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女作家“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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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社会掀起了一阵“维多利亚热潮”。各种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的文学、电影、电视作品，以及对维多利亚时代种种风尚的回归蔚然成风。随着维多利亚文化研究的风行，对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创作背景的“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novels）的历史重构研究已成为英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新维多利亚小说指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描述对象或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故事背景的新历史小说 。其中，当代女性作家所书写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在英国文学创作界日益引人瞩目，成为一股发展迅猛并持久的潮流。它是在英国历史小说复兴和维多利亚文化研究热潮带动之下的文学产物，是文学创作在后现代境遇中对历史的重新映现，其兴盛与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盛行密不可分。它并非对被广泛认同的维多利亚文化元素和图景的简单拼凑和重现，而是发掘和探究未被人重视的个体叙述和边缘文化，在对其进行描绘的过程中也要对维多利亚时代进行重述和重构。在维多利亚时期保守而刻板的传统历史书写之下，覆盖着杂沓重叠又彼此相异的各色空间，其中的种种权力关系冲突和文化角力犬牙交错，充满不确定性，为历史重构提供了丰富的可能；而这正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着力点：通过将历史图像进行重新映照，它力图重新描绘与构筑这一时代宏大历史叙事下涌动丰富、宽容与多元的文化图景。作为历史编撰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也译为“历史书写元小说”“历史元小说”）的次文类之一，新维多利亚小说以戏仿的形式展开了维多利亚历史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的对话，以历史编纂的形式在重构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同时对其进行后现代的解读。新维多利亚小说既有对维多利亚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的缅怀，又展示了过去和现在的矛盾性关联。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以来，英国女作家以多层、多义、多音的叙述，将历史与虚构、真实与想象交叠糅合，通过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重新铺陈出维多利亚时期的众多事件和人物，在亦虚亦实的叙述中，建构出了与传统维多利亚女性形象相异的主体，使女性从传统文化关系的从属高下和历史文本的罅隙中挣脱出来，从沉默到发声，从而消解了由男性话语所建构的所谓历史“真相”。这种女性的历史叙述将当代女性的生命体验与过去相融合汇通，重新形塑出女性在历史中的生命轮廓和身份，从而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对既定的“历史”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一、后现代语境中的“新维多利亚”书写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至今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其影响波及了从文化领域到激进主义再到学术界的各个层面。受此影响，由女性作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从以往的通过逃避现实来建构自身主体身份的方式，转向了将过去后现代化以及同当下世界的书写联系起来的新途径。众多女性作家致力于通过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角色进行重述和重构，由对维多利亚时代历史文化的重新发现、挖掘和阐释来探讨以往历史叙述中对于女性主体而言被压抑的话题，使女性在对历史的建构中从沉默到发声，强调了女性在历史叙述进程中的作用，重估了她们的历史地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维多利亚小说在英国的兴盛同玛格丽特 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任首相时提倡维多利亚价值观念的语境密切相关。撒切尔认为，大英帝国崛起时信奉的维多利亚价值观念对当今的英国仍然适用。在她参与的“首相问答”（“Prime Minister’s Question Time”）的一系列辩论中，关于历史应该怎样和如何传承的问题被分为了两大阵营：因循守旧派认为，对待历史应该以“事实”为基础，用科学化的方式来对过去有确凿证据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而“新历史派”则认为，应该以更具想象力的方式来认知历史，而文学想象则是认知过去的重要途径 。以“新历史派”为视角，新维多利亚小说建立了从过去到当下的移情式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21世纪初期，这一时段被认为是重写维多利亚的重要节点。20世纪晚期女性作家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特别兴趣在20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100周年纪念达到顶峰。此现象可谓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怀旧模式，是对过去的文本化。
