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报告文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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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的领导，中国作协成立了以铁凝主席为主任，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为秘书长的鲁迅文学奖评奖协调委员会，具体指导评奖工作。党组书记处成员李敬泽、吴义勤、陈彦、邱华栋、施战军、邓凯和副主席阎晶明分别担任各评奖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全程参与评奖的组织领导。成立由党组成员胡邦胜担任组长的纪律监察组，全程监督评奖。同时，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的规定，认真遴选确定了76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及文学组织工作者担任评奖委员会委员。

内容简介

红船启航 ★丁晓平 本文节选自《红船启航》第四章《日出东方?嘉兴未央》。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 1921年6月，上海接连来了两位外国人。 这两个人，一个从南方的海上来，一个从北方的陆地来；一个是荷兰人，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叫马林，一个叫尼克尔斯基。他们虽然不是同时出发，却几乎同时到达，而且他们的目的地相同，尽管使命略有不同，但主要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派来到上海，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建立共产党全国组织。 那个时候的上海，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人口达到二百万，其中有十五万是外国人，他们来自五十六个国家，所以来了两个外国人一点儿也不新鲜。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上海是中国新知识、新思想、新学最主要的策源地，也是新闻出版和传媒资讯最为发达开放的城市，好像一个万花筒。随着上海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尤其是从1845年英国人在外滩建立租界开始，到1863年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合并）和法租界的总面积高达四万八千亩。 租界，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名，从民族情感上来说，它好像中国历史上的一块“溃疡”，是落后挨打的印记。但也不可否认，在那个混乱、黑暗、屈辱的年代，租界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一种缝隙，从晚清到民国，各种党派政团竞相以上海为活动中心或重要基地。号称“十里洋场”的租界，为革命家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某种庇护，成为“安全岛”。 1914年，法租界继续扩张，在获得上海县城以西的大片土地以后，启动了大规模的新区筑路计划。从1915年至1920年，法租界东西向的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复兴中路）、望志路（Rue Wantz，今兴业路）、西门路（Route Siemen，今自忠路西段）和天文台路（Ruedela Observatoire，今合肥路），南北向的贝勒路（Rue Amiral Bayle，今黄陂南路）、白莱尼蒙马浪路（Rue Brenier de Montmorand，今马当路）、菜市路（Ruede Marché，今顺昌路）和平济利路（Rue Bluntschli，今济南路），或新筑，或延伸，与之前已经建成的吕班路（Avenue Dubail，今重庆南路）一同构成了一个新街区的框架。这个新街区，当时又称作“西门区”（Quartier de Siemen）。中共建党和共产党员早期的活动也都在这一区域内。 革命者为什么多选择在法租界生活和工作呢？ 一是因为这里地理区位合适，规划有序，道路宽阔，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租低廉；二是因为当时的上海分为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一市三治”却地域相通，租界在政治、法律和新闻出版上不受中国当权者的约束和制裁，进退自如；三是因为这里是穷人、自由职业者、收入低下者聚集地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人口成分复杂，流动量大；四是因为这里相对于公共租界来说，法国巡捕的力量比较弱，尤其是新区；五是因为这里的房屋多为石库门建筑，里弄支弄相互连接，四通八达，利于隐蔽。时任荷属东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于伦贝克说：“上海这座城市是东亚少有的可容政治上不良分子十分顺利地找到栖身之地的几大城市之一。而在邻国，诸如荷属印度、英属殖民地、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地，这一类人则几乎找不到立足之地。”那个时候，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也曾把秘密据点设在法租界西门区的石库门里。陈独秀居住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李汉俊居住的三益里和树德里、李达居住的辅德里，以及俞秀松等人居住的新渔阳里等，都在这个西门区范围内。 现在，马林也走进了法租界，走进了石库门。 马林本名亨德利库斯?约瑟夫弗?朗西斯乌斯?玛利?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20年8月，时任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委员的马林，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并于1921年3月动身来华。出身贫苦工人家庭的马林，年轻时投入了工人运动，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他积极参加了印尼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印尼共产党的创立。192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亲自指派他来中国开展革命活动。 经过三个月的辗转，马林乘坐意大利劳尔?特里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下榻在南京路大东旅社32号房间。6日，他化名安德莱森，到荷兰上海领事馆办理手续，拜会了荷兰驻沪总领事丹尼尔斯，表示自己要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以等待妻子的到来。随后，他便以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记者身份开展活动。6月14日，他从旅馆搬出，到上海麦根路32G号（今淮安路32号）鲁伯尔先生家居住。