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

作者简介

任志洪，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孟菲斯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后。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批注册督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课题20多项。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18届高等院校青年科学奖一等奖等荣誉。

内容简介

第一章 绪论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强调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已构成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为此，有必要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各类群体予以心理援助。本书正是对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积极响应的成果，重点关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社会心理影响及相应的干预与重建措施。
第一节 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国家战略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新的显著成绩，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在卫生健康领域仍面临一些挑战，如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重大传染病防控等。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健康中国战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针对重大疾病和一些突出问题，聚焦重点人群，实施一批重大行动，政府、社会、个人协同推进，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引导群众确立正确健康观，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健康中国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到2022年，覆盖经济社会各相关领域的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到2030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
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保障(高文斌等, 2016)。《“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登记和救治救助管理；全面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提高突发事件心理危机的干预能力和水平；到2030年，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心理行为问题识别干预水平显著提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心理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宣布，新型冠状病毒(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是继2002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 SARS)和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之后，不到20年暴发的第三次大规模病毒疫情。2003年暴发的SARS是21世纪第一次全球公共卫生重大事件。2014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报告有埃博拉疫情的国家都应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其他大流行疫情包括2008年的H5N1禽流感、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6年的寨卡病毒疫情等。通过上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人们意识到，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全球人口快速流动，公共卫生安全已成为需要全球协作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各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频频发生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王一牛, 罗跃嘉, 2003)。短期来看，事件往往导致巨大的生命损失、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长期来看，事件可能加剧个体的心理症状，并对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应提高突发事件心理危机的干预能力和水平。如果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工作来提高突发事件下心理危机的干预能力和水平，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同样不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因此，本书将逐一探讨：什么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类事件有什么共同特点？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有哪些？是什么帮助个人、家庭和社区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恢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本书的意义在于：第一，积极响应“健康中国”发展战略，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问题，致力于解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第二，从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角度出发，整合并应用各种概念和技术，建立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模型，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产生的社会心理问题。

第二节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生态
本节将基于社会生态学视角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含义及影响展开探讨。首先，将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含义和特点进行梳理。之后，将简要介绍社会生态学及社会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构成。最后，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出发，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可能产生的社会心理问题。
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
在了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前，首先需要了解重大事件的含义。美国国土安全部2004年出台的《国家重大事件管理体系》将重大事件定义为一种自然发生的或由人为原因引起的、需要紧急应对以保护生命或财产安全的事件。它包括重大灾难、紧急事件、恐怖主义袭击、火灾、洪水、危险物质泄漏、核事故、空难、地震、飓风、龙卷风、热带风暴、与战争相关的灾难、公共卫生与医疗紧急事态，以及其他需要紧急应对的事件，分为自然性的重大事件和人为性的重大事件(赵丽梅, 2015)。我国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则指出，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重大事件中影响力较大、传播较广的一种类型(赵宇翔等, 2021)。国内外政府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给出不同的定义。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公共卫生威胁与紧急状态法》认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既包括由疾病或动乱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包括由重大传染病疫情或生物恐怖分子攻击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赵丽梅, 2015)。我国2003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条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综合已有研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含义主要包含突发性、对公众健康有严重损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要点。
