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起源(16世纪法国的意识与社会纷争的诞生妥协的登场)(精)

作者简介

唐纳德？克雷 英国人，现任罗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及《思想史》期刊的执行主编。他常年专研思想史与观念史，在业界具有重要影响力，其著作主要包括《人类的尺度：西方社会思想和法律传统》等。

内容简介

禁书与焚书 或者说，书籍（与《圣经》不同）是魔鬼的发明？当然，它来自德意志地区，具备“浮士德式”的内涵，而且似乎频频成为违禁知识的提供者。对于印刷机的首个形象描绘出现在1499年，图画中描绘了它的两名操作员被拖走的场景，此二人大概是被拖进了地狱。如历史学家所指，如果说第一本希伯来文书籍在1475年面世，那么第一本反犹出版物也是出现在这一年。如若印刷书籍能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给良善公民带来启迪，那么它也可能点燃那些忠诚度不甚高者的怒火。在法国，路易十二世确实宣称过“印刷术”是一项神赐的发明，但不到一代人之后，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一世（尽管被冠以了“文学之父”的头衔）对此的期望却已经彻底幻灭（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试图彻底压制印刷术的发展。这正是“印刷革命”的悖论之一，它不仅为近代这一宣传时代奠定了基础，也为其意识形态上的正面的、预防性的审查奠定了基础。 审查制度以及控制思想的尝试也是缮写传统——特别是大学纪律的组成部分，它在传统上要求“理性”必须服从于“权威”，尽管这种权威的定义在几代人的历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在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亚里士多德哲学从智识激进主义的化身转变为最为顽固的正统信仰的象征。整个基督教哲学史和神学史的一个侧面便是关于谬误的记载，这些谬误或被调和，或遭到了多多少少的压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有其异端历史撰述［比如布林格包罗万象的《谬误之源》（Origins of Errors）］，并企图采取类似的方式压制它们。从15世纪晚期开始，无论是帝国还是教皇都试图审查印刷书籍——1501年，一项为此目的而出台的帝国敕令便被辩称为“良知之职责”——而在路德出现之前，“罗伊希林事件”已经成为这项政策的可耻焦点，该政策的目的即在于没收罗伊希林派系所撰写的书册。11515年，教皇利奥十世（Leo X）颁布了一项“关于书籍印刷”的重要法令，因此就总体而言，制度上的防卫措施已准备好了应对让“罗伊希林事件”迅即相形见绌的路德教派的攻击。 尽管我们论及了路德的“新谬误”，但他的学说实际上与胡斯、威克里夫或任何过往改革者的学说并无二致，因为路德的“新”对于大多数批评家而言仍然归属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类型。他们的反应也偏于传统。路德接受了问询，他的著作被分析并简化为一些有争议的命题，他遭到了学术权威和教会权威的评判，最后又为世俗权力所谴责。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地区的第一项公开法令（它用法文撰写，于1521年在安特卫普刊布）便是针对路德之谬误与“愚蠢”思想的抨击。八年后，他又继续展开行动，基于一份著名的“布告”建立起了永久性的审查制度，遵从极端但又因循守旧的惩罚措施，比如火刑、刺穿舌头和没收财产。作为典型，路德被与胡斯、威克里夫、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和扬·普珀尔·冯·戈赫（Jan Pupper von Goch）相提并论，其中，戈赫关于“基督徒自由”的著作虽然与路德的观点不同，但似乎也支持了后者。 在某些领域，这项立法颇见成效。根据法雷尔的一个朋友的说法，在1525年，梅茨驱逐了两名书商；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从1527年至1550年期间，在印刷业曾于1521年得到蓬勃发展的洛林地区，“宗教改革的声音遭到了压制”。帝国的政策此后没有发生改变，1550年它又颁布了一项针对“由马丁·路德、约翰·厄科兰帕迪乌斯、乌尔里希·慈温利、马丁·布策尔、让·加尔文或其他异端魁首以及彼等之教派成员制作或编写的书籍”的敕令。鲁汶大学在1550年发布的禁书目录中警告读者：“勿要对这份目录包含了这么多不被认可的《圣经》和《新约》文本感到惊讶，因为异端魁首就从中产生。” 在法国，官方的反应如出一辙，而且同样迅速。在那里，审查制度也已成为一种传统的做法。1514年，巴黎大学对镇压罗伊希林的帝国运动表示了支持，在两年之内，诺埃尔·贝达就开始攻击各种异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福音派人士。根据德·图的说法，诸如比萨大公会议，特别是1516年《宗教协定》的议题，促成了“大量著作”的面世，以及试图阻止其传播的官方行动。那么，路德的思想会受到何等的欢迎就变得毫无疑问了。人们对它的反应始于1521年春巴黎大学一份颇具针对性的“决议”，其中为“经院哲学”进行了辩护，并重申了圣礼的价值，以驳斥路德的谬误。至6月，世俗权力当局，即巴黎高等法院紧随其后，它首先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若无神学院的批准，任何书籍均不得出版，而后（在查理五世之法令颁布前几周）又通过了禁止印刷出版路德教派文本的法令。8月1日，这一法令在“号角声中”被宣读，所有这类书籍都被下令上交给政府当局。这是专门针对路德教派、旨在压制印刷文本宣传的一系列法令中的第一部。 在某种意义上，攻击性文本的风格是由路德自己决定采用的，因为他正是那个在1520年为了庆祝其对于天主教教义的摒弃而把教皇传统在书本中的化身——教会法合集扔进火中之人。他认为，数个世纪以来，圣人们亦是如此对待邪恶之书籍——事实上，古典时代和教会都为这种做法提供了先例，包括阿伯拉尔之著作在内的大量卷帙都曾被付之一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路德本人的许多出版物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1521年，400册书籍在安特卫普遭焚毁，次年在根特被投入火海的书籍数量更众，而在1523年8月的巴黎，路易·贝尔坎充满了诸多谬误和可恶的异端思想的著作也遭到了所谓的“公开焚烧”（publica combustio）。遭到焚烧的出版物包括了标题为“论弥撒的废除”“虔诚和迷信之间的辩论”等等的书籍，一份针对亨利八世对路德之批判的回应，以及（伊拉斯谟匿名创作的）《儒略二世被拦于天堂之外》（“Julius Excluded”）的印刷副本。恰如伊拉斯谟本人曾对贝达说过的，继书册之后，活人辄受火刑之苦；事实上，一个星期后，法国的第一位路德教派殉道者让·瓦利埃（Jean Vallière）就因为“渎神谬论”而紧随贝尔坎的书卷之后被烧死。六年后，桀骜不驯的贝尔坎本人也加入了此君的行列。 人类为思想筑墙的开端， 洞悉现代价值、理想和行动的形成， 揭示意识形态的宣传模式与运作过程， 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