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创新驱动的核心)

作者简介

李春蕾，法学硕士，旅英管理学硕士，深交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并购交易师，13年创业及公司管理经验，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吉林省立德联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立德讯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为多家企业担任管理顾问。

内容简介

Chapter1 理性精神 ——“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地球是球体这一事实，几乎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然而，在公元前四世纪，那样一个信息闭塞、没有任何科技可言的时代，有一个希腊人站在地球上，也看到了地球的全貌。他是通过对月食的观察，看到了地球在月亮上的投影是圆形的，继而了解到自己脚下的这片大地是一个圆球。 这个聪明的希腊人，就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相对于雅典，这里只能被称为乡下。不过，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御医，他从小就生长在宫廷里，并自幼随父学医，受到严格训练，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作风。 亚里士多德还未成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被姐姐送到雅典，进入著名的柏拉图学院学习哲学。从17岁到37岁，亚里士多德一直跟随柏拉图学习。他是柏拉图的众多弟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位，柏拉图称他为“学园之灵”。不过，亚里士多德并非是唯唯诺诺崇拜个人权威的人，他尊重自己的老师，但他保持独立的思想。他曾隐喻地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 柏拉图曾邀请不少知名学者到学院讲学，他们发表学术演讲，各抒己见，激烈辩论。这让对知识如饥似渴的亚里士多德受益匪浅。他认真聆听每位学者的演讲，虚心请教，但他也善于独立思考，不会盲从。在这些学者面前，他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出不同的看法。时间久了，他受到了师长们的重视，也赢得了同学的尊敬。 有一天，天气晴朗，微风拂面。柏拉图带着学生们在学院里散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讲学。柏拉图走到一棵树前，摘下一朵小花，问学生：“你们头上的青天，眼前的大树，我手中的小花，是真实的吗？”柏拉图的外甥斯培西波说：“不是真实的，物质的世界只是幻影。”另一个学生也说：“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 “对，物质世界背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这个理念是柏拉图哲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有不少哲学家都曾经多次阐述过。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也跟多位学者探讨过，但他得出的结论和老师的看法不同。他一直想跟老师探讨，却无奈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老师提出了这个问题，刚好是个不错的机会。 于是，亚里士多德走到柏拉图面前，接过老师手中的小花，问道：“老师，您说这朵小花是不真实的？”柏拉图反问：“你怎么认为呢？”亚里士多德直率地说：“这朵小花就在我的手里，我看到了它鲜亮的颜色，闻到了它浓郁的芳香，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说它不是真实的呢？我认为理念世界才是幻影，它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柏拉图鼓励学生们畅所欲言，但作为知名的大学者，他很少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一次，他只是勉强地笑了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们再认真讨论一下吧！”说完，就离开了。 斯培西波批评亚里士多德：“你怎么能当着老师的面这样说呢？” 亚里士多德回答：“我只是想跟老师讨论问题。你注意到了吗？在最近的讲课中，老师不是已经坦率地承认了他过去在理论研究上的失误了吗？我认为我是对的。” 刚刚回答问题的另一个学生补充说：“老师是我们追求真理、勇于自我批评的典范。” 亚里士多德回应道：“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 在柏拉图去世两年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开始游历。大约是在公元前343年，他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召回故乡，给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做老师。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进行了政治、道德及哲学的教育，他本人也直接影响了亚历山大的思想。正因如此，亚历山大大帝一直关心科学事业，尊重知识。他曾经说过：“生我的是我的父母，而使我明白如何生活才有价值的，则是我的老师。” 然而，亚历山大大帝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点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便重新回到雅典，走上了与他老师柏拉图一样的教育之路，在雅典的东郊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在执教期间，亚里士多德写了很多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雅典人开始反对马其顿的统治。亚里士多德曾是亚历山大的老师，雅典人指控他不敬神，就像当年苏格拉底的遭遇一样。为了避难，他逃到了欧比亚岛，把学园交给了弟子德奥弗拉斯特。第二年，亚里士多德染病去世，走完了他不懈追求真理的人生之路。 