虽然各国政府及学者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各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般具有以下六个特征(徐鹏, 2007; 郭兴旺, 2005)：第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突然和意外的，一般不可预测。第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公共性和群体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和影响具有公共性，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引起公众关注，成为公共热点并可能造成公共损失、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郭兴旺, 2005)。第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不确定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产生原因、影在持续的威胁或危险条件下持续存在(Wang, Pan, et al, 2020)。然而，研究表明，当人们感到安全的时候，上述心理健康问题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Ozer et al, 2003)。另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威胁持续的情况下，那些能够保持或重新建立相对安全感的人在暴露后的几个月内发生PTSD的风险也要比那些未能做到的人低(Cai et al, 2014)。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在生理层面，生活在危险状态下会对个体产生负面的生理后果，特别是在神经和内分泌反应方面。增强动物和人类的安全感对于减少伴随持续恐惧和焦虑的生物反应至关重要(Bryant, 2006)。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和社区感到安全、有能力时，他们才能够直面威胁，并为创造更大的安全条件做出贡献。因此，当我们进行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帮助受到影响的人群在面临暴力、重新安置和不确定等情况下获得安全感。
2. 促进平静
暴露与大规模创伤往往导致个体的生理和情绪处于一种高激发状态。这种极高的情绪和生理水平往往会导致饮食和睡眠等对健康至关重要的日常活动的中断；此外，还可能导致人们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下降，正常的生活节奏受到干扰(Hobfoll et al, 2007)。同时，过高的情绪和生理水平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在创伤后的即时阶段，过高的情绪水平可能导致恐慌、分离等症状，而恐惧和焦虑的加剧会扭曲认知，导致逃避，并可能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Bryant et al, 2003)。长久来看，情绪反应增强的状态延长还有可能导致躁动、抑郁和躯体问题(HeronDelaney et al, 2013)。
因此，在进行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时，鼓励保持平静的心态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并有利于缓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说，Hobfoll等人(2007)指出，对于那些产生更严重的压力反应的人和一般暴露人群来说，压力反应的“正常化”是促进平静的关键干预原则。提供准确的信息，对幸存者进行有关反应的教育，应用认知治疗方法，可以帮助幸存者通过挑战消极思维冷静下来。
3. 提高自我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普遍积极的结果，主要是通过对思想、情绪和行为的自我调节(Bandura, 1997)。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可以扩展到集体效能感。创伤中的自我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能够有效地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即个体或群体在人际关系、财产恢复、重新安置、工作再培训和其他创伤相关任务等领域中调节不安情绪和解决问题的能力(Benight, 2004)。一项以退伍军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较高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较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相关，自我效能调节了战斗暴露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同时，自我效能感越高，抑郁症的严重程度越低(Blackburn & Owens, 2015)。另一项研究表明，集体效能感与较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有关，并且缓和了暴露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联系(Heid et al, 2017)。因此，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应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上，即人们必须感到自己有能力克服威胁并解决问题(Hirschel & Schulenberg, 2009)。
此外，自我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之间存在互惠关系(Landau & Saul, 2004)。当个人和家庭感到被赋予权力时，他们的行为方式会使他们的社区更安全，而更安全的社区会让更多的人感到安全、平静和赋权。这种相互联系意味着针对个人心理层面的干预措施(如心理急救、咨询和治疗)与针对社区层面的干预措施(如心理社会能力建设)将相互补充和加强，这进一步说明心理和社会两方面的办法比只注重其中一个方面的干预措施更为可取(Miller, 2012)。
4. 促进社会联系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强制的社会距离和封锁往往会导致社会脱节，引发人们的孤独感(Shah et al, 2020)。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许多国家的政府发布了留在家里的命令，限制了公民可以参与的社会交往类型，史无前例的社会隔离措施导致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隔离对于心理健康功能具有负面影响，同时，社会隔离与较低的幸福感和生活价值有关(Smith et al, 2020)。
社会联系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在高度不确定和危难时期尤其如此(Nitschke et al, 2021)。社会联系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获取灾害应对所必需的知识，还能够为一系列社会支持活动提供机会，包括解决实际问题、情感理解和接受、分享创伤经历、使反应和经历正常化，以及相互指导应对(Benight, 2004)。与此同时，社会支持与更好的情绪健康和大规模创伤后的康复有关。一项研究表明，在COVID19隔离期，更大的社会联系与较低的感知压力水平和较低的疲劳程度有关(Nitschke et al, 2021)。此外，研究表明，在创伤后的几个月至几年中，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发挥的关键作用是持续的(Solomon et al, 2005)。因此，在大规模创伤后尽快建立社会联系并帮助人们保持这种联系对社会心理重建至关重要(Nitschke et al, 2021)。
5. 给予希望
希望指的是一种积极的、以行动为导向的期望，即未来有可能实现积极的目标或结果(Haase et al, 1992)。在本书中，创伤中的希望指的是一种普遍的、持久的、充满活力的自信，即一个人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可预测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如合理预期的那样顺利进行。这种充满希望的状态又被称为“连贯感”(Antonovsky, 1979)。希望对于建构生命意义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能够带来效能感和社会能动性(Hobfoll et al, 2007)。
大规模的创伤通常会带来一种颠覆性的体验，它超出了人们所学的应对技能范畴。由于人们没有受过训练或经历过如此事件，大规模的创伤往往伴随着“破碎的世界观”和灾难化的体验，这些都会破坏希望，导致个体产生徒劳和绝望的反应(JanoffBulman, 1992)。在大规模创伤后保持希望是至关重要的。一项研究表明，COVID19大流行期间，个体所感知的希望越大，幸福感和情绪控制感越强，焦虑感和COVID19压力感越弱；上述结果表明，希望可能与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慢性应激源的恢复力有关(Gallagher et al, 2021)。
给予希望是灾难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能力建设的纽带，它是通过内部信仰、价值观和情绪与社会、经济和政治重建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Miller, 2012)。值得注意的是，给予希望通常需要时间，并且可能很难实现，但给予希望是帮助人们和社区进行心理能力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换言之，虽然有效的灾害干预可能侧重于对压力、创伤、丧失和哀伤等反应的干预，但灾后心理重建的所有实践都需要带来希望。
（二）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整合要点
