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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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 一片，原是件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 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 用形势来逼。1958年右派下去固然是惩罚，但毕竟还 只限于不够驯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1969年9月的“ 五七干校”，强制面就更广了，几乎是全体，而用意 也更为深远：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 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在永定门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想得这么远。当时 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偏偏在国庆前夕那么迫不及待地把 大家赶下去。另外，对工宣队把我们移交给军宣队， 我心里也有些嘀咕。到咸宁后不久，军宣队就一个个 地反复动员，要“五七战士”们把留在城市里的家人 ，不分老少，统统接下来。那是个不祥的预兆。洁若 自然就遵命回京把两个孩子接了来。1971年林彪事件 爆发后，才知道原来有个“一号通令”。 然而在北京蜗居八年，饱经风霜，如今望到那朱 红色的土壤，起伏有致的丘陵，望到远山近水、风景 如画的鄂东南一带农村，胸襟还是为之开阔。 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庄。它位于去县城的大道上， 全村又都姓胡，所以村名“过路胡”。大家分住在农 民家里。虎皮石垒起的墙上虽然贴着些气势汹汹的标 语，村里除了偶尔听到一二声鸡鸣犬吠，到处都是一 片宁静。 我和两个人同屋，其中一位是因拾粪有功被评为 “老革命标兵”的清白人，另一个曾被指控参加过特 务组织。开头只觉得这位标兵很冷淡，后来才｝光然 大悟：他对住房安排大为光火。敢情，当时论身份， 我们是天上地下，如今竟混到一起，难怪他会气愤。 干校既然军管，自然全部按部队编制。我们机关是大 队下面一个连，下再设排和班。领导名单早由工宣队 拟好，下来就公布了。我和洁若同连同排但不同班， 最初的一年半，只能男女分住。 当晚，房东就喊闺女给打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由 于口音不同，相互谈话多少要打点折扣，可那份淳朴 热情跟冀东的农民毫无二致。又能同老乡一道生活了 ，我从心坎上感到欣悦。 很快就发现，这村庄离铁路虽然只有五公里，却 真够得上一穷二白。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作，秋收后 工分算下来，一家除了口粮，简直拿不到什么现钱。 没有电，家家户户晚上都点个小碟儿做的油灯。连几 岁的娃娃也要牵根麻绳放水牯，似乎也没有看见提书 包去上学的。孩子们对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任何东西， 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样表示浓厚兴趣。全家大小都围着 我那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看，既好奇，又羡慕。 村里有个风俗，死了人不马上埋，尸首停在敞开 的棺材里，乡亲们通宵达旦地在旁守着。到后第三天 晚上，房东说他的一位叔叔死了，同我商量可不可以 把收音机带去，给守灵的乡亲们解解闷，我当然带去 了。一间黑洞洞的祠堂般的大屋子里坐满了人。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