不盲信盲从，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启蒙主义者对“理性精神”有一个解释：一切所谓的真理、教义、常识，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并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简单来说，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人云亦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是，追求真理和真相。 从这一点上来讲，亚里士多德做到了。他所说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就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爱吾师”，意味着对老师充满了尊敬和爱戴，这是道德、伦理、感性方面的；“爱真理”，是要把追求客观规律和真理当成学习的终极目标，不会因为对老师的尊敬和爱戴而不敢去质疑老师的观点，而是秉承客观、理性、严谨的态度去追求真理。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踏上一条未知道路的时候，总有人会告诉我们：这条路你跟着大多数人的脚步走就行了，因为这是一群人达成的共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冷静地思考：多数人的观点就一定代表真理吗？ 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他的这一学说受到了科学界广泛质疑。有人告诉他：“有一百位科学家联名上书，说你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说：“如果确实能够证明我是错的，只要有一位科学家拿出足够的证据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一百个人呢？” 爱因斯坦道出了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真理的判定标准，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就代表真理，而是谁的证据更充分，谁才更有说服力。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实事求是。爱因斯坦后来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声音大真的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达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目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透过一处情节，讲述了这一事实。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稀里糊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和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 袁崇焕在前线舍生忘死地抗击敌人，最后就因为有些人认为他有通敌的嫌疑，将其杀死。那些不明真相的百姓，也轻信了这个说法，对袁崇焕恨之入骨。我们无法想象，袁崇焕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有多少悲愤，有多少无奈，有多少叹息？虽然历史最终还了袁崇焕的清白，可那又怎样呢？在最需要澄清真相、最需要被信任的时候，袁崇焕还是遭受了不白之冤，谁也无法让时光倒回，改变这一事实。 从这件事情我们不难看出：用发展的目光来看，大众的认知总会回归理性，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人多声音大，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性和判断力，盲目地随从。所以，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当下的后果，必须要掌握独立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的是非观。只有这样，才不会轻易被舆论所裹挟，作出错误的决策。 扬从众的积极面，避从众的消极面 曾经有人设计过这样一个实验： 某高校举办一次特殊的活动，邀请德国化学家展示他发明不久的某种挥发性液体。活动当天，主持人在阶梯教室把满脸大胡子的“德国化学家”介绍给所有学生，而后化学家用沙哑的嗓音对学生们说：“最近，我研究出了一种强烈挥发性液体，现在我要开始做实验，并会记录下它从讲台挥发到全教室所用的时间。在这期间，如果你闻到一点味道，请马上举手，我要做下记录。”说完之后，他打开了密封的瓶塞，让透明的液体挥发。很快，前排的同学，中间的同学，后排的同学都先后举起了手。不到2分钟，所有学生都举手了。 见此情形，“化学家”没有说话，而是扯下了脸上的大胡子，拿掉了墨镜。所有的学生都惊呆了，原来他不是德国人，而是本校的一位德语老师。他笑着说：“瓶子里装的不是什么特殊液体，它就是蒸馏水。” 看过之后，你一定也知道，这个实验说的是“从众心理”，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公共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人云亦云”和“随大流”。 有研究表明，人群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能够做到不从众、保持独立。大部分人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习惯跟着主流走。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从众心理呢？ 第一，群体的规模。 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只有两个人反对你的意见，你很可能会坚持己见；如果有100人反对你，你多半会惊慌失措，内心不安，最终从众了事。通常来说，群体规模越大，持有一致意见或采取一致行为的人数越多，则个体所感到的心理压力就越大，也就越容易从众。 第二，群体的一致性。 当个体的想法与群体的想法有很大不同的时候，个体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 假如，明天你第一天到新单位上班，发现单位里所有女同事都穿着干练的裤装，唯独你穿着连衣裙，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第一天你可能无动于衷，第二天、第三天……用不了多久，你可能就会不自觉地也穿上精干的裤装，这就是群体一致性带来的压力。 