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商业/古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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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物价的管理：秦对市场物价的管理较为严格。为了防止不法商人 哄抬物价，官府对重要物价规定了法定价格。市场上的商品实行明码标价， 例如《金布律》规定：“有买及买(卖)殴(也)，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 一钱者，勿婴。”“婴”就是系，也就是悬挂的意思。按这个规定，凡售出 的商品都要系上价格标签，让顾客辨别和选购，小件商品价格不到一钱的可 以不系标签。秦政府还在渭河以北设立“直市”，以平抑物价。这种严密的 控制管理，有利于物价和市场稳定。 对度量衡的管理：秦在商鞅变法时就制定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在国内颁 行。后在吕不韦执政时，秦国为了“易关市，来商旅”，每年二月和八月各 检验度量衡器一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立即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于度量 衡的颁发、校验和监督也非常认真。严格执行度量衡制度，可以防止不法奸 商利用秤杆子欺诈消费者，有利于商品交换的正常发展。 对官府市的现金管理：秦代官营手工业产品大部分供应皇室、官府和军 队，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一部分产品也投入市场，设立“官府市”向 民间出售。秦政府对官府所得的现金收入有严格的监督制度。秦简《关市律 》规定：“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骺中，令市者见其人，不从令 者赀一甲。”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官员把货款装入私囊，规定官府市在出售 货物时要公开收款，把所收的钱当着买主的面存人陶簖，违犯规定者要罚一 甲。所谓“鳊(xiong)”是一种存放现金的小罐，类似于后世的扑满，上面 有一个小扁孔，钱只能进而不能出。等到积存到一定数量后，由有关人员当 面点清数目，如数上缴。 (三)商业政策 适当的商业政策可以促进商业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商业发展，因此政 府的商业政策与商业发展有密切关系。咸阳作为秦王朝的国都，受商业政策 的影响就更为直接。可以说，咸阳商业的兴衰与秦王朝的盛衰也休戚相关。 秦人进入关中后，颇致力于农业，而在工商业方面的政策则显然有所不 同。商鞅变法时，曾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以便使秦国强大起来。商鞅想方 设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奖励私人多开荒地多种粮，但对商业和手工业则采 取另一种政策：不是鼓励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是加以许多限制；不是鼓励 私人从事工商业，而是将工商业的主要阵地由官府来控制，私人只能在一定 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活动。这种抑制工商业的政策，大致包括如下内容：首先 ，限制工商业从业人员数量，以便抑制工商业的过分膨胀。商鞅变法时，从 法律上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就是说，未经准许非法 从事商业的人要全家沦为奴隶。即使经过批准从事正当经营的工商业者，人 数也要严格控制，不能太多，即所谓“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以免影响农 业劳动力的增加。为了防止人们过分热衷于经商，商鞅还规定了这样一条法 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即按照商人家庭 人口数(包括仆役)，加重其劳役负担，不但对商人家属要分派徭役，而且商 人家里的奴仆也要编入名册，按名册应役。同时他还限制商人多用家奴，减 少商人兼并农民为奴的兴趣。商鞅还加强户籍管理，“使民无得擅徙”，其 目的在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而导致工商业人口不适当的增加。其二， 实行盐铁专卖是商鞅抑制工商业的另一个重要措施。盐铁是人民生活和生产 所必需的两项主要商品。商鞅对此采取了专卖的办法，从生产和流通都由国 家严密控制，即由官营商业来负责盐铁流通。当然商人可以参与零售业务， 但要交纳很重的税。由于盐铁实行专卖，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利润由国家 统一支配(小部分留给私营工商业者)，结果“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国家 财政收入为之剧增。巨额盐铁利润并非都来自于消费者，绝大部分来自原先 自由经营盐铁的私商，而转归国家所有。所以这种盐铁专卖政策是商业利润 在国家与商人之间的调整。总的说来，秦国官营商业的范围除盐铁以外，还 涉及到冶铜、织绣、兵器等，这与同时代其他诸侯国私营工商业占主导地位 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其三，为了抑制商人，商鞅对粮食贸易实行管制，禁 止商人插手粮食买卖。他下令“使商无得粜”，认为禁止商人参与粮食贸易 就能杜绝商人在粮食方面投机牟利。与此同时，他还实行了一整套官营粮食 购销体制。当时规定：对军士、官吏、官工商、官奴婢等公家人员实行廪食 制度，按照各人不同的身份和工种，按月供给不同数量的口粮。这种免费分 配实物的办法，不通过货币作价，当然不采用买卖的形式。不在廪食范围内 的人就得拿钱买粮食，完全仰给于官营商业。然而对官营商业来说，由于大 部分人口实行廪食制，从而使市场上商品粮的流通规模大为缩小。其四，提 高关税，对商人重税。“重关市之赋”是商鞅抑制商业的又一项重要措施。 这适用于专买和官营以外的其他商品。战国时代，许多人(如孟子和《管子 》的作者)都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弛关市之征”，而商鞅主张“不农之 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使“市利尽归于农”。他认为对商人征收重税是 发展农业的保证。一方面对国内经商的人加重关市之税，以限制商人的活动 ，防止农民弃农经商；另一方面大大提高某些商品的税率(消费税)，使商人 利润减少，如对酒和肉就开征特别重的税，使它的价格十倍于成本。总之， 在商鞅执政的二十年里，秦国工商业与东方各诸侯国明显不同：即工商业在 秦国不能自由地发展，而是在国家干预下有控制地发展。这种商业政策无疑 抑制了秦国商业的发展。直到商鞅死后第二年，即公元前336年，秦国才开 始由国家专铸货币。这也说明，与关东诸国相比，秦国的商品货币经济还不 发达。不过总的来看，秦国的商业(主要是官营商业)比以前还是有所发展， 而且实行抑商政策也有利于保护农民、扶植小农经济的成长，这在当时具有 一定的进步作用。 秦始皇执政后，特别是在统一六国后，继续推行商鞅以来的“重农抑商 ”政策。他对民间小工商进行抑制，对富商大贾则以“迁”和“谪”的办法 进行打击。秦始皇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每占领一地，就强迫那里的工商业者 迁往外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他下令把全国各地的“富豪”12万 户迁入首都咸阳，其中不少人就是各地的富商大贾。“谪”属于流刑，即把 罪犯发配到边远地区去戍守或者落户。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 “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 ”。北方人不服水土，死亡率很高，“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由于征发人 数不足，便再一次扩大征发对象，即“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 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人间，取其左”。在这七种被 发配充军的人当中，不但包括当时的商人，而且还包括曾经有市籍的人、商 人的儿子和孙子，这对商人无疑是个致命打击，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商鞅。 不过，被谪的似乎是关东六国商人，不包括秦本土关中的商人；而且仅谪发 有市籍的商人，无市籍者不在其列。秦始皇抑商政策的矛头主要针对弃农经 商者、过多的商业人员，以及作为兼并势力的商业资本，因而并不影响商业 的正常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在国家统一、关梁无阻 、货币与度量衡统一的条件下，商人可以自由地周游天下，商品流通和贸易 更为便利，从而使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P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