关系，使得茶不再是简单的饮料。现在我们总不会说喝可口可乐，最宜道德高尚的人；或者，你现在写一部《可口可乐经》，千年以后的人都听你的话，变成了一个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陆羽创造了历史文化的一个新的脉络。喝茶，本来是喝饮料，或者是喝药，对身体比较好，他却引出了精神境界与品格的考虑。 一般都说，陆羽姓陆，名羽，字鸿渐，其实这并不是父母给他的名字。陆羽、陆鸿渐，大概是他长大以后自己命的名，就跟他自号桑苎翁的情况相似。陆羽是一个弃婴，他的父母是谁，我们不知道，他诞生在湖北竟陵，生下来以后被丢在寺院旁边的水滨，老和尚把他收养了。他应该有他的法名，后来没有真的受戒，跑掉了。他的名字来自《易经》第五十三渐卦，“鸿渐于陆”，说是鸿雁降落在陆地上。然后，他就把陆变成他的姓，羽毛的羽，变成他的名，字鸿渐。你真要问陆羽到底姓甚名谁，我们只好说不知道，只能说他是竟陵人，因为寺庙在湖北竟陵。这个弃儿真的很了不起，从唐朝到现在，一千多年，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审美取向都被他所影响。现在全世界人都喝茶，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喝法，喝茶被赋予了很多修养与审美的意义，不单单是口感享受，还有另外的丰富文化意义，这都跟陆羽有关。 陆羽说：“茶之为用，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形容茶像醍醐，好到这个地步。醍醐是什么东西？现代人都不知道了，但是唐朝人很知道的，这是佛教从印度传来的词。在印度，浴佛的时候在佛头上浇酥油，那就是醍醐。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不懂，大谈醍醐灌顶，是说老师父按着年轻人的头顶，像输液一样，把毕生功力灌注过去。其实醍醐灌顶的本意，是用醍醐敬佛。醍醐是用牛乳打出奶油，奶油再打出cream，就是醍醐，最精华的东西就是醍醐。陆羽的贡献，就是把原来只有物质性作为饮品的茶，提升到带有宗教联想的玄思领域，像佛教的醍醐与道教的甘露，成为精神境界的导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茶道的开始。茶道的意义就在此。日本人经常讲的茶道，也是从中国学来的，有学问的日本茶道大师都知道。可是一般人，尤其是欧美人士，说到茶道，就说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以为与中国文化无关，真是莫大的误会。日本学习中国茶道，主要是唐宋时期。唐朝就开始学，到宋朝的时候，是非常系统地把整个仪式学过去了。日本学了之后，有一些在地的独特发展，形成日本茶道的特色，可是，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茶道精神和仪式是陆羽创造的。 陆羽《茶经》很有意思，把种茶、制茶、喝茶、茶具、品茶，都当作学问，写得清清楚楚，有很多规矩是他自己总结创造的。唐朝中叶的时候，喝茶的习惯已经相当普遍，不仅限于西南、华中、江南地区，甚至从中原传到了塞外。陆羽总结了历代喝茶的经验，提升了喝茶的道理，写了这本书。他最了不起的，是创造了二十四种茶具，规定了喝茶的仪式，并且赋予其文化与审美的意义，使得饮茶成为一种愉悦的文化修养过程可以提升饮者的精神境界。 自古以来，喝茶大概有三种方式。远古的时候，应该是生煮羹饮，把茶叶摘了，煮成汤，喝茶就跟喝菜汤一个道理。古人发现，茶有药用，有提神的作用，喝了之后，让人比较舒服等等，但是苦涩，所以称之为“荼”，就是一种苦菜。生煮羹饮这个习惯，到了隋唐时代就慢慢消失掉了，但是不代表没有，很多偏远的地方，依然有这个方法。第二种就是制团研末，为了保存摘下来的茶叶，就制成茶饼、茶团，有点像今天的普洱茶的制作法。古代保存的方式，还糊上米膏，或封上蜡。喝的时候，把外层刮掉，研成粉末，然后是煮，或者是调成茶膏，打成茶汤。我们发现，日本茶道的主流，还是所谓的制团研末。他们现在制茶，干脆就研成茶末，称之为抹茶。制团研末之法，大概始于魏晋南北朝时，隋唐大盛，宋朝走到顶端。日本在唐宋时期向中国学习佛法、茶道，抹茶就是这个时候传到日本去的，变成日本茶道的主流。日本茶道传统，继承了宋代的寺院茶道，基本上没有变，沿用至今。第三种饮茶方式是芽叶冲泡，把茶叶从树上摘下来，晾干，杀青，炒青，揉捻，烘干，用开水冲泡，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最主流的喝茶法。芽叶冲泡法成为主流，而备受文人雅士欣赏的时期很晚，是明朝建立以后的事。 《赏心乐事谁家院：历史人物与文化变迁》试读章节 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是个粗泛的说法，包括了一切与他接触过的学生，或是听过教导的人。真要说到跟随孔子学习六艺，传承孔子的学问，发扬孔子学说，可以称为“受业身通”弟子的，只有七十多人。到底是七十几，历代典籍众说纷纭，从来也说不清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孔子世家》《水经注》《颜氏家训》等书，都说是七十二人。《孟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汉书?艺文志序》则泛称作七十人。且不管到底是七十几个弟子，跟随过孔子，亲炙过孔子的耳提面命，《论语》之中倒是有明确记载，有十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应该说，这十个人是孔子的大弟子，十大护法，发扬光大老师的思想学说，推展孔子重新构筑的儒家思想体系，有着莫大的功劳。 然而，在我们的心目中，宰我好像是个坏学生，经常挨孔子的骂，像是个不务正业的捣蛋分子，怎么又身列十大弟子之一呢？ 我们印象中最突出的宰我，是白天睡大觉、不好好用功读书的宰我。《论语?公冶长》是这样记载的：“宰予（宰我的本名）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宰我睡大觉，挨了孔子一阵痛骂，说他是朽木不可雕，又说他是粪土垃圾垒成的土壁，质地粗鄙低劣，根本无法粉刷成光洁墙壁。