第三，群体的凝聚力。 群体的凝聚力越强，群体成员之间的依赖性及对群体规范和标准的从众倾向也越强，个体会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与群体意见保持一致。著名的阿希从众实验表明，个体在有共同目标的群体中更容易从众，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可能无法达到目标。 第四，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 个体在群体中地位越高，越有权威性，就越不容易屈服于群体的压力。通常来说，地位高的成员经验丰富、资历较深、能力较强、信息较多，能够赢得低地位者的信赖，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能对群体产生较大影响，并使低地位者屈从，而地位低的成员则难以影响他们。 从众有消极的一面，它会抑制个性发展，束缚思维，扼杀创造力，让人变得没有主见和墨守成规。很有可能，在选择从众的那一刻，他就选择了远离真理。 有一位名叫福尔顿的物理学家，在一项研究工作时，需要测量固体氦气热传导度。不过，他用的测量方法是全新的，因而得出的结果比按照传统理论计算的数字高出500倍。福尔顿觉得，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如果公布于众的话，怕是会被人视为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因此他就没有声张。 没过多久，美国的一位年轻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也测出了固体氦的热传导度，测量出的结果跟福尔顿测出的完全一样。这位年轻的科学家马上就公布了自己的测量结果，很快在科技界引起广泛的关注。福尔顿听说后，内心懊悔莫及，他写道：“如果当时我摘掉名为‘习惯’的帽子，而戴上‘创新’的帽子，那个年轻人就绝不可能抢走我的荣誉。” 福尔顿说的那顶“习惯的帽子”，就是“从众心理”。他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了，不敢坚持真理，在“多数人”“多数声音”面前妥协，一味地怀疑自己，是多么不可取。 那么，对于“从众”，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杜绝呢？不尽然。 哲学里讲过“辩证思维”，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一项事物，“从众”也如是。从众的积极面在于，我们可以去学习他人的智慧经验，扩大自己的视野，克服固执己见、盲目自信，修正自己的思维方式，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和误会。而且，在一些客观存在的公理和事实面前，我们也不得不“从众”。 在人际交往中，点头通常意味着肯定，摇头意味着否定，可这种肯定和否定的表示法，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却是恰恰相反的。当我们到了该地区，如果不“入乡随俗”，就无法顺利与人沟通交流，甚至无法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又能不从？ 对于“从众”这一社会心理和行为，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认为“从众”就是没有主见，“不从众”就一定是有独立思想。要尽量去发扬从众的积极面，避免从众的消极面，努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在遇到问题时，既要慎重地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看法，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从而增加判断的正确性，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总而言之，凡事都“从众”或都“反从众”，属于走极端的行为，也违背了理性精神。 时刻保持警戒，认清易从众的情形 我们怎样才能在“众口铄金”的大环境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培养理性分析的科学精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明白一个事实：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从众？ 第一种情况：人在焦虑的时候，更容易从众。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选择缺乏自信，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随大流。这样的情况不可避免，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会碰到。可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警惕，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总是焦虑，总是不知所措，总是随大流”的情形中，那就意味着，你可能进入到了人生的迷茫状态中。越是在这种时候，你越需要保持理性，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处境和状态，早日从迷茫中走出来。 第二种情况：群体庞大，共识强烈，人更容易从众。 在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你有自己的想法，往往不容易被对方说服，也不容易完全听信对方。如果是三个人在一起，另外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你却有不同的意见，这时候就比较容易动摇了。如果是四个人、五个人，甚至是成百上千的人呢？当他们达成共识，而你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你还敢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吗？恐怕很难。这个时候，不少人可能连说出自己意见的勇气也没有了。 个体在舆论的压力下，特别容易从众，这是正常的现象。可即使如此，我们也该对“群体”保持一定的戒备心理。正如之前所说，群体的意见未必永远都是对的。如果你因为融入了一个群体，而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观，那是十分危险的。 