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
作者简介
袁刚,1953年生,江西南昌人,曾师从王仲荦先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已出版《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隋炀帝传》《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等作品。
内容简介
第一章?隋唐中枢体制的建立与禁省制度 众所周知,秦汉以三公九卿为中央政府,隋唐以三省六部为政务中枢,两种体制的演变交替,历时千载,古今中外学者虽多有论述,但问题仍然很多。本章着重从三省体制的形成特点及与之关系极大的禁省制度入手,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知道,不论是三公九卿职官系统,还是三省六部职官系统,都是专制皇权支配下的封建统治机构,其性质没有变化,但是,组织和运行机制却有了很大的发展。隋唐三省中枢体制区别于秦汉三公九卿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决策机构的设置以及决策与行政的分职。这一特点,不仅是秦汉千年来中枢政治制度,而且也是隋唐中枢体制发展演变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君主,宫廷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君主权力的核心是决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国家大政必须通过皇帝的裁决,才能实施。但是,皇帝毕竟不能包揽天下事,且皇位继承制度决定“明君圣主”极少,于是,作为君主决策的补充,宰相谋臣的辅佐和参与策划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唐太宗说:“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又说:“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清人黄宗羲亦曰:“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因此,历朝都有少数大臣作为“匡辅”,和皇帝一起构成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核心,即所谓政治中枢。 秦汉之际,丞相曾拥有很大的权力。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特殊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唐六典》卷一《尚书令》条曰:“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丞相不仅协助皇帝决策,而且奉旨执行。由于事繁权重,由丞相自行辟除掾属的丞相府幕僚日益膨胀。卫宏《汉旧仪》卷上曰:“丞相典天下诛讨赐夺,吏劳职烦,故吏众。”相府分曹办事,逐渐构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网,使其一度成为既参掌决策,又执掌行政的权力机关。 决策权既与皇权密不可分,丞相权力的扩大必然为皇权所不容,为了加强对决策权的直接控制,皇帝逐渐把决策权转移于内廷宫禁,以御用的宫廷秘书来“代拟王言”,取代三公之一的丞相来协助决策。从汉武帝重用尚书官始,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决定于禁苑,丞相府只负责行政,以致决策与行政逐渐分职,形成内重外轻之势。在原三公九卿系统之外,新兴的中朝官系统在禁内逐渐操持国柄。自是内廷外朝的界限逐渐分明,朝中大事直接谋之于内廷亲信,外朝公卿长久未能进入政权核心,只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起先是尚书台,尔后是中书省和门下省,依次由宫廷御用侍从组织发展为国家的决策出令机关,其官员亦都由卑贱的宫职演变成正式的朝官,这是秦汉至隋唐千年来中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君主决策权的运用,一般采用颁发诏书的形式。诏书是皇帝利用文书颁布的命令,古时因写在丝纶之上,又称“纶命”;隋唐时用麻纸书写,故称“麻制”。刘知几曰:“诏命,皆人主所为。”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称之为“诏”,所谓“王言所敷,惟诏令耳”,它集中表达了皇帝的意志,具有无上的威严。南朝人刘勰曰:“皇帝御宇,其言也神。”唐人赵蕤曰:“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但是,诏命所系,虽事关重大,帝王却并不亲自书诏,历代皆有所谓“司言”之官。先秦司言之任多由“史官”,有所谓左史、右史、内史、外史,秦及西汉初则专任御史。由于这时还没有发生决策与行政分权,这类史官虽掌王言,却不谋议,所以除秦汉的御史大夫外,职都不显,在中枢中也无甚地位。但汉武帝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决策权移入内廷宫禁,掌司王言的宫官已不是单纯地草诏,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参掌机衡,代表皇帝发布命令,其地位日益显著。尚书、中书、侍中等官,就都是通过掌司王言、出纳诏命而致身通显的。 ☆隋唐制度史经典力作 ☆讲透隋唐最高权力组织体制及运作机制 ☆突破“三省制”传统认知,提出“新三头”体制新说 ☆史学大家唐长孺、何兹全、田余庆等悉心指导 ☆从顶层设计读懂唐朝由治到乱的历史逻辑 隋唐制度史经典力作——讲透隋唐最高权力组织体制及运作机制 北京大学袁刚教授的《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20世纪90年代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成为填补隋唐制度史研究空白的经典力作,可惜几十年来大陆一直未有简体版。所谓中枢体制,指的是国家最高权力的组织体制及其运作机制。具体到隋唐,就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组成的“三省制”。《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不仅讲清楚了三省制的组织体制及运作机制,而且系统梳理了三省制的发展演变,揭示了三省制发展演变之于唐代的治乱兴衰,及其背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变迁。 颠覆唐代中枢体制等于三省制的传统认知——提出“新三头”体制新说 一般认为,唐代的中枢体制一直是三省制,但实际上“三省制”从隋文帝到唐玄宗只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唐玄宗开元26年设置“翰林学士院”,开启了新中枢体制的构建。所谓新中枢体制,就是以翰林院、枢密院和中书门下构成的“新三头”体制。与三省制相比,新三头体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不稳定、不成熟的特点;二是中枢成员都是由临时差遣性质的使职发展而来;三是中枢权力过分集中于内朝。这一新中枢体制对唐代后期的政局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揭示隋唐中枢体制发展演变背后的政治、社会巨变——从顶层设计读懂唐朝由治到乱的历史逻辑 “三省制”被“新三头”体制取代,一方面与唐代剧烈的中枢政局变化有关,比如武则天“移宫事件”等。另一方面,反映出唐代社会经济变化对于中枢政局、中枢体制的影响。隋唐社会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推行,士人阶层的崛起,客观上要求打破关陇贵族对权力的垄断。而这个过程中,又造成皇帝重用士人的同时,更加依赖宦官,因此唐朝后期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安,中枢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宫廷政变不断发生。因此,读懂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才能更深入了解唐朝由治到乱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