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学术自传（精）/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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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获得经济学硕士的第二年，即1983年 ，我国开设了博士学位教育制度，我有了攻读博 士学位的想法。当时我国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授 予权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等几所名校，我最后决定报考当时作为中国经济 学界最高学府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系，导师是 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在做出考博决定之后 ，我全身心地投入极为艰辛的准备考试的复习工 作之中。因为报考的是名校与名导师，而我又出 身于中国西部的高校，在学术地位及信息和思维 方式的转递上，似乎无任何优势可言，所以倍感 压力，几乎是玩命地复习各类要考的科目，没有 了节假日，除了工作时间之外，所有能利用的休 息时间都用于复习，晚上几乎没有在12点之前休 息过，有时晚上就住在办公室，几张办公桌拼起 来就是床。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有一种 “拼命三郎”的精神，似乎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劲 。虽然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认真准备，但我去人 大参加博士生考试时，仍然感到很紧张。1984年 人大刚刚开始招收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考试制度 极其严格。专业课不仅有笔试，还有面试。外语 考试也极其严格，不仅有笔试，还有听力考试。 经过考试与人大的反复审核之后，我终于考到了 人大经济系。与我同时考取卫兴华教授博士生的 ，还有曾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洪银兴教授、曾 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的李连仲研究 员，我们三人成了卫兴华教授博士生的开门弟子 。 回顾求学经历，我感到对自己来说，似乎考 试是上升的唯一通道，只要是用考试来选人的竞 争，我基本都能如愿以偿，因而感到考试能较为 充分地反映机会的公平。我认为现在国家改革高 考制度及研究生考试制度是对的，但任何时候 都不能取消考试制度，若取消了考试制度， 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机会公平。考试制度虽然需要 改革，但它现在仍然是众多选人方式中最能充分 反映机会公平的有效方式。 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之后， 入学报到时，有两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一个是人大真是名师汇集的地方，这些著名学者 的专著及论文早就影响过我，有的书在20世纪70 年代初就读过，像由徐禾教授主编、人大许多教 授参加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我1973年就 看过；另一个是同时入学的各学科的博士研究生 都很优秀，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入学前就已在学界 崭露头角，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论文，真是精英 齐聚。后来我才发现，在1983—1987年这五年 入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是我国60 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中期这20余年在社会上积累 起来的一批精英。这与“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