始终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是说要跟大众对着干，而是说在接受一个意见的时候，无论这个意见是谁告诉你的，已经被多少人采纳了，也一定要自己思考一下。如果这个意见是对的，思考的过程能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个意见的价值；如果这个意见是错的，思考的过程能让你避免犯下大多数人都犯下的错误。 第三种情况：情况越复杂，情景越模糊，人越容易从众。 当我们面临复杂情况，自己难以做出决断的时候，往往更容易跟着别人走。因为分析复杂系统，需要消耗极大的资源和大脑能量，选择从众、跟着别人走，却能省时省力。 假设在电影院看电影，黑乎乎地一片，什么也看不清。这时候，突然有人大喊：着火了！大部分人都慌不择路地往外跑，这个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跟着群体跑，而不是冷静下来看看：到底是哪儿着火了？往哪跑才是最安全的？ 这就提醒我们，即使是在复杂和模糊的情况下，在无法独立做出准确判断的时候，也要尽量保持一颗冷静的心，利用有限信息、独立思考，去把握那些自己能把握的细节。 换句话说，我们既要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也要保持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算不得已跟着群体一起跑，也要尽量用自己的判断去规划逃跑的路线。如果一味盲目地从众，很可能被第一个跑的人带进死胡同。 从众不完全是坏事，它能够使群体保持一致性，扩大群体规模，组建一个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的群体，增加凝聚力，在团队协作中起到重大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体情况的差异，选择一味地盲从。我们要尽量扩大自己的信息源，做出客观判断，理清新闻、谣言、娱乐、恶俗、知识、经验，学会独立思考，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 正确的孤独，胜于错误的喧嚣 从众心理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东西。 这种警惕，不是说要警惕自己和别人一样，如果你认为大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合理的，那你和别人一样也没有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明明你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却害怕与众不同，违心地选择“随大流”。当我们在从众心理的怂恿下，放弃了独立的意志和清醒的思考，就很容易丧失理性，做出错误的决断。 多数人都渴望有不凡的人生，但多数人最终都过着平凡的日子。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缺少机会，而是从一开始在内心给自己设置了太多的约束，不敢打破潜在的世俗规则，不敢遵循内心真正的声音去选择，不敢迈出“非常规”的第一步。 因为，当你和别人不一样时，就意味着你是“另类”，你的言行举止都很“惹眼”。游离在大多数人之外，注定要承受外界的舆论非议和异样的目光，你所有的一切都可能被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因不愿背负额外的压力，多数人都情愿或被迫地选择了“和别人一样”。 金正勋在《不谄媚的人生里》说过：“生活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最可怕的是不知不觉中已然放弃了对自己、对生活的警醒和觉察，任由别人灌输的信念和过去的惯性来支配自己的生活。人生最悲凉的笑话，莫过于用尽毕生努力成功地成为别人。人只有一辈子，为自己而活才是最大的奢侈。” 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呢？爱因斯坦说“反对者一个就够了”，如果你认为自己正确，你也可以成为那个“反对者”，不必事事都跟在他人身后亦步亦趋。通过观察，我们也会发现，那些真正有所成就的人，往往都是克服了从众心理的人。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因此而孤独。但是，正确的孤独，好于错误的喧嚣。 马云曾说：“CEO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岗位的一举一动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他不能跟在别人身后走，因此才显得孤独。 雷军也说：“孤独是一个创业者与生俱来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我把小米产品卖贵的时候，我感到孤独，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的梦想和追求。” 柳传志说：“创业者要有孤胆”；任正非说：“我得忍受这种寂寞”；郭广昌说：“在追求商业真理的过程中，你永远是孤独的”……这都是拒绝从众的理性考量。 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成功企业家都在强调孤独二字？就是因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离不开独立的思考，不能被所谓的多数派牵着鼻子走，哪怕是那些已经成为定论的事情，只要你有足够的认识，有可以追溯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去质疑的。 即使是科学，也是容许怀疑、容许反对的，何况是世俗与活法呢？很多时候，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不随波逐流，活出真实与坦然，这既是理性的精神，也是幸福的选择。 偏见源自无知，却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盲目从众，是缺乏理性思维，偏离科学精神的，它可能会让真相悄无声息地被埋没，但还有一种情况，比从众更加可怕，它不仅会埋没真相，还可能让人彻底丧失理性，变得疯狂和不可理喻，那就是偏见。 培根曾说：“偏见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障碍。” 人的偏见源自无知，但比无知要可怕得多。