灾难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能力建设这两种方法有着重要的区别。灾难心理健康领域主要侧重于灾难的负面后果，采用心理模型并注重个体心理反应，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提供心理服务，且专业人员往往来自受影响社区之外；心理社会能力建设则更强调优势视角，重视复原力、赋权、集体恢复等方面。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旨在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健康，在实践中并非不可调和(Carll, 2008)。那么，灾难心理健康与心理社会能力建设的不同方法在相互补充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Ager(1997)认为，当试图整合灾难心理健康与心理社会能力建设时，需要考虑以下三个主要的分歧点。其中，每一个分歧点都以一个连续体的形式展现，这三个连续体反映了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连续体的每一端都是有价值的；在制定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方案时，应尽力平衡连续体的每一端。
首先，第一个连续体代表了对干预与重建过程中普遍性的判断。连续体的一端代表干预与重建方案的独特性。在这一端，个体的幸福感、心理健康和适应是独特的、情境化的，由其所处的社会建构。因此，在其他文化、社会中适用的干预与重建方案在此情境下并不适用。连续体的另一端代表方案的普遍性。普遍性这端假设个体的核心心理功能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大致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基本原则来制定本土化的方案。如果在一种环境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可以用于另一种环境中，则必须假定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第一个连续体说明了在制定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方案时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心理学理论更倾向于强调所有人的共同点，而心理社会模型强调的是地方性和独特性。Summerfield(2004)指出，即使一种行为似乎发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不应该假设它对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意义和共鸣。因此，在制定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方案时，我们应考虑到普遍性与独特性的平衡：一方面，从独特性角度，考虑文化的敏感性和社会背景至关重要，需要根据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制定符合当地文化背景的方案；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反映心理社会功能的一般性原则，能够吸收借鉴其他文化背景下干预与重建方案的精华。
其次，第二个连续体反映了外部技术性支持与本土能力之间的关系。连续体的一端代表技术性，重视外部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技能。连续体的另一端则代表本土性，强调对创伤和困难的本土化理解。当地人将继续生活在一个地区，是当地的专家，可以与更多的人互动，他们只是缺乏专业人士的技能。外部驱动和实施的方案往往会导致不当后果，并且往往具有有限的可持续性(Carll, 2008)。因此，在灾后重建时应最大限度地提高当地受影响者的参与水平。在大多数紧急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足够的复原力，能够参与救济和重建工作。许多关键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来自受影响社区本身，而不是外部机构。需要注意的是，技术性支持与本土能力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情况，许多项目都利用外部专家来培训当地的专业人员，当地的专业人员又进一步致力于发展当地非专业人员的能力(Miller, 2012)。因此，在制定社会干预与重建方案时，应注意引进外部专家与依赖当地人能力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说，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应使当地受影响者能够保留或恢复对影响其生活的决定的控制，并建立对实现方案质量、公平和可持续性很重要的地方主人翁意识。从紧急情况的最初阶段起，当地人就应尽可能参与援助的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估(Carll, 2008)。
最后，第三个连续体侧重于探讨干预与重建方案所针对的群体范围，即方案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还是针对广大群体。连续体的一端代表方案应针对特定群体，也就是说，应考虑到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最大限度公平地提供心理健康干预与心理社会支持(Carll, 2008)；连续体的另一端则强调方案应尽量努力涉及广泛的人口。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人们受到不同方式的影响，需要不同种类的支持，因此，组织心理社会支持的一个关键是建立一个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分层补充支持系统。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IASC)开发了一个干预金字塔，以说明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模型是如何沿着这个维度整合的。
干预金字塔从下到上分为四个层次：基本服务和安全、社区和家庭支持、专注的非专业支持和专业服务。金字塔底层代表基本服务和安全，指应通过实现安全、适当的治理和满足基本物质需要(食物、住房、水、基本保健、控制传染病)的服务来保护所有人的福祉。在大多数紧急情况下，食品、卫生和住房等部门的专家提供基本服务。金字塔的第二层(由下至上)代表社区和家庭支持。该层是针对较少一部分人的应急反应，旨在为个体提供社区和家庭支持(如家庭追踪、协助哀悼和社区康复仪式、支持性养育方案、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活动等)，帮助维持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福利。金字塔的第三层(由下至上)代表专注的非专业支持，该层旨在为更少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在该层中，需要由经过培训和监督的工作者对受影响者进行更集中的个人、家庭或团体干预。此外，该层还包括由初级专业工作者提供的心理急救和基本心理保健。金字塔的顶层代表了专业服务。该层代表了一小部分人口所需的额外支持，包括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或精神支持。此类问题需要转诊到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对初级或一般保健提供者进行长期培训和监督(Carll, 2008)。在金字塔中，所有人的基本服务和安全是最广泛的，其次是社区和家庭支持；而重点和专门的干预措施是干预范围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数要少得多。值得注意的是，金字塔的所有层次都很重要，理想情况下应该同时实现。所有受影响的群体都拥有支持心理健康的资产或资源，关键任务是确定、调动和加强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能力。
综上，在试图对灾难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能力建设两个领域进行整合时，尤其应考虑到方案的普遍性与独特性权衡、外部支持与本土能力权衡、干预所针对人群范围权衡等要点。
（三）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框架构建
鉴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广泛后果，需要对心理社会需求做出多系统、多层次的反应(Bragin, 2014)。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心理社会反应指南，重点是“可扩展”的干预措施(由准专业人员或通过视听和在线资源等其他方式提供心理服务)。世界卫生组织还提出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压力管理和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强调“心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如社会不平等)。同时，世界卫生组织(2014)提出将重点从主要关注脆弱性和责任转向主要关注能力，并采取了更具发展性和符合社会生态的观点。此外，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于2015年发布了“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该框架指出，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往往对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具有集体主义倾向，关注个人心理康复可能会影响与家庭、团体和社区的合作。因此，在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过程中，应更加强调让利益攸关方参与心理社会支持的准备、规划和实施的重要性，同时重视文化和权利，并赋予地方人民和政府权力。该框架强调了当地知识、智慧、专业知识的重要作用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对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更好的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框架需要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考虑到独特的当地环境、复原力、信息共享、社会和文化差异等因素(Pescaroli, 2018)。尽管上述原则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相关研究和实践尚未充分整合灾难心理健康与心理社会能力建设领域的方法。从长远来看，什么样的预期干预措施能够提高备灾能力？以先前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为基础，我们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框架。