甚至说，像宰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批评的呢？表示完全失望，根本不值得批评教导，随他去算了。由宰我睡大觉，孔子发出绝望式的批评，还延伸到对人的观察与信任，说他以前相信人家讲的话，以为言而有信，现在不随便相信了，听了人家的话，还要观察实际的行为，看看是否言行合一。会发生这样的改变，都是因为宰我这混账东西。老人家说得痛心疾首，真生气了。 关于宰我白天睡觉，为什么会使得孔子痛心疾首，大发议论，古代学者有过不少猜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古代是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尤其是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读书学习也不大可能点灯费蜡开夜车。所以，白天午休睡大觉，会被视为学习怠惰。宰我白天睡大觉，是该骂。但是，让历代儒家学者不断猜测的主要原因是，宰我是登堂入室的大弟子，怎么会怠惰呢？假如他这么不成器，怎么会在《论语》中列为十大弟子之一呢？就算是他偶有失察，前一天夜里失眠，第二天精神不济，睡了个午觉，以仁爱为本、诲人不倦的孔子，怎么会大发脾气，说出如此不留情面的詈骂之词呢？想来想去，这里有花样，不是表面现象那么简单。 南朝的儒学学者皇侃（488—545）就说，有人指出，这是宰我使的一招苦肉计，故意让孔子骂他，以自己作为反面教材，提醒后学的师弟们，千万不要怠惰。皇侃在他的《论语义疏》中，引了慧琳和尚的说法：“宰予见时后学之徒，将有懈废之心生，故假昼寝以发夫子切磋之教，所谓互为影响者也。”还引了另一位儒家学者范宁的话：“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岂不免乎昼寝之咎，以贻朽粪之讥乎？时无师徒共明劝诱之教，故托夫弊迹以为发起也。”这样说来，宰我真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惜以自身作饵，引来老师劈头一顿臭骂，使得同学知道应该勤奋向学，天天学习，好好向上。对于宰我故意扮演反面教材的解释，邢昺的《论语注疏》说：“宰我处四科，而孔子深责者，托之以设教，卑宰我，非实惰学之人也。”戴望的《论语戴氏注》也说：“宰我伤道不行，故假昼寝以自晦其明。”都认为宰我昼寝是假，是故意制造一个事端，好让孔子教训一番，提醒其他的后生小子，好像宰我为了推行夫子之道，不惜在众人眼中成为唾骂的箭靶。 古代学者宅心忠厚，总觉得宰我是十大弟子之一，是孔子的好学生，即使是白天打瞌睡，也不至于受到孔子的深责，其中必有暗藏的道理，所以也就绞尽脑汁，为宰我昼寝找个类似“舍身饲虎”的理由。不过，我们也要记得，宰我昼寝是事实，孔子也不是老虎。孔子骂宰我，看来也不只是骂他昼寝，而是另有深意，指责的是宰我的言行不一，平常能说会道，口舌便捷，在言语思辨方面出类拔萃，但是，在德行方面还需要加紧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会抓着一个昼寝不放，从午休问题一直讲到“听其言而观其行”，给了宰我一个极其严厉的教训。明末的张岱是个会读书的人，他的《四书遇》就看到这一点，知道孔子是借题发挥，藉着批评昼寝来指责宰我性格中的缺陷：“此儆宰我耳。不要说春秋世界，俱是言行不相顾者，如此，则以宰我一人，波及一世矣。且语各有自，需要得其言下之旨。”他还说：“昼寝罪小，遭此痛责，此是宰我自取之也。若是颜子昼寝，蔬水曲肱，爰契斯语矣。”要是德行昭著的颜渊也昼寝，那就是因为天天吃些清汤寡水的蔬菜，情况应该会有所不同。 近代学者或许是比较能够慎思明辨，对孔子十大弟子的崇敬有所减弱，都认为宰我昼寝就是怠惰，而且相信孔子是借题发挥，指东打西，打蛇就打七寸上，痛骂的不是白天睡觉，而是宰我的言行不一。康有为《论语注》说：“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于予之事而改观人之法，所以深警群弟子之谨言敏行也。昼寝小过，而圣人深责如此，可见圣门教规之严。《易》贵自强不息，盖昏沉为神明之大害，故圣人尤以垂戒也。”李泽厚在《论语新读》中，完全同意康有为的讲法，而且特别做了大段征引，并由此引申，说明为什么孔子痛骂宰我之后，还能继续宽容地教导他，使他成为十大弟子之一：“看来，宰我是个聪明而不够勤奋、有才华而不重修养的学生，多次受到孔子的严厉责备。但孔子不但宽容收留他，而且还盛赞过他。不拘一格识人才，才可能是导师或领袖。”李泽厚更进一步发挥，藉着宰予昼寝挨骂，说到儒家强调勤奋，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带来极大的正面影响：“儒学一贯强调勤奋，坚决反对懒惰，《论语》中还屡有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等等的斥责，直到康有为仍把‘禁懒惰’作为‘大同世界’‘四大禁’之一。对生活、人生采取积极、进取、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成为某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正是使中华民族饱经困苦而能长期生存的重要原因，也是千万华侨在各地艰难创业、获有成就的文化因素，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意识到儒学或孔子。” 《赏心乐事谁家院：文化审美与艺术鉴赏》试读章节 人类之有别于其他物种，自夸为万物之灵，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人类能够藉助文化工具与载体，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生经验与发明创造，累积聪明才智，让后人可以吸取精华，创造更先进、更美好的文明。文明累积，靠的是群策群力，承先启后，是尊重前人的努力，期盼后人的承担。 