无知是没有真正认识一件事物，但不表示无知者拒绝接受不懂的事物，这属于知识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偏见不只是不懂那么简单，偏见者固执地认为自己对事物的错误认知是对的，且排斥和抗拒去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不只是知识层面的问题，还有认识态度的问题。 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如果一个人对某个人、某个事物产生了偏见，他就会时刻带着这种偏见去观察此人和此事，去分析遇到的所有问题，那他得出的结论肯定是有偏差的。 一位正在服刑的人员，在劳动改造时，捡到了1000元钱。他心想，丢了钱的人肯定很着急，就把钱交给了管教。管教接过钱后，不但没有表扬他，反而大声地斥责：“你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了，为了减刑竟然拿出自己的钱说是捡来的，告诉你，减刑没门！”很显然，这位管教对这位服刑人员就是有偏见的，认为他曾经犯过错误，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不可能做好事，改过自新。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偏见比真理的危害性更大。 当一个人不知道事情的本质和规律时，他可以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去发现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及时纠正一些有偏差的行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至于酿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可如果一个人在做事时总是带着偏见，他往往就会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倒行逆施，事倍功半。 2019年1月11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篇新闻消息：“世界著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冷泉港实验室在其官网宣布，因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沃森关于种族与智力关系的不当言论，切断与其之间的任何联系，并撤销包括名誉主席、Oliver R Grace名誉教授和名誉受托人等在内的所有头衔和荣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沃森在纪录片《美国大师：解密沃森》中提到，“在智力水平上，黑人和白人的平均值的确有所不同，而我认为这个不同正是基因导致的”。事实上，这位科学家在12年前就因为种族歧视的言论，失去了在冷泉港实验室的行政职务。很多同行和外行都不理解：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沃森为什么要坚持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观点？ 从科学上来讲，目前有关智力的决定和影响因素，已经不存在太多的核心分歧，它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新的研究发现，儿童时期的环境压力也会改变大脑中关键基因的表达，甚至影响智力的遗传。很遗憾，沃森完全无视这些研究结论，他的认知已被种族偏见“圈”起来了，形成了一道屏障，让他对事实视而不见，彻底丧失了理性精神。 从转化的角度来说，偏见比无知更难让人清醒。 无知者和偏见者都非智者，但无知者可以通过学习、实践和思考，让自己逐步地掌握真理，而偏见者却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不愿意放弃现有的认知，总是极力地维护自己的错误认识，严重排斥和自己不同的东西，非常执拗和排他，完全就是“一条道走到黑”。所以，想让偏见者明白道理，比让无知者明白道理要难得多。 对事物不了解，甚至有错误的认识，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乔治·萨顿说：“即使是掌握最伟大真理的英雄，也不能完全摆脱偏见的束缚。”换言之，只要是人，就可能产生偏见。从认识能力上看，我们不可能知晓所有的东西。科技越发达，我们越会觉得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太有限。我们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无法保证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符合实际。 然而，偏见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的问在于——认识的态度。当有一种不同的观点、不了解的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能否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来面对？是否可以理性地说一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又能否在细致地检验后，发现自己过去的认知有偏差，而坦然地去接纳全新的发现？ 或许，这才是更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践行的。 正确认识科学，摒弃对科学的误读 现如今，科学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渗入在方方面面中，但公众的科学素养却没有与时俱进地跟上来。在提及“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时，就会冒出不少的误解。 误解1：科学是各种专门领域的知识，是科学家要做的事，跟普通人没关系。 这是一种最常见、多数人都存在的错误认知。科学不仅仅是各种知识的综合，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它包括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两方面，而科学精神又包括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怀疑精神等。有了科学知识，不等于有了科学精神。对芸芸大众而言，知识的普及已成为大势，更重要的是培养科学精神。 2018年11月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则消息： 根据法院判决结果，一位叫罗伯特的所谓的医学家，将向一位癌症患者支付1.05亿美元的赔偿金，其中包括9000万美元的痛苦赔偿金和1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原因就是，这位罗伯特医生，曾经出版过一本《酸碱奇迹：平衡饮食，恢复健康》，这本书里大肆宣扬酸性体质是疾病根源，通过改变身体的酸碱性，就可以预防或治疗癌症。 