该框架描绘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模式，强调和关注个人、家庭和社区在事件发生之前拥有的力量和资源。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框架旨在将灾难心理健康与心理社会能力建设两大领域有机结合。一方面，该框架将灾难心理健康领域所强调的心理干预与微观系统层面的具体干预手段有机整合。本书的第三章对社会心理干预的内容进行了梳理，着重探讨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危机干预、焦虑症状干预、抑郁症状干预、创伤后应激症状干预四大方面。此外，第四章基于网络化心理干预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网络化心理干预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主要介绍了网络化心理干预的应用及伦理问题。另一方面，该框架强调在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从复原力视角出发，提升个体、家庭、社区各个层面的复原力，从而实现各个层面的社会心理能力重建。本书的第五章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复原力的相关研究进行详细介绍，具体而言，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出发，阐述复原力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探索提升复原力的途径提供参考。第六章从整体社会结构出发，阐述了社会心理重建的目标、干预活动和干预伦理等内容。
该框架从社会生态理论的三个系统(微观、中观、宏观)出发，分析了不同系统中干预与重建的侧重点和目标。首先，在微观系统层面，强调关注个体的资源、能力、知识、动机、经验等积极的方面，将个体与他们所需的资源联系起来，使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强调鼓励、协助、支持、刺激和释放当地人的力量，阐明人们在自身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利用的力量，最终达到促进平静、提升安全感、给予个体希望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该层面包含必要的专业援助与支持，如危机干预、心理急救、临床干预以及针对哀伤与丧失的干预。其次，在中观系统层面，致力于寻找家庭、工作团体、社会团体所拥有的优势与资源。同时，强调使用团体和活动。团体将人们与其他人联合起来，培养协作的社会关系；人们广泛地参与到娱乐、社交或心理教育等活动中，以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建与集体能力恢复的目标。围绕着中观系统的是一些组织与团体，如当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文化机构，这些组织与团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经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以尊重社区文化和社会完整性的方式提供资源和干预措施。最后，在宏观系统层面，特别强调文化反应能力，即尊重当地的文化和规则，以尊重社区文化和社会完整性的方式提供资源和干预、重建措施。与此同时，该层面同样强调公平的重要性，强调所有受影响的人都有权得到公平的待遇。以上是各个系统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任务和活动，这些任务和活动有助于集体和个人的康复和恢复，其中包括来自灾难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能力建设的想法和干预措施。最终，在整个生态系统层面，实现心理社会能力的重建，人们及其社区形成一种新常态。
此外，宏观、中观、微观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此，该框架强调，在进行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时，需关注宏观、中观、微观系统各个层面的干预与重建及不同系统间的相互作用。首先，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微观系统与中观系统相互作用。个人的行为会受到家庭、工作、其他群体的影响，反之，个人的行为也会影响这些系统(师海玲 & 范燕宁, 2005)。以往的研究表明，特定的社会群体成员往往在主观上影响个体自身的思想、情感、认知和行为。个体往往更加信任他们所处的社区或组织成员，因此个体通常主观上认为朋友、家人和同事相较于团体外的成员所带来的风险更小。例如，个体可能会避免在公共汽车上、街道上和商店里与陌生人密切接触；在公共场所，他们可能会戴口罩和手套。然而，当他们与朋友、家人或组织内成员在一起时，他们可能会放弃预防措施(Siegrist et al, 2021)。因此，应避免仅考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个体的影响，还需考虑事件的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更要考虑到人与家庭、社会的互动层面。其次，微观系统也会受到宏观系统的影响。例如，个体在微观系统中的社会联系活动会受到宏观系统层面社会系统的影响。在进行心理干预与重建时，无论是宏观系统中社会系统的整体重建，还是中观系统中社会联系的增多，都将有助于微观系统中个体社会联系活动方面的恢复与重建。反之，个体社会联系活动方面的恢复与重建将有助于集体能力的恢复与建，进而能够促进宏观系统中的整体重建。因此，仅仅关注某个层面的干预与重建是不可取的，需要避免只关注个体所处的微观和中观系统，而忽视宏观系统层面。在本书的第五章中，我们既关注微观层面个体复原力的干预与重建，又关注家庭复原力与社区复原力，并致力于阐述三者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同样，在探讨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目标时，我们关注了个人、家庭、社会各个层面的目标与干预方法。
综上，本章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构建了一个整体框架。首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含义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其次，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含义和构成进行了阐述。最后，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出发，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提出了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整体框架，强调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响因素、所带来的影响通常是不可预测、非线性的。例如，COVID19作为一种新的流行疾病，在其暴发初期，其诊断信息往往并不充足(Ryu et al, 2020)。第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具有复杂性。由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很少以可预测的方式发展，因此，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常常具有难度，需要多个部门协调。第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严重危害性。例如，COVID19不但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使人们产生焦虑、抑郁等症状(Zhang, Li, et al, 2020)。初步证据显示，焦虑和抑郁症状(16%~28%)和自我报告的压力(8%)是COVID19大流行的常见心理反应，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日益增加的经济损失也将导致广泛的情绪困扰和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Rajkumar, 2020)。第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深远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身心及社会发展的影响比较深远(徐鹏, 2007)。例如，COVID19广泛暴发及全球传播正在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Holmes et al, 2020)。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多种规模，有些影响整个地区或国家，有些则仅扰乱小社区或小团体。在众多类型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影响最深远，涉及面最广。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并且可能需要国际协调应对的特殊事件(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例如，自2019年12月以来，COVID19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在全球范围迅速蔓延，几乎影响了所有国家。