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天堂：鲁迅小说散论

作者简介

孔庆东，人称“北大醉侠”，被誉为“继钱锺书以来真正的幽默”！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坛主，新浪文化博客首席博主。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曾高票数当选北大“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师”。孔老师博古通今，有奇才异想，写文犀利独到、天马行空、任意挥洒。 二十余年来，孔老师先后写出当下中国罕见的痛快文字，其《人间呐喊》《地狱彷徨》《重来故鬼》《金庸者谁》《47楼207》《空山疯语》《超越雅俗》《正说鲁迅》等书一直畅销不衰。

内容简介

异化与归化 —— 鲁迅的语言和翻译观（节选） 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探究鲁迅的小说，就是鲁迅的语言。一说到语言问题，中学课上的老师只是讲语言好、语言的各种特点——语言优美啦、语言精练啦，等等，大学老师会讲什么美学风格之类的。而我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鲁迅的语言——从翻译的角度来探讨。 …… 下面我们就直接说鲁迅的翻译。不知道大家中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像《死魂灵》这样的译文，我上中学的时候是学过的，我觉得很奇怪，也感到很有味道、很好，但是同时会觉得鲁迅的翻译，跟他的创作一样，不好懂，要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去理解。“不好懂”是当年就有人批评鲁迅的，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场论战，关于“硬译问题”的论战。鲁迅是公开主张硬译的，鲁迅故意用了软硬的硬，就像我提倡年轻人要读硬书一样，不要读软书，要读硬书。鲁迅的硬译受到了梁实秋的点名批判。梁实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我们知道梁实秋是新月派的理论家、理论大将，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梁实秋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还编过英汉大辞典，所以梁实秋在翻译上是具有权威性的。 但是当年梁实秋对鲁迅的翻译风格有看法，《论鲁迅先生的“硬译”》这篇文章批评鲁迅的这种翻译叫作“近于死译”。鲁迅说是“硬译”，梁实秋说是“死译”，读的时候要“硬着头皮看”，而且是“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所以“‘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梁实秋是从阅读的角度、阅读感受的角度来批判鲁迅的翻译。其实他隐藏了自己的阶级性问题——后来蔓延到阶级性问题的时候，鲁迅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鲁迅在这场论战中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我们文学研究界，以前都很注意后一个词儿，就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后来有一个革命文学家叫冯乃超，冯乃超批评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说我不知道我是谁的走狗，我也没拿谁的钱，你怎么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啊？后来鲁迅说那你就是资本家的乏走狗。由于这个争论很热闹，大家都去关注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了，但其实硬译问题本身也很重要，它关系到一个翻译理论问题。 鲁迅怎么回答这个“硬译”“死译”的呢？鲁迅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其实鲁迅声称“硬译”就已经把这个答案放在那里了，我就是硬译的，本来就不是软的；我翻译这个东西的目的不是要让读者爽快的，我的东西不是流行歌曲，“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翻译有其目的，你翻译的目的是什么？严复为什么要把西方小说都翻译成那个样子？跟严复同时代还有其他一些翻译家，他们不光是像严复那样翻译成中国故事，还改原文——原来的故事不合乎中国文化，就给它改了。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谈得惊天动地的，他给直接翻译过来了；后来那男的死了、女的改嫁了，他说这不行啊，怎么能改嫁呢？不是要从一而终吗？所以他就把情节改了，改成从一而终了。这就强行把外国文化翻译成了中国故事。改成那样，就是让读者爽快。 而鲁迅翻译的目的往往是让你气闷、憎恶、愤恨，你们为什么要让读者读了爽快呢？鲁迅说“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鲁迅反击梁实秋，“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鲁迅一棍子把新月社一船打到了——你们写诗的、写小说的、写闲话造谣的，还有你这个理论家，还有潘光旦，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理水》里面那个学者，还有你们的外国主子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你们这些合起来都是读了让人落得爽快——读了感觉“很好”哇！ 我们现在的中学课堂上把沈从文的《边城》吹到什么程度了？沈从文都成了超越人类的伟大作家，千千万万的中学语文老师在那里吹捧沈从文。当然《边城》是不错的小说，但怎么就吹成那个程度了呢？因为落得个爽快啊——这多好！读了多爽！优美啊，忧伤啊！读了多好啊！就像电视剧《潜伏》里面那个女孩子说，人要忧伤，人要忧伤一下。然后翠平问她：忧伤，什么叫忧伤啊？“就是像我这样的啊！”