　　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至今，在当代英国女作家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中，既有举世瞩目的老一代作家、布克奖获得者A. S.拜厄特（A. S. Byatt）的《占有：一部罗曼司》（Possession: A Romance，1990） 、《天使与昆虫》（Angel and Insects，1992）、《孩子们的书》（The Children’s Book，2009）；亦有被《时代周刊》誉为“1945年以来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五获布克奖提名的已故作家贝里尔 班布里奇（Beryl Bainbridge）的小说《马斯特 乔吉》（Master Georgie，1988）；也有入选“20位当代最好的英语作家”、同样获得布克奖提名的新锐作家萨拉 沃特斯（Sarah Waters）的新维多利亚三部曲，即《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1998）、《半身》（Affinity，1999）、《荆棘之城》（Fingersmith，2002）；另有获得橘子文学奖提名的作者简 哈里斯（Jane Harris）的《观察》（The Observations，2006），以及其他知名新维多利亚女作家及其作品：戴安娜 赛特菲尔德（Diane Setterfield）的《第十三个故事》（The Thirteenth Tale，2006）、贝琳达 斯塔林（Belinda Starling）的《朵拉 戴米其杂志》（The Journal of Dora Damage，2007）、斯嘉丽 托马斯（Scarlett Thomas）的《Y先生的结局》（The End of Mr. Y，2006）等。这些作品在主题和创作手法上各具代表性，能够展示出当代英国女作家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文学谱系之整体性。
　　安德烈亚 基奇克诺夫（Andrea Kirchknopf）在《19世纪小说再创作：定义、术语、语境》[“(Re-)Workings of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Definitions，Terminology， Contexts”，2013]一文中，用“复古的（retro-）”“新的（neo-）”以及“后（post-）”这几个前缀来定义新历史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重写。基奇克诺夫认为采取“后（post-）”比较合适，因为其隐含意义“把维多利亚时期、现代主义时期以及后现代主义时期都混合在了一起” 。路易莎 哈德利（Louisa Hadley）则认为，用“新的（neo-）”这一前缀来描述这一文学类型最为合适，体现了将维多利亚时代同当下新语境的联系。 上述不同术语体现了新维多利亚小说这一文类内部的多样化和流动性。
　　当代英国女作家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主题多样、风格各异、技巧纷呈：从体裁类型上看，既有自我指涉的典型历史编撰元小说，又有以戏仿经典维多利亚小说为主要特征的“伪维多利亚小说”；从主题上来看，既有通过描绘哥特式怪异家族的创伤与不幸、缅怀与记忆、沉溺与传承来传达维多利亚时代的集体创伤、缺失以及经由文本和叙述的家庭和文化传承，又有借女同性恋和性别暴力、女性犯罪等题材来体现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主体被抹去和被边缘化的状况，由此对男性霸权进行批判，更有经由将女性身体作为文本的和性别的建构来讨论达尔文进化论背景下身体政治同科学话语之间、性别同科学之间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协商；从叙述方式上看，既有借用模仿男性霸权叙述来揭露其偏见和狭隘的叙述声音，又有通过在当时历史语境中沉默的女性的叙述来展现女性境况和诉求的叙述声音。然而，这些小说都有着共同的精神实质：通过当代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进行重访和重构来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冲突、精神同物质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个体自由同政治的冲突、男性霸权同女性意识的冲突等在后现代境遇中仍然炙手可热的话题。
　　拜厄特在谈及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时道：“如果不理解过去就无法理解当下 由于审美需求来借用色彩纷呈和寓言性的语言来让过去的文学重新鲜活起来。” 通过对过去的重构来反观当下是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新维多利亚小说戏仿过去，但是只能在当下的观念中对过去进行模拟，而这种模拟就成了当下在过去语境中的反映 。当代英国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女性书写在当代文化批评话语的影响下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图景进行重构，关注日常生活、边缘群体、文化表征，由此对传统既定的霸权书写进行颠覆，最终通过对历史的想象性重构来反观当下，在后现代的境况下对维多利亚时代进行历史反观和批判。
　　琳达 哈琴（Linda Hutcheon）指出，历史和小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人为构建的表意系统，都是从言说者自身身份出发的叙述 。“历史叙事从根本上乃是一个语言制品（linguistic object），它不像陈述一样与过去相对应，其功用在于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提议’（proposal），使得人们能够从特定的视角来看待过去。” 过去主流文化的男权书写站在男性霸权的立场上，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来建构历史所谓的“真理性”。“宏大叙事的概念蕴含了对于某种单一而融贯的历史（a single， coherent history）的信念。” 在宏大叙事中，语言的指涉性、文本意义的确定性、意义和霸权话语之间的关联被肯，而历史的碎片化则消解了这些肯定的关系。历史小说的当代女性书写不仅消解了这种男性霸权的叙述声音，还通过女性的视角来反观历史，书写历史，进而进行自身的身份建构。同时，这样的历史重构不仅仅限于性别领域，而是将历史作为一个范式来探寻各个文化层面上的认知和构建。正史中所记载的历史，仅仅是胜利者的话语，而被边缘化的人群是失语的。因而，“与其在记忆中唤醒所有的逝者、不如仅仅追忆那些‘无名氏的记忆’” 。作为主体、作者或读者被历史记录排除在外的女性，通过新历史小说追忆在正史中被压抑的记忆，将历史和身份再度概念化，将“历史”的虚构作为探寻性别认同的范式，通过对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的重写来展示女性叙述和重构历史的可能性。
　　“所有的历史都是迷人扮装下的现今的历史。” 当代英国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女性书写展现了21世纪同维多利亚时期文化的联系、相似和差异，而这些联系又是建立在多样化的文学文化类型、样式、媒介、政治和理论观点上的。 作为历史话语中被压抑的他者，这些小说着重展现了同传统观念上的维多利亚女性保守形象相左的女性体验，重新赋声于在维多利亚时期丧失话语权的女性，展示女性作家寻找可靠声音来叙述历史的努力，由此重塑女性的主体身份，探寻新的性别认同范式，藉此建立同当下语境中仍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的联系，最终指向挑战男性性别霸权历史的书写。通过怀旧回归和想象范式，这些小说探讨了如何在不同时代之间跨越真实与虚构的藩篱，以历史编撰的形式想象性地织就经由后现代重构的文本，从而填补了主流文化书写中的盲点与空白。当代英国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女性创作通过小说文本模糊了虚幻与现实、历史与小说的界限，证明了小说对于历史书写的参与和建构意义，彰显出了这两者在文化表意体系中的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