鉴于其严重程度，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为引起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代表了最高级别的国际警告。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发展为大流行。自2005年颁布的《国际卫生条例》实施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共宣告了6次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分别为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4年脊髓灰质炎病毒、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9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及2019年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陈璟浩, 2014)。世界卫生组织经过评定，认定以上6次事件构成较大的公共卫生风险，标志着最高级别的警告，需要国际协调应对；同时，当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被认定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各国政府应采取行动，以防止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损害，试图避免风险。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国际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频频发生，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我们愈发需要以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来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生态
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都有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态，由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经济所形成和塑造。同时，由于独特的社会生态，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受到同一事件的不同影响时，往往对事件及其后果形成不同的叙述。这种叙述不但反映了灾难的经历，而且建构和塑造了灾难的意义。在探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考虑事件发生的集体、社会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具体而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既涉及个人痛苦层面，也涉及公共和集体层面，即个人和家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集体的创伤和损失以及公共政策的背景下发生的，个人痛苦有一定的集体背景。了解特定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生态背景，对于谁需要帮助、如何应对以及谁最有能力来应对都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将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出发，详细阐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含义及影响。
生态学一词涉及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生物学的早期起源开始，生态学研究就在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等)中发展，为理解人们与物质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Lejano & Stokols, 2013)。早期的生态学倾向于生物逻辑过程和地理环境。社会生态学领域则更加关注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等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代表了不同社会力量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生态学涉及人们如何到达特定地理区域的历史以及这些地区的民族关系模式，包括对社会和经济差异，以及获得资源和服务的机会差异的研究。社会生态学为理解多种健康问题的病因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并为设计广泛的教育、治疗和政策干预措施以增进个人和社区福祉提供了基础(Stokols, 1992)。
由此可见，社会生态学并不局限于对特定问题的研究。相反，它包含以一个广泛的、多学科的视角来看待人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社会生态学的视角下，我们认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该过程包含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影响多个人群、群体和社区，造成严重的损害或生命损失。此外，该过程往往超出了一般经验，颠覆了通常的个人和集体应对机制，扰乱了社会关系，至少暂时剥夺了个人和社区的权力，具有极强的危害性。换言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灾难性事件可能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相互作用和共同进化的因素相关联，而不仅仅是物理环境的一种功能(Rigby, 2011)。因此，在制定可能的干预与重建策略时，必须考虑到危害、脆弱性和暴露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事件所在的背景水平。一旦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考虑到互联的基础设施、服务和系统，就必须从风险管理转向复原力管理，制定促进社会网络等组成部分发展的行动(Linkov et al, 2014)。也就是说，在制定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方案时，了解特定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生态背景，对于设计多层次的干预与重建措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何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出发，来理解和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含义及影响呢？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此问题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解答。
生态系统理论是一种用来描述与分析人和其他生命系统及其交互的系统理论(Ostrom, 2009)，它结合了系统理论和生态学概念，提供了一个框架来看待人类行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们生活在独特的生态系统中，不断地、动态地参与同社会环境的互动，受到其他系统(包括家庭、团体、组织和社区)的影响并与这些系统保持不断的动态交互。其中，系统指由一组相互关联的元素组成的一个功能整体。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Charles等人(2018)将人们生存的生态系统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社会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个体为圆心扩展开来的嵌套式系统。首先，微观系统的核心是个体。从广义上讲，个体是一种包含生理、心理和社会系统的系统，且生理、心理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在微观系统层面应关注个人的需求、问题和优势。同时，它还强调个人如何解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尽可能做出最佳、最有效的选择。因此，微观系统主要涉及与个人合作并增强其功能。其次，中观系统指任何一个小群体，是对个体产生最直接影响的社会因素，包括家庭、朋友、学校、工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最后，宏观系统是指一个大于小群体的系统，包括制度、文化等。个体主要受到两种类型的系统的影响：社区和组织。其中，社区指的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的集合，共同特征可能是人们居住的社区、人们共享的活动(如工作)或其他联系。组织是一组结构化的人聚集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并执行在不同单位之间划分的既定工作活动；组织通常有明确定义的成员资格，即知道谁加入、谁退出，如学校、公共社会福利部门等机构(Besio et al, 2020)。宏观取向包括关注影响人们获得资源和生活质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与政策。因此，在宏观系统层面，更加注重努力改善人们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个体处于社会生态系统中，微观、中观、宏观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着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重建。