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特别重视文明的承继与传衍，在创造文明真善美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谦逊。牛顿有句名言，是大家时常征引的：“假如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been able to see further, it was only because I stoo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类似的话语，在十二世纪就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说过：“我们就像是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更多更远，并不是因为我们视觉敏锐，或是天生异禀；只因为他们巨大的身躯抬高了我们。”更早一些，有唐朝的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说：“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明确指出，任何伟大光辉而能传世不朽的成就，都靠的是文明得以传承，通过世世代代的集体记忆，才得以彰显。这种对历代集体创造与记忆的推崇，到了宋代新儒家的心中，就扩大成为超越真理的追求，推展了人类生存的目的，出现“民胞物与”的伟大胸怀，凝聚在张载的四句名言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过去最重要的文明载体是语言文字，最重视的是文献记载。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会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过去对文明历程的认识，对知识的传递，对真理的探求，对学术的发展，基本上靠的是前人的文献著作。我们所说的集体记忆，在过去主要是仰仗文字载体，通过前人话语的记述与复诵，让后人形成文化与世界观的共识。然而，单单通过文字载体，文明的传承会出现选择性的偏差（且不说战乱兵燹、焚书坑儒造成的文献丢失与扭曲），这也使孔子感叹“文献不足征”。更因为上层精英掌握文字书写的能力，依靠文献的集体记忆也会倾向于上层精英的共识，出现阶级性的文化倾斜。 我在《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2006）书中提出，文化传承的载体有三类：一、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二、 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实物遗存；三、 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只有扩大眼界，拓展学术认知领域，包含了这三类不同文化载体，我们才能趋近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深刻了解集体记忆的多重面向。从这个意义而言，文物古迹的保存与研究，是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法与手段，也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证据。二十世纪考古学的成就以及文物艺术的研究，使我们清楚理解，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具体经历知道得不足，过去的历史叙述与集体记忆都存在相当的偏差。 然而，现代社会过度强调进步与发展，以经济为主轴，打着“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经常以掠夺与破坏文物古迹的方式，兴盖污染环境的工厂、建设高楼大厦的屋邨，有意识地铲除前人留下的古迹，泯灭理解文明发展的实物证据，是可忍孰不可忍？人类的集体记忆，是模糊暧昧而且十分吊诡的文化现象，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东飘西荡的游魂。没有历史文献为基础，没有文物古迹作为砥柱，集体记忆只能随波逐流，不知所之。因此，研究文物古迹的保存，探讨历史文化与城乡发展的冲突与平衡，不仅是学术的创新领域，也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反省。通过文物古迹作为文化载体，研究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不仅涉及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文化旅游、民众参与等等具体的社会政治运作，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现代民众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对生活环境的爱惜、对人类处境的展望。因此，学者们或有不同的意见，但集思广益，最终能提供仔细调查研究的资料与成果，贡献一些深思熟虑的看法，应当有助于学术研究与文化关怀的深化。文化遗产与集体记忆这个领域，是学术研究的新天地，还有待大家去发掘与拓展。作为序言的结语，让我再引一段牛顿的话，与大家共勉：“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我自己觉得，不过就像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不时发现一块更光滑的卵石或更美丽的贝壳，却没注意浩瀚真理的海洋，就在我眼前，有待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