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精)/新编中国史

作者简介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岩画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称谓研究》《秦汉交通考古》《秦汉名物考》《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等学术专著4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700余篇。

内容简介

第十二章 新政的试验 面对西汉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深重的政治危局，王莽正式取得帝位之后，即附会古礼，托古改制，期求以社会改革的形式，调整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改善国家效能，希望恢复政局的稳定。王莽新政的试验没有成功。 第一节 王田私属 西汉末年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 汉哀帝时，师丹辅政，曾经建议以限田、限奴婢的形式缓和社会矛盾。汉哀帝发布诏书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聚集奴婢、田宅，没有限制，与民争利，百姓往往失业，重困不足。他指示朝臣制订予以限制的条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随即制订了限定的额度和限制的措施。规定贵族官僚及一般民众皆得名田，诸王、列侯得名田于国中，列侯在长安者及公主得名田于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的数额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限定数量，诸侯王为二百人，列侯、公主为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为三十人。以三年为期，“犯者没入官”，即违反这一规定的要受到严厉的惩处。然而这一设想遭到了当政的外戚、官僚的激烈反对，并没有能够真正实行。 王莽也认识到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是西汉末年社会问题的要害。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9）下令，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都严禁买卖。他又参照孟子曾经说到的“井田制”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原则，宣布凡男口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应当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中无田和少田的人。没有田的民户，则按照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 王莽的这一措施，意图在于缓和土地兼并造成的矛盾，同时防止农民奴隶化。但是诏书颁布之后，分田授田的规定并不能够真正落实，仅仅只是冻结了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地主、官僚和工商主当时违禁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致获罪的不可胜数，于是纷起反对。王莽无力坚持，只得在始建国四年（12）宣布买卖土地和奴婢不再治罪，承认了这项改革尝试的失败。 地皇三年（22），王莽在新朝政权崩溃的前夕，最后废除了关于王田、私属的法令。 第二节 五均六筦 在王莽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中，又有被称为“五均六筦”的城市经济政策。 “五均六筦”，即“五均赊贷”和“六筦”的制度。王莽曾经试图通过这一形式，改善对工商业和财政的管理。 “五均六筦”，即对六种经济活动实行管制，包括对盐、铁、酒实行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以及五均赊贷（即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管制，并办理官营贷款业务）等。 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简文：“……枚，缣素，上贾一匹直小泉七百枚，其马牛各且倍，平及诸万物可皆倍。牺和折威侯匡等所为平贾，夫贵者征贱，物皆集聚于常安城中，亦自为极贱矣。县官市买于民，民……”3简文中所谓“牺和折威侯匡”，可能就是《汉书·食货志下》中说到的主持“五均六筦”的“羲和鲁匡”。事实证明王莽时代推行的“五均赊贷”制度不仅限于“盐铁钱布帛”，可能也曾试图涉及物资，包括“马牛”，“及诸万物”。 当时实行“五均”的六个城市，称为“五均市”。“五均市”就是：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洛阳（今河南洛阳东）、邯郸（今河北邯郸）、临菑（今山东淄博东）、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今四川成都）。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当时颁布诏令说，《周礼》有“赊贷”制度，《乐语》有“五均”形式，传记等诸种典籍又多说到“斡”，其作用在于使众庶得到平均，使兼并得到抑止。于是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其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分别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当时，新朝政府宣称希望通过类似的经济管理方式，限制商人对农民的残酷盘剥，制止高利贷者非法牟取暴利的行为，以完备国家的经济制度，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但是，这些措施也多有不利于实行的成分，遭到了工商业者的联合反对，导致了明显的经济混乱。 王莽政权的最高决策集团，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时，没有经过成熟的理论思考；在推行改革的法令和措施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说明。