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独特的社会生态背景。一方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会在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微观、中观、宏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造成了广泛的问题。在每一个层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都会削弱正常的保护性支持，增加各种问题的风险，往往还会扩大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预先存在的问题。然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各个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而言，在微观、中观系统层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容易导致以下问题：第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一系列心理问题。例如，哀伤、非病理性痛苦、抑郁和焦虑障碍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等。第二，援助引起的相关问题。例如，由于缺乏食物分配信息而产生的焦虑情绪等。在宏观系统层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具有社会性质的重大问题主要有：第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如贫困人口或者是被歧视或边缘化的群体；第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社会问题，如家庭分离、社会网络中断、社区的结构与信任遭到破坏等；第三，人道主义援助引起的社会问题，如社区结构或传统支持机制遭到破坏(Carll, 2008)。因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生态系统各个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以COVID19为例，本次疫情暴发在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青春期是生理和心理发生重大快速变化的时期(Dahl et al, 2018)，也是心理健康问题第一次发作和恶化的高风险时期(Hamilton et al, 2020)。在微观系统层面，尽管青少年似乎不太容易受到COVID19的感染，但这种流行病的副作用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儿童和青少年可能高度暴露于大流行产生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压力源中。一项研究评估了意大利148名17~19岁的青少年(84名女性和64名男性)在封锁期间的焦虑等情绪意识状况，其中被试出现较明显的焦虑症状，且女性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性(Smirni et al, 2020)。另一项研究表明，由于COVID19在澳大利亚的流行，被隔离的青少年(13~19岁)身体活动显著减少，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使用增加，幸福感显著下降(Munasinghe et al, 2020)。一方面，旨在减少病毒传播的社会隔离政策使得青少年可能会受到日常生活中断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在心理层面，青少年往往尚未具备理解本次疫情暴发的短期和长期后果的能力(Spinelli et al, 2020)。在中观系统层面，COVID19暴发后，学校实行关闭措施，学生被要求滞留在家中。青少年面临减少社会交往、限制运动、学业困难、日常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担心被感染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Zhang, Li, et al, 2020)。宏观系统主要指疫情下青少年所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和政策。例如，在社区层面，在疫情暴发前期，存在社区工作人员疫情知识缺乏、社区缺乏系统的救助体系、社区居民社区归属感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徐艳乐, 2020)，不利于维护疫情期间青少年心理健康。因此，由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COVID19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个体或群体所处的社会生态系统各不相同，不同群体现有和可获得的支持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福利的资源可能因社会、心理、生物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即同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不同个体或群体所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第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不同人群(一般人群、COVID19患者、青少年、老年人、医护人员、边缘化群体等)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不同。一些人在逆境中有相对较强的应对能力，然而，另一些特定人群产生社会或心理问题的风险则更大(Kar & Singh, 2020)。研究指出，老年人(Yang et al, 2020)、无家可归者(Tsai & Wilson, 2020)、外来务工人员(Liem et al, 2020)、精神病患者(Zhu et al, 2020)、孕妇(Rashidi Fakari & Simbar, 2020)和中国留学生(Zhai & Du, 2020a)的心理健康可能更容易受到COVID19大流行影响。除此之外，另一项研究表明，不良心理健康后果风险较高的人群包括COVID19患者及其家属、现有身体或精神疾病患者及卫生保健工作者(Rajkumar, 2020)。例如，在COVID19暴发期间，医护人员由于长时间工作、面临感染风险、防护设备短缺、孤独、身体疲劳和与家人分离，存在严重的不良心理健康后果风险(Kang et al, 2020)。第二，同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不同群体所表现出的症状或程度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说，在疫情期间，女性、学生、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状人群、健康状况较差人群与较高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相关(Wang et al, 2020)；老年人难以获得精神卫生服务，先前存在的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高(Yang et al, 2020)；孕妇由于产生与新冠病毒感染有关的应激和焦虑而可能导致新生儿的不良结局(Liem et al, 2020)；中国留学生可能面临歧视和污名，导致焦虑和压力相关的障碍(Zhai & Du, 2020a)；无家可归者可能会因为恐惧非自愿入院或隔离，从而妨碍精神保健(Tsai & Wilson, 2020)；外来务工人员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以降低患常见精神疾病的风险(Liem et al, 2020)。第三，根据社会分层理论(李路路, 1999)，处于不同阶层位置的社会成员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和心理需求不同，因而需要采取不同的干预策略。在上述情况下，精神病学家、心理健康工作者与其他医生、当地政府和社区卫生工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各类群体进行心理援助时，应考虑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不同层面来提供较为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
综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由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过程以及政治经济所形成和塑造，是人类和非人类实体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建构的权力关系网中相互作用的结果(Kotsila & Kallis, 2019)。一方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会在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微观、中观、宏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个体或群体所处的社会生态系统各不相同，同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不同个体或群体所带来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产生的各类问题，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全方面、多角度分析研究特定心理问题及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助于寻求较为完善的干预与重建方案，从而解决不同群体的问题，实现整个社会层面的心理重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第三节 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框架构建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保护和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福利，进行及时有效的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成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亟待解决的事项之一。