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作者简介

汪文风。1929年出生于湖北宜昌市，后迁居重庆。当过纤夫，做过学徒，卖过报纸，后入重庆社会大学学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记者、高校教研室主任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参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为“童怀周”小组成员，参与编辑、印刷“天安门革命诗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任审理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1922年离休后经历三次手术，与冠心病和癌症进行着顽强斗争。

内容简介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重建的中共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报纸公布名单之前，我毫不知情。 不仅我不知情，连新派到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党委 书记孙萍同志也毫不知情。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我说： “不知 道！”他才又打电话问中共北京市委。市委领导告诉他，报纸上印 的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院的汪文风。即使这样，一些同志问到我和 家人，我们也不敢贸然大意点头。因为我们手头除了一张报纸，什 么文字的东西也没有，如果是同名同姓或是其他差错，历史经验可 鉴，不仅会闹出天大的笑话，而且还可能惹上预想不到的事端。直 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开会通知发到我的手里，看到通知上的大 印，我们才敢认真起来。 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定于1979年1月4日至22日召开。我们 费了些工夫，终于打听到了开会地点京西宾馆的所在。3日晚，二 外院总务处长楚文彬同志找到我的家里，一定要派个小车送我去开 会，我谢绝了。4日清晨，老伴和孩子们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上路。 到了京西宾馆，我问门口的卫兵：“请问，这是京西宾馆吗？” 他十分严厉和警觉地问：“干什么！” 我说：“来开会的。”说着便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开会通知。 我当然不了解这是比列席人员、工作人员更“硬”的一种凭 证。他立即“啪”地立正、敬礼。我已经二十七八年不着军装，不 精军道了，倒是虚惊了一下。然后才一路通行无阻地报了到，领了 贴上照片的红色出席证和有关文件，上楼进入房间准备开会。 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有委员100名，绝大多数是曾经 担任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正副书记的 老同志。像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只有五六个人。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书记陈云主持会议。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 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同志都在会议上讲了话。 胡耀邦对当选委员中参加会议的97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 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议的各部、委、办、局列席的 负责同志，以及其他领导介绍。介绍到我时，他叫的是“江文 风”——可见当时中央没人认识我，邓大姐立刻纠正他：“不是 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说：“是江文风。”邓大姐坚持 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同志 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 后又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天安门革命诗 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接下来说了 一些鼓励之词。讲话间，邓大姐接过话筒说：“汪文风同志，会 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 会议中途休息时，邓大姐在中央组织部的陈文伟的陪伴下，来 到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了会议厅的后台聊天，气氛亲切 而欢快。邓大姐问：“你来北京前在哪里？”我答在重庆，邓大姐 突然严肃地问：“皖南事变时你在哪里？”我说我当时只有十岁， 在街上流浪。邓大姐才又笑了。又问我认识《新华日报》哪些同 志，并说她很忙，抽不出身来，要我代替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 张友渔同志，到中央统战部找到于刚同志，向他们问好，转达周恩 来同志生前和她二人对他们的想念。这嘱咐我执行后，专门向邓大 姐作了汇报。 在我们住会的京西宾馆，我跟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中央纪委委员平杰三同志分配在一间房子里。平杰三同志是我的老 领导。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属统战部管。那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打 一个反党集团，我不同意，与之发生了矛盾。他倚仗有康生、曹轶 欧撑腰，要把我构陷为反党集团的组织者，还搞了许多材料，追 到我新调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所在的支部开了一个会准备批评 我。经过我说明矛盾的来龙去脉，同志们都推说不了解情况，批 评无法进行下去。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要我到农村搞“四 清”。我已经到了河北新城县北方中村，领队的一位厅长才告诫 我，不要跟那位领导去争斗了，他有康生、曹轶欧支持，“你是斗 不过的”，他要我“销声匿迹”，就此作罢。平杰三等统战部的领 导认为，当时我还是一个30来岁的一般干部，在那个单位的所谓 “反党集团”中，好几个人比我的革命历史长，水平也高得多，我 实在没有资格和才能成为这个“集团”的组织者。这么生拉活扯， 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所以并不赞成他们那么整我，说了一些公道 话。殊不知“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原单位那位主要领导竟在康生 的保荐下当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康生在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 上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批语，声言他和那位领导的来往是密切的，全 力支持那位领导。该领导还在报社宣扬，说我反对他，是中央统战 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支持的“反对中央”的活动。 造反派还把康生的这段批语和出处在北京市到处传抄，印在各种 红卫兵小报上。这样，不仅我本人，连平杰三等为我说过话的高级 干部都受到了批斗。而今素不相识的一老一少，竟然住在一个房间 里，提起往事唏嘘不已，谈了个没完没了，深夜尚不肯入睡。这是 我到中央纪委以后能够娓娓而谈的第一个同志。 一天晚饭后，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叫着我的名 字，找到我们的房间来。刚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决定会后把你 留下来，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我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说， 目前我有好几个去处，一是 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 同志已派人到二外院调我；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陈荒煤 同志要我到文学研究所去，而且荒煤同志已经同我谈了话。照我的 爱好，我还是愿意到文学研究所去。 魏文伯同志当即沉下脸来，轻声地但加重了语气说：“把你 留下来，是黄克诚同志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是经过常委决 定了的。”我一看形势如此严重，立刻表态说：“我服从党组织的 决定！”他这才转颜为笑，说：“这就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就应 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我又讲到从第二外国语学院转行政关系、 组织关系的问题。魏老说：“由我们给北京市委打个电话，要他们 通知二外院，不就行了吗！”在座的平杰三同志，原对外文委副主 任、中央纪委常委曹瑛同志，都赞成我留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说 中央纪委也需要年轻一些的同志。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