那位癌症患者相信了他的说法，导致错过了治疗疾病的最佳时机，所以，他将罗伯特告上了法庭。面对法庭的质询，罗伯特不得不承认，所谓“酸性体质致癌”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 罗伯特医生自称毕业于克莱顿自然健康学院，获得多个学位。从2002年起，就开始撰写《PH值奇迹》等书籍，提倡碱性饮食疗法，声称可以“减肥”“治糖尿病”，后来又补充了“治疗艾滋病”“治疗癌症”的功效。特别是那本《PH值奇迹：平衡饮食，恢复健康》，在出版之初（2002年），不仅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书籍，还被翻译成18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大卖。嗅觉灵敏的商家，纷纷利用这套理论，广泛地宣传自己生产的食物、饮料属于“碱性食品”，有助于改善酸性体质。 事实上呢？人体在正常代谢过程中，会不断产生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使得正常人血液的PH值在7.35-7.45之间。但是，不同器官的体液具有不同的酸碱性，比如胃、皮肤、阴道是酸性环境，肠道是碱性环境。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单一的酸性或者碱性体质！ 任何一个有生物学基础的人，都应该会懂得这些知识，但为什么关于酸性体质这一套理论，还是欺骗了那么多人，并欺骗了那么久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但却缺乏利用科学知识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科学精神，被所谓的“广泛共识”所裹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误解2：科学是对世界可能的解释之一，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其他理论也能解释世界。 科学从来没有自称是唯一正确的理论，但它是所有试图解释世界的理论中，有最多证据支持的、最经得起检验的，也是最可信的。因为，科学拒绝承认一切缺乏证据支持的断言，而迷信之类的理论却只是提供断言、不提供证据。 科学是开放性的，对那些有更多证据支持的、更经得起检验的理论，秉持开放的姿态，随时准备放弃旧的理论，接纳新的理论。但是，迷信的理论几千年来却是一成不变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有变化。那么，我们有何理由放弃一个有最多证据支持的、最经得起检验的理论，而去相信那些臆造出来的、逻辑不通的理论呢？ 误解3：科学是冰冷的，只研究没有生命的物质世界，科学家是冷漠的、没有情感的。 科学家做研究向来都离不开专注，这也使得他们有了过度沉浸于探索未知世界，而不惯于世俗生活之嫌。然而，科学并不是冰冷的、无情的，有太多科学家都曾强调过：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科学的温情体现在，当它对整个宇宙的命运有所了解后，就会对人类当下和未来的处境充满温情，这与文学对人性的关注是一样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总设计师潘镜芙，把自己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祖国研制军舰的事业。在对待科研的问题上，他一丝不苟、严谨严肃，可走进潘镜芙的家，却不禁让人感慨：研究高科技军事武器这样“冰冷”的工作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科学家。 潘镜芙家的客厅、餐厅和卧室里，分别放着三个书柜，珍藏了中外历史上不少文豪的著作。平日里，潘老就是靠读书、写诗和欣赏音乐来休闲的，每攻克一道技术难题，他就会拿起口琴，轻轻低吹上一曲浪漫而深情的《军港之夜》。 作为总设计师，潘镜芙处处身先士卒。每一次的适航性试验，他都坚持在场，为的就是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回忆起往事，他幽默地说：“记得第一次上船试验，我一躺下就是天旋地转，像醉酒了一样。” 很少有人知道，这番幽默的背后，其实藏着莫大的辛酸。他的女儿偷偷告诉记者，真实的情况是，父亲当时腰椎间盘突出犯了，但不放心海上试验，坚持忍痛上了军舰。在海上潮湿的环境中，腰间的刺痛越来越严重，可即使如此，潘镜芙还是让同事搀扶着，继续指挥舰艇的操作。 几十年的时间，潘镜芙的工作单位从上海搬到南京，从南京搬到武汉，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研究所、造船厂、海上试验场度过的。他的女儿提起：“从1966年到1992年，20多年里，爸爸妈妈一直过着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那就是过年的时候，爸爸才能回到上海的家中。每次爸爸离开家，我都要大哭一次。” 对此，潘镜芙也表示：“我对妻子和孩子真的很愧疚。分隔两地的那些年，我和家人都是通过写信相互支撑的。”直到1992年，潘镜芙的工作移回上海，才与家人真正团聚。 在研制舰艇的几十年里，潘镜芙一直跟战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设计舰艇时，不仅考虑舰艇本身的技术价值，还时刻惦记着以舰船为家的战士们，极力地想要为他们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环境。 过去设计的苏式舰艇，居室拥挤、通道狭窄、夹板层低矮，机器的噪声和高温的环境，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可潘镜芙设计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每个舱室都有真空处理厕所，房间明亮，空调冬暖夏凉，舱室里还有健身房、学习室、电视室，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他说：“搞了一辈子的海军装备，我最牵挂的是海军官兵们。官兵在舰上生活得舒心，才更有精力提高训练质量。” 从“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镜芙院士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心系祖国的伟大科学家，更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的“父亲”。