然而，以往的具体实践往往只注重个人层面的心理干预，忽略了家庭、社区等系统的心理社会能力建设，缺乏一个多层次的、较为完善的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框架。构建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模型，澄清不同的心理干预和重建方法如何相互补充，对于促进个体健康和增进社会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模型之前，我们将首先对现有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研究与实践进展进行论述，厘清灾难心理健康(Disaster Mental Health)与心理社会能力建设(Psychosocial Capacity Building)两大领域的发展过程、含义及核心概念，梳理现有方法的不足，进而为模型的提出奠定基础。之后，我们将对社会理干预与重建的核心原则与注意事项进行梳理，凝练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领域的研究进展。最后，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我们将社会心理干预与社会心理重建放在一个层级系统中，提出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总体框架。
一、灾难心理健康与心理社会能力建设
在Miller(2012)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对灾难心理健康与心理社会能力建设两个领域的研究主题进行了整合，并对两大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补充。具体来说，灾难心理健康主要关注以下主题：个体的普遍反应、个体恢复、专业人士援助、病理学；心理社会能力建设则重点关注以下主题：复原力、赋权、优势视角、集体能力、使用团体和活动、文化反应能力、公平、医源性影响。
（一）灾难心理健康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为缓解人们的心理痛苦，精神卫生专业人员采取了广泛的心理干预措施(Kang et al, 2020)。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心理专业实践工作者将工作中心转向灾难心理健康领域(Halpern & Vermeulen, 2017)。
1. 灾难心理健康的发展概述
灾难心理健康起源于危机干预。危机干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而来，是一种用以应对飞机失事、自然灾害等灾难的干预(Halpern & Vermeulen, 2017)。近年来，灾难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1951年，Tyhurst(1951)提出“灾难综合征”的概念，指在灾难发生后，当暴露的人“头昏眼花、目瞪口呆、意识不清、冻僵或漫无目的地游荡”时，症状会影响20%~25%的暴露者，并且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重点研究了灾害如何影响社区并产生大规模影响、不同类型灾害导致的身心健康后果、环境对心理健康风险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灾害受害者的不同需求等内容。在研究方法上，研究开始纳入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学方法(Raphael & Maguire, 2009)。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主要采用临床访谈进行数据收集，部分采用症状问卷或心理测试(North, 2016)。
1980年，PTSD被添加到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中。将PTSD纳入DSM以及基于DSM标准的结构化诊断工具的开发促进了创伤事件(包括灾难)后果相关研究的发展(Juul & Nemeroff, 2012)，是灾难心理健康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在方法层面，研究者发展了结构化诊断访谈，并将其引入包括灾害研究在内的流行病学研究中(North, 2016)。此外，为召集研究人员制定灾难规划和应对策略，成立了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随后，研究者开始对用以预防或减少灾后精神病的干预措施展开研究，这进一步促进了诸如心理简报和心理急救等技术的出现(Raphael & Maguire, 2009)。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灾害规划和应对指南，研究人员出版了专门研究创伤应激的出版物，该领域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恐怖主义、流行病、艾滋病和疟疾等，以及持续的压力源在灾后易受精神病理学影响事件中的作用。同时，研究开始采用严格的流行病学方法，并制定了早期干预和应对大规模暴力的循证指南(Raphael & Maguire, 2009)。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灾难心理健康研究的轨迹。这场灾难的影响范围巨大，对广大区域的大量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机会来探索灾难对心理健康的影响(North, 2016)。具体而言，在此之前，灾难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直接暴露于灾难的受影响群体。“9·11”恐怖袭击事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促使人们开始研究灾难对于非直接暴露人群的心理健康影响(Breslau et al, 2010)，这一转变促使灾难心理健康的研究对象涉及更广泛的人群。随着与“9·11”恐怖袭击事件有关的灾难心理健康研究的激增，灾难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方法也进一步发展，即寻求更快地获得研究样本，并用简单的自我报告症状筛查量表代替费力的诊断评估(North, 2016)。
2. 灾难心理健康的重点主题
灾难心理健康领域存在一些重点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个体的普遍反应、个体恢复、专业人士援助、病理学。
(1)个体的普遍反应。
灾难心理健康干预的方法假定人们对灾难有类似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人类对灾难的普遍反应。在灾难背景下，人们产生类似的生理、认知、思维、情感、社会等层面的普遍反应；灾难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这种普遍反应。同时，研究者发现，社区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灾难带来的后果(Halpern & Vermeulen, 2017)。灾难心理健康干预的方法更关注灾难背景下个体所产生的心理、情绪和生理反应。尽管灾难也会对家庭、团体和社区产生影响，但在灾难心理健康干预方法中，灾难对于家庭、团体和社区的影响通常是次要的(Miller, 2012)。
(2)个体恢复。
在灾难心理健康领域，恢复的目标是个体的心理健康，而改善社会功能和人际关系通常是个体恢复的次要因素，这与大多数西方心理健康干预的观念一致。许多早期灾难心理健康干预措施侧重于借助小组的力量，如任务报告。后来，任务报告不再被强调，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加注重心理急救和认知行为治疗等侧重于个体恢复的方法(Halpern & Vermeulen, 2017)。
(3)专业人士援助。
灾难心理健康的方法强调通过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心理学家、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来帮助个体从灾难中恢复。例如，认知行为疗法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帮助人们恢复心理平衡的方法(Rodriguez et al, 2013)。同时，由于灾难往往会压倒当地专业人员的应对能力，所以一般都会请外来专业人士来进行心理援助。
(4)病理学。
在病理学方面，灾难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侧重将个人、家庭和社区在灾难后的痛苦“医学化”(Miller & Pescaroli, 2018)，即使用精神疾病概念将个体的痛苦“医学化”。创伤反应尤其是PTSD已成为组织专业人员努力帮助人们从灾难中恢复的主要范例。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致力于研究灾难的不利后果以及早期心理急救和危机干预的必要性(Halpern & Vermeulen, 2017)。
（二）心理社会能力建设
多年来，灾难心理健康领域的假设被广泛应用于灾难心理健康干预的实践过程。然而，灾难心理健康干预由于过于侧重将个人、家庭和社区在灾难后的痛苦“医学化”以及轻视个体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而饱受批评(Reyes, 2004)。近年来，学者、实践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开始关注社会心理支持领域，特别是心理社会能力建设。
心理社会能力建设是由当地和外部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共同作用的干预措施，它是一种多系统、以文化为基础、赋权和复原力导向的方法，旨在帮助个人、家庭、社会团体和社区从灾难中恢复(Miller, 2012)。心理社会能力建设领域通常关注以下重点主题：复原力、赋权、优势视角、集体能力、使用团体和活动、文化反应能力、公平、医源性影响。
1. 复原力