到9月底，又搬到汇山路6号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里居住。当时，上海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倪公卿”，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叫孙铎。 到上海后，马林第一时间与一个名叫弗兰姆堡的俄国人取得联系。弗兰姆堡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的干部，1921年1月来华工作，由赤色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派遣，主要任务是联络和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经过弗兰姆堡的介绍，马林认识了与他前后脚抵达上海的尼克尔斯基。 尼克尔斯基本名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1889年出生，1919年至1920年在远东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工作，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来到上海，接替维经斯基在中国的工作。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1921年2月底刚刚建立的，它的领导人B.舒米亚茨基本来还是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但途中“遇到了麻烦”（被逮捕），后又改派尼克尔斯基来中国。到上海后，他出席了旅华朝鲜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召开的代表大会。同时，他也受托履行赤色工会国际联合会（赤塔分会）驻中国代表的职责。在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信中，他一般化名“瓦西里”或“瓦利里耶夫”。 马林曾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叙述了他与尼克尔斯基的交往和工作。他说：“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到1921年11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克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初，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实际上，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义上的成员之一，被指派来中国做驻远东的代表，并不是特意来参加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工作，具体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的。为了方便参与对中共一大的指导，当马林到达中国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指定他为远东书记处的成员，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是尼克尔斯基。所以，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我和尼克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做的仅仅是帮助他完成书记处交办的任务，为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我从不独自工作。”关键是，尼克尔斯基不仅是情报工作人员，而且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及当时在华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只是其为人处世比较稳重低调，不像马林那么强势张扬。 因为陈独秀去了广州，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只好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等建立联系。后来，李达回忆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的组织和党员，通知他们每个地区派出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到各地代表到上海路途遥远，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给中共发起组支援了活动经费，寄给每位代表一百元路费。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陈独秀从广州请回来主持会议。为此，马林要李达也给陈独秀所在的广州支部寄去了二百元路费。但陈独秀没有答应，原因是他在广州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项修建校舍，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这笔钱就泡汤了。于是，在谭植棠家开会研究参会代表名单时，陈独秀就提名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 会议。 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本应该是武汉党组织成员的包惠僧，怎么跑到广州去了呢？也正因此，中共党史界多年来存在一个争议——包惠僧到底是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出生于1894年，又名包晦生、包一环、鲍一德。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以新闻记者为职，因陈独秀去武汉讲演时在文华书院接受其采访而结识。1920年9月，包惠僧由刘伯垂介绍入党，随后担任支部书记。1921年1月，包惠僧带领几名青年团员抵达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事不凑巧，因去海参崴的海路中断，加上党的经费短缺，包惠僧一行只好滞留上海，暂时与杨明斋一起负责党中央新成立的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主要负责选派学生赴莫斯科留学、办俄文补习班。 5月1日，新渔阳里6号遭到法国巡捕房搜查，杨明斋等住在那里的学生都不得不搬走了。这李汉俊有些“打饥荒”，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慌张中决定暂时停止机关活动。上海党的工作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李达、李汉俊就决定派包惠僧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党务工作办法。包惠僧回忆说：“李汉俊召开一次党员会议，他说：‘背水阵的仗还可以打一下，空城计的仗是很危险的。目前我们在这里的人很少，又没有一个钱，实在不好办。’他主张把工作部暂时结束一下，把临时中央迁到广州，或是由陈独秀回来重新部署工作。当时，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来，李汉俊就以他自己的意见写了封信给陈独秀。