透过他的身影，我们也能够窥探到，科学不是只研究没有生命的物质世界，科学家也不是冷漠无情的。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并肩存在的，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文化是盲目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文化是蹩足和虚浮的。我们不能误读真正的科学，更不能误解那些孜孜不倦为人类社会做出奉献的科学家。 尊重真理，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黑格尔曾提出一个见解：“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真理是一个过程。”在这里，黑格尔只是思辨地把“真理—过程”设定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马克思却将作为过程的真理建立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运动中。这就是说，真理不是凝固的或现成的东西，也不是一经得到就不再改变的东西，真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不断生成和具体化的过程。 对于科学而言，不是谁创造了科学的真理，而是谁发现了真理。因为真理就在那里，无论你最终是否能发现它，它都存在着。很多时候，我们与其花费时间去辩论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不如走上发现之旅，用实际的行动去寻找真相。 两小儿辩日是一则跟孔子有关的故事，流传甚广： 两个小孩儿吵架，找孔子评理。一个小孩说：“早晨的太阳离我们近，因为早晨太阳看起来比中午大，近大远小。”另一个小孩说：“早晨凉中午热，显然离得近更热。” 孔子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两个小孩嘲笑孔子说：“哈哈，原来你并不比我们知道得多。” 这个故事是当时其他学派的人编出来的，用来证明被人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并非是全知。然而，编这个故事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这个用来难为孔子的问题，会在千百年之后得到答案。如果人们都像他们一样，以诡辩代替刨根问底，以赢得辩论代替追求真理，那永远都不可能找到答案。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经常会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相互争辩。哲人曾经说过，真理越辩越明。这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善于辩论，就能站在真理的一方。可实际上，辩论也是一种对思维模式的锻炼，如果仅仅是在辩论中锻炼思维，而不付诸实际行动，就会离真理越来越远。这就如同一个练武术的人，学会了十八般武艺，却永远不敢上战场，那就只是锻炼了体魄，没有任何实际的效用。 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理的必要，不见得一定是科学的真理，生活的真理、人生的真理、工作的真理都需要我们去探索。或许，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会走一些弯路，得到一些不确切的结论，但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不断探求的科学精神，最终总能找到可以指导我们言行的不变真理。况且，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说，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宝贵。 追求真理，也是一个人远离荒谬和虚伪的根本方法。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只是因为它是和谬误以及虚伪对立的。”哪怕如你我这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追求真理也是有意义的。倘若我们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就会变得摇摆不定、迷茫失措；如果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就只能随波逐流，任命运摆布。 伊凡·谢切诺夫是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1862年，他通过多次对青蛙的解剖实验，发现了关于大脑的秘密，并发表了《蛙脑对脊髓神经的抑制》等文章，同时还出版了《脑的反射》一书，奠定了自己在神经生理学领域中大师级的地位。 当时，愚昧的沙俄政府认为谢切诺夫的所作所为打破了政府一贯宣传的“真理”，就把伊凡·谢切诺夫关进了大牢，并对他进行审讯。 在法庭上，法官对谢切诺夫说：“你可以为自己找个辩护证人。” 谢切诺夫平静地回答：“让青蛙做我的证人吧！” 谢切诺夫选择了坚持真理，放弃了辩护。多年以后，当年压迫谢切诺夫的沙俄政府，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谢切诺夫则成为流芳百世的伟大科学家。他的理论，为巴浦洛夫等科学家后来的研究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在一次次提醒我们：人的可贵不在于拥有真理，而在于追求真理。真理，是永远不会过期的。我们今天为了追求真理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得到回馈。秉持这样的态度，也能让我们不被眼前的得失迷惑，始终能比别人看得更远，看得更透。 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兴盛必不可少的精神。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要解决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问题，离不开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而科学精神尤为重要。 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用行动不断丰富科学精神的“中国内涵”，进入新时代，弘扬科学精神理当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