心理社会能力建设强调复原力。研究发现，尽管所有人都在灾难中产生很大的心理负担，但许多人并未或仅暂时产生心理困扰，这种现象缘于复原力(Bonanno et al, 2011)。换言之，复原力指在逆境中的积极适应能力，即使用自身或当地的资源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Kalisch et al, 2017)。研究表明，灾后复原力可能普遍存在。Bonanno等人(2006)研究了“9·11”恐怖袭击后6个月内纽约市居民样本中恢复的普遍程度，发现651%(n=2 752)的样本表现出复原力。由于世界范围内灾难的日益普遍，这种适应和应对创伤事件的能力对于个人和社会恢复到创伤前的状态或在危机后及时有效地积极适新形势十分重要(Kalisch et al, 2017)。
2. 赋权
赋权是指增加个人、人际等权力的过程，以便个人能够采取行动改善其生活状况。促进赋权意味着相信人们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Gutierrez, 1990)。它不但意味着人类拥有解决自身生活困境的力量和潜力，而且意味着人类通过这样做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为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当地人在评估、规划和实施灾害应对服务方面具有中心地位(Miller, 2012)。当地人除了了解自己社区的社会文化背景外，还了解社区需要什么以及如何提供帮助。除此之外，当地人还可以对外来专业人员带来的概念和技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动，使之适用于当地人群(Corbin & Miller, 2009)。因此，在社会心理重建的过程中应更加强调鼓励、协助、支持、刺激和释放当地人的力量，阐明人们在自身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利用的力量，进而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公平和正义。
3. 优势视角
优势视角关注个体的资源、知识、动机、经验、智力和其他可以用来解决问题和追求积极改变的积极品质。注重优势可以为赋权提供良好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创伤事件背景下，虽然一部分人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但许多人的心理功能仍然完好，甚至可能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Bonanno, 2004)，社会心理能力建设更加注重对此类积极现象的挖掘与研究。具体而言，Saleebey(2013)提出四个优势视角的原则：第一，每个个体、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自己的长处。第二，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斗争可能是有害的，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的来源。第三，重点在于重视个人、群体和社区的优势。第四，每个环境都充满了资源,资源可以提供巨大的优势。社会心理建设强调将个体与他们所需的资源联系起来，使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
4. 集体能力
任何灾难，尤其是重大灾难，都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心理后果。以往灾难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通常关注个体承受的心理和情感压力，但灾难也会对家庭和社区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灾难常常会造成停电、通信或交通中断等事件，这些事件会在短期和长期内严重影响家庭与社区(Pescaroli & Alexander, 2016)。不同于灾难心理健康，心理社会能力建设的基础是重建和恢复集体生活。集体生活是连接人们并赋予他们生命意义的社会线索。重建集体能力有赖于增强了解其文化、社区和彼此的当地人的能力(Carll, 2008)。个人复苏与集体复苏密不可分(Walsh, 2007)。社会心理能力建设并不假定个人是干预的基本重点，家庭(包括大家庭和氏族)、社会团体、社区等通常被视为灾难发生后社会心理重建的基本单位，即这种方法更加强调灾难后如何加强和重建集体能力。
5. 使用团体和活动
在自助与互助团体中，人们广泛地参与到娱乐、社交或心理教育等活动中，以实现重建社会关系和网络或哀悼、纪念等目的(Miller, 2012)。团体将人们与其他人联合起来，培养协作的社会关系。当面对灾难带来的连锁反应的心理社会影响时，团体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不同的行动者和组织参与进来，他们能够适应，全面地做出反应，实现社区的集体团结。无论是分享故事和经验，还是策划活动，团体都能帮助人们减少孤独感，体现集体赋权。与他人分享有助于减少那些会破坏个体希望感和效能感的消极情绪，如羞耻感、内疚感和绝望感(Miller & Pescaroli, 2018)。
6. 文化反应能力
文化是定义人格的核心。文化反应代表人们如何经历灾难，以及他们需要什么和期望什么才能从逆境中复原。文化塑造的人格决定了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如何向他人展示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在需要时向谁求助(Cannon, 2008)。此外，Alexander(2000)指出，文化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换句话说，当地文化并不总是“好的”或“更好的”，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反应可以在一系列的文化环境中使用。关键的一点是，文化不应被忽视，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社区工作，有着不同的文化，身处不同的社会生态，而采取普世主义的方法来帮助人们从灾难中恢复是有风险的。因此，文化反应能力建设是心理社会能力建设的关键。
7. 公平
尊重所有人的公平对于心理社会能力建设至关重要(Carll, 2008)。公平的前提是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基本权利和待遇。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等基本的公民权利，人们有获得有偿就业、足够的食物、教育、住房、医疗保健，以及免于暴力和自由追求梦想的权利(Wheeler & McClain, 2015)。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受到同样的打击。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个人资源的缺乏，都会影响到弱势群体及其恢复的能力。例如，一项研究表明，COVID19对于不同人群(一般人群、COVID19患者、青少年、老年人、医护人员、边缘化群体等)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不同(Kar & Singh, 2020)。鉴于任何灾难都会加剧不公平现象，心理社会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所有受影响的人都有权获得公平待遇(Carll, 2008)。
8. 医源性影响
心理社会能力建设强调应特别注意在干预与重建过程中有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即警惕医源性影响。人道主义援助是帮助受紧急情况影响的人的重要手段，但援助也可能造成无意伤害。因此，在应对灾难时，考虑有益的干预措施可能带来哪些意外伤害是非常重要的(Wessells, 2009)。具体而言，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方面的工作有可能造成伤害，因为它涉及高度敏感的问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也是如此。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许多国家的政府发布了留在家里的命令，因为社会隔离是控制疫情发展的必要措施，然而，这使得人们与工作、社会网络和地理社区隔离开来(Shah et al, 2020)。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援助和帮助能够直接满足被隔离者的情感和心理需求，但同样可能造成被隔离者对最终必须离开的外部专业人员的依赖。因此，对于外部专业人员来说，明确的退出策略应该是任何干预措施的一部分(Wessells, 1999)。
二、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框架
基于以往灾难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能力建设这两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我们试图澄清不同的心理干预和重建方法如何相互补充以实现有效的协调，并提出一个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框架。
（一）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基本要素
在进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时，了解现实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等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找到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中的基本要素，并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要素进行干预与重建。Hobfoll等人(2007)在回顾即时和中期大规模创伤干预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社会心理干预与重建的基本要素：提升安全感、促进平静、提高自我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促进社会联系和给予希望。这些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