陈独秀复信不同意临时中央迁广州，但是他短时期内也不能回上海。他既不同意停止工作，也没有指示今后的方针。李汉俊发急了，要我到广州去一趟，把上海的情况告诉他，还是要他拿出办法来。我去莫斯科的计划不能实现，留在上海工作又很少，就决定去广州。大约5月中旬我到了广州，住在大新公司旁边的昌兴街《新青年》杂志发行部，同陈独秀会商了几次。他知道了上海方面的情况后，仍拿不出办法来，就留我在广州。上海的工作停顿了一两个月。” 到了广州，包惠僧第二天就在看云楼见到了陈独秀，尽管经常保持通信，但久别重逢，两人非常高兴。 包惠僧告诉陈独秀：“汉 让你回上海，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来。” 陈独秀一听，眉头紧锁，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的党不能搬到广州来。这里的环境很复杂，一般封建学阀和一些自命为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对我们造谣污蔑，怎么能搬到这里来？再说，广州在地理位置上不适中，环境也不好，还是上海居中，四方八面联系方便，将来我总是要回上海的。” 包惠僧说：“他们专门派我来找你，就是想接你回去呢。” “我想争取把广东大学预科办起来，正在筹建校舍和筹措经费，我走了，恐怕就搞不成了，那就等于白在这里待了几个月，所以我不能离开。”陈独秀不紧不慢地说，“你将来还是要回武汉工作，莫斯科迟点去也可以。目前人少工作多，广州现在就人手缺乏，你既然来了，就莫着急，也先别回去，在广州多住些日子，目前可以给《广东群报》写点文章。” 这样，包惠僧就在广州住了下来，由《新青年》杂志社发行人苏新甫介绍到报馆做剪报工作，月薪三十元，还可以给报社写写稿子。没事的时候，包惠僧常常来看云楼与陈独秀谈话谈心。包惠僧回忆说：“我与陈独秀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这两个月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他比我大十五岁，我很尊重他，我们都喜欢彼此的性格。我是读书人，他好比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了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他说他来广州是陈炯明请他来的，他办了许多学校，办了宣传员养成所。” 在包惠僧的记忆中，陈独秀“住在离江边不远的看云楼。他不经常去教育委员会上班，也不常出去，经常在家里接待客人、写东西，有客人时居多”。关于党怎么搞法，陈独秀当时也有自己的考虑。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陈独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陈独秀正在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关于中共发起组的工作，陈独秀说：“国际代表走了，上海难道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李汉俊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也遥远得很。李汉俊可以先在他哥哥家里住，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汉俊待在上海和各方面联系，工作能做的做一点，不能做的等等再说。维经斯基迟早还是会来的。” 陈独秀还告诉包惠僧：“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我们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别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不要紧，且指出不要攻击别人，反对谩骂。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陈独秀派人通知包惠僧去谭植棠家召开支部会议。这时，广州支部的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包惠僧等七人，书记是谭平山，开会的形式也很简单，每周开一次会，一般都由陈独秀主持。这天，陈独秀先是问了问大家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广东群报》的情形。当时，他们正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斗争，打笔墨官司。陈独秀说：“区声白是个小鬼，朱谦之是个疯子，我们让他们去造谣言，我们不理他们了。”大家都点头赞成。 接着，陈独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说：“上海来了一封信，是张国焘和李汉俊联名写的，据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了代表，他们建议我们应该在上海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他们同意这个意见，并请各支部各选出出席代表二人，特别提醒要我回上海去主持这次会议。” 大家都认真倾听着，等待着陈独秀的意见。陈独秀看了看大家，说：“为了筹备大学预科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出席会议代表的事情，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公博是办报的，了解情况比较全面，开完了会快点回来，报纸工作让植棠临时代理一下。惠僧开完了会，就回武汉工作。现在是工作多人少，都很忙，离不开，各方面也都要照顾到。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在座的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听了他的意见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因陈公博要带新婚妻子赴上海旅游，包惠僧就没有与他一起启程，于7月15日动身，乘坐邮轮大约在7月20日抵达上海。 实际上，同为广州党组织（时称支部）代表的陈公博，比包惠僧离开广州的时间还要早一天。陈公博是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乘法国邮轮“包岛斯”号经由香港转赴上海，于7月22日抵达上海。 对于这段历史，陈公博在1944年所著《寒风集》的《我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有过记叙：“上海利用 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实际上他在参加一大回广州之后，在1921年8月就曾写了一篇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暑假期间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这篇文章首先是在他自己主编的《广东群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的，后来《新青年》在第九卷第三号上又全文转载。为安全起见，陈公博使用了隐语，文中的“学社”即指共产党，“未完的手续”就是指参加一大完成共产党全国组织正式成立的议程。陈公博7月22日到上海，也的确只住了十天，7月31日晚偕妻子去了杭州，没有参加后来的嘉兴南湖会议，故文章标题为“十日旅行”。 国家高级别文学大奖选本 中国作家协会独享授权 代表2018-2021年度中国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