他们只是简单地以传说中古代圣王的制度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分田授田的规定，是依照孟子所谓“井田制”一夫一妻授田百亩的原则制定的。“五均六筦”制度的名号，也是儒者刘歆以古文经《周礼》和《乐语》为依据提出来的。 耐人寻味的是，“五均”政策本来是以汉武帝“平准法”为基点制定的，而“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也都是承袭汉武帝旧制，酒的专卖在汉武帝时代也曾经实行，但是新法的宣布，并不对汉武帝时代制度的利弊与成败进行总结和说明，却只是以古制相标榜。 “五均六筦”法实行了十数年，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收效。到王莽地皇二年（21），设计和主持“五均六筦”的刘歆、鲁匡在朝廷议政时受到公开指责。王莽“以百姓怨非故”，考虑到“众意”的压力，将鲁匡降职，已经对“五均六筦”政策表露出否定的倾向。然而这一政策还没来得及正式废除，王莽的新朝政权就覆亡了。 第三节 分州定域 王莽据说素好鬼神，迷信符命，惊惧变怪，政治行为往往“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事事都要在圣王事迹和儒学经典中寻求根据。虽然王莽改制缺乏完备的改革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点表现出盲目复古的倾向，只是简单地“追监前代”，“专念稽古之事”，但是新朝所试图进行的政治文化区与经济文化区的重新划分，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文化地理观正逐步走向成熟。 王莽先据《尚书·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又据《禹贡》改为九州。他又曾经“以《周官》《王制》之文”更改地名和官名，将政治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计划也列入了日程。 汉平帝元始五年（5），王莽曾经因为“皇后有子孙瑞”，开筑了由长安翻越秦岭通达汉中的子午道。子午道的开通，是地理与人文相互印合的特殊的史例，反映了当时神秘主义观念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 《汉书·王莽传上》记载，王莽期望在处理四夷之事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以为当时“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外交在北方、东方和南方都多有创获，只是在西方并不理想，于是派人多持金币引诱塞外羌人献地内属。随即有羌人首领良愿等率其部族一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王莽说，当时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于是以所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期望奄有四海，透露出王莽地理观的政治文化基点。此后，又增置五十条新法令，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多以千万计，事实上开始了大规模充实西海的移民。 王莽又按照传说中先古圣王的行政区域规划，讨论确定州名及州界问题，以经义正十二州州名、分界。王莽始建国四年（12），又以“为万国主”的身份，宣布“分州定域，以美风俗”，再次讨论了十二州和九州的建置问题。这一次则确定按照《禹贡》中提出的制度，置定九州。 王莽的新朝建立之后，一时志欲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于是又以强制性的行政方式确定了所谓“天下”“四表”。《汉书·王莽传中》记载，其东出至玄菟（郡治在今辽宁新宾西南）、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南）、高句骊（在今辽宁东部）、夫余（在今吉林中部）；南出则逾徼外，历益州；西出则至西域；北出者，至匈奴庭。 西方和南方，为了追求“九族和睦”的虚名，“尽改其王为侯”，将边地少数部族领袖由“王”贬称为“侯”。又授匈奴单于印，变易文字，不再称“玺”而改称“章”。匈奴单于称谓也被改为“降奴服于”。王莽轻视边地少数部族的做法导致了边境的动乱，一时匈奴单于大怒，东北与西南夷发生变乱，西域地区也随即因此叛离。 王莽时代大规模更改地名，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笑柄。他在建立新朝之初，就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又更名长乐宫为常乐室，未央宫为寿成室，前殿为王路堂，长安为常安。郡县名称也纷纷更改。尤其引起行政烦乱和民间不便的，是地名的反复更改。《汉书·王莽传中》说，地名往往一年之内反复变更，有的郡名甚至先后五次变易，而最终又恢复原名。地名的频繁变化，使吏民不能明辨，于是每次颁布诏书涉及地方政策时，不得不在新地名之后说明原先地名。王莽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随意性很强。心血来潮，朝令夕改，“号令变易”，“数变改不信”的情形相当多见。 西汉末年经济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关东地区从非政治重心的基点出发，经过累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取得了其生产形势可以牵动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秦代及西汉前期实行“强干弱支”“强本弱末”的政策，以行政强制的方式剥夺关东地区，从而导致“东垂被虚耗之害”的做法，在当时已经被有识之士所否定，以为“非久长之策也”。 王莽专政时，最高执政集团已经看到了这一形势。当时所谓“分州定域”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基本观念的调整，已经表现出对东方地区经济文化优势的倾重。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称谓研究》《秦汉交通考古》《秦汉名物丛考》《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等学术专著4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