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手册

作者简介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现代化社会研究院研究员，现任教育部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组织研究、社会现代化等相关领域研究；主编《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执行主编）等教材；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十余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曾多次荣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现代化社会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组织社会学。曾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北京社科基金等多项基金项目。

内容简介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更具特殊意义的问题，即所谓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在众多新兴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地区）行列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后，它们的继续增长和发展会普遍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世界银行的报告将这一挑战归结为三个基本问题：规模经济（专业化，创新和教育，城市环境与管理）、社会不平等和腐败。这三个基本问题也被称为三个陷阱。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关注的更多是社会不平等问题对新兴经济体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而不是一般地讨论社会不平等。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世界银行报告所提到的社会不平等的挑战实质上关注的是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后凸显出来的不平等问题。这一社会不平等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或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挑战，还包括消费、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机会是否为全社会所共享的挑战。在这些国家（地区）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过程中，社会不平等——如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始终存在，但是，因为在起步时全社会收入和财富水平普遍比较低，因此发展比平等更重要，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说得坦白些，这个地区的国家实施把人均收入从1 000美元提高到10 000美元的政策，比简单地防止收入不平等指数从0.4扩大到0.5更为重要”。这些国家（地区）在发展的第一阶段（从低收入行列迈向中等收入行列），为了尽可能地激励个人和组织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容忍甚至鼓励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以尽快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这种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例如，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高收入”水平），如何分配和共享经济增长的收益和积累的财富就逐渐成为这些国家（地区）在继续维持增长及发展的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它之所以被定义为中等收入陷阱之一，是因为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会威胁、阻碍甚至颠覆这些国家（地区）的继续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进程。一般来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至少会导致两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第一，压抑乃至破坏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当新兴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创新”就成为推动其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成为推动创新的基本动力。如果一个社会持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且不断扩大，这种不平等继而通过代际传递而持续地再生产下去，那些处在不平等结构底端的人们看不到实现自己美好追求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丧失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不仅如此。创新的需求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和固化，会使得处于社会底端的人丧失自我投资的能力和努力。在这些国家（地区）“起飞”阶段所制定和实施的很多政策着眼于鼓励个人进取、业绩和成功，但这些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会显现出另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在受教育、享有社会福利、社会流动等方面机会不平等的扩大，从激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动力转变为反噬积极性的阻力。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在这些国家（地区）中，这种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会因既得利益而逐渐固化，不仅不会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或放大。
第二，激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损害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社会不平等的挑战最终涉及的是整个社会伴随增长和发展而不断积累的利益冲突。在新兴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众多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例如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产业结构的改变、城镇化、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全球化浪潮等，所有这些过程最终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转变，原有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和瓦解，新的社会群体迅速崛起，旧的社会群体有的完成“华丽转身”延续下来，有的衰落乃至消亡，此消彼长，整个国家（地区）都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不同于以普遍贫困为标志的低收入阶段，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增加的收入、财富、福利、机会进行相应分配的新问题不断产生，由此导致城市和乡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资本和劳动、不同权力、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水平等人群之间的利益结构不断重组，随之形成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就会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尽管对于这些国家（地区）来说，保持甚至鼓励某种程度的差距曾经是推动增长的重要机制，但对于平等特别是机会平等的追求始终是人们的基本追求之一，“过度”的不平等状况，例如过度的收入差距，即使在收入普遍增长的背景下也会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相对剥夺感，刺激和引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威胁到人们对于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而这种稳定和预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综上，如何将伴随增长而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使得整个社会和各个群体都能共享发展的成果，会一直困扰着那些试图超越中等收入行列、迈向高收入行列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