【众笑】这就是“落得个爽快”的问题。 爽快其实也不错啊，人生也需要有一些爽快的东西，我们要听一些轻音乐，或者说我们生活中需要大量的爽快的东西；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要救人、要强国、要让我们读很多读了之后气闷、憎恶、愤恨的文字，这是鲁迅的目的，这不但是他创作的目的，也是他翻译的目的。明明人家原文就是那样的，你为什么要给改成爽快呢？这是鲁迅翻译理论上跟新月派的矛盾。 鲁迅自己的语言，其实不知不觉地受到外文的许多影响。因为他成名晚，“鲁迅”这个名字的出现已经是1918年——他周岁都37岁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的武功早就练好了。鲁迅的语言受了多方面的影响，不局限于技法方面。从所受影响的来源讲，有两个国家对他的影响相对大一些，一个是俄国，是更深沉的、内在的那种俄罗斯情怀，博大深沉，像大地一样的情怀。我中学是学俄文的，俄语里边形容感情的词儿、形容大自然的词儿，比我们中文丰富得多；描写树林的那些词儿，各种树皮的颜色，太丰富了，所以能产生屠格涅夫那样的小说大师。 从表层上看，鲁迅的语言受日本影响很大。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深的理论问题。日语本身受中文影响很大，到了近代，这两个国家的语言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有一部分日语，本来是受中文影响的，后来又倒过来反输入中国；另外一部分日语，是它在翻译西方术语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物，就只能从汉字中去找。由于日本进行维新的人都是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中文修养很高，所以他们都翻译得很精妙。比如说“革命”这个词，日本的日常语言中没有“革命”这个词，他们就从《尚书》中找到了这个词，去翻译revolution。《尚书》有“革命”，这是《易经》的思想。 我们今天所用的大多数双声词和多声词，比如说科学、社会、派出所、系主任、学院……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日本。当然，在先前，有一部分又是日本从中国学去的 —有很复杂的关系。恰恰在日本这个文化特区，保留了对中文的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状态，它的创造力 —使用汉字创新的能力甚至比中国本土还要强。 你们年轻人现在使用的很多网络语言，基本上是日本人先发明的。比如说“萌”，“萌”是一个中文汉字吧？古已有之吧？但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人很“萌”，这是从日本来的，是日本的青年人发明的。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日本在这个方面都做得比我们好。比如说“人气”，“人气很旺”“各大商场人气”什么的，这是日本的日常用语，而且还在不断地来，有的是日本直接输入的，有的是日本通过中国港台拐一个弯儿输入中国大陆的，很多。这方面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举了。 鲁迅受日本语言影响也很大，但是他应该很清楚日语跟中文的区别。他为什么要故意保留日语表达方式呢？比如我们日常都说“介绍”，鲁迅非要说“绍介”，“介绍人”，你给我“介绍介绍”，鲁迅非要用日语的说法，他说“绍介”。其实“绍”和“介”是一个意思，介绍就是绍介，绍介就是介绍。我们说惯了“介绍”，就忘了这个词的本义。鲁迅故意说“绍介”，就让人产生了一种陌生化，你要想一下，在这一刻你就回到了这个字的本初，回到了造字的那一时刻；你觉得又陌生又新鲜，就好像你久未见面的亲人，这是如此亲切！所以鲁迅说“绍介”，它起到了语言原初的那种作用，这都有鲁迅独立的思考。 技法之外，鲁迅透过语言去把握每一种语言背后的民族胸襟与民族情志。人的精神实际上会外化到语言上，说不同语言的人的胸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大的语种还是小的方言。比如我们对某一个地方人的印象，往往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们到上海街头听上海人说话，到武汉街头听武汉人说话，即使听不懂，也能感觉出很多气质。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六到武汉》，我现在去武汉已经十多次了，在武汉街头虽然听不懂，但听他们说话好像听吵架一样，他们声音很大，很像吵架，但是仔细看不是吵架，可能还是很友好的聊天。但是到上海去你再看看，你听着是很温柔地在那里抒情表白，其实就要动刀子了，吵得很激烈。 鲁迅自己的语言受了很多外文影响，加上他自己原有的语言，就形成了他的“鲁迅文法”。学界对于鲁迅文法一向就有质疑。我曾经当过中学老师，我三十年前当中学老师的时候，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就质疑鲁迅，他说，老师，鲁迅这不都是病句吗？后来我就知道不光他一个人，天下有很多聪明的学生都认为鲁迅写的是病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到底“大约死了”还是“的确死了”？鲁迅不会说话吗？可以找出鲁迅的很多“病句”。刚才我们举了梁实秋，几十年前还有著名学者李敖，近年还有一些年轻学者，这形成了一个脉络，他们认为鲁迅是文法不通的人。 李敖曾经在电视上举出一些常见的鲁迅名言，他说“你看这叫什么话，听不懂，什么叫‘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完全不通嘛！鲁迅连中学生水平都没有”。我很钦佩李敖，他是胡适的学生，他对胡适是绝对忠诚的；一个学生誓死忠于自己的老师，自己老师看不惯的人他誓死要往死里打，这种忠诚我很佩服。但是他认为鲁迅连文法都不通，我觉得这损害了他自己的名誉。李敖是一个同时跟国民党作战、跟“台独”作战 —两线作战的横站的英雄。但是自从国民党被打得差不多之后，李敖老是打“死老虎”，就像后羿一样，没有封豕长蛇可射了，他开始射鲁迅。但是在鲁迅的语言问题上，他的学问还不够。 一直有质疑鲁迅文法不通的人，可能再过些年，就要有人质疑鲁迅不会写字、不会画画了，鲁迅的这些设计方案可能都会被否定，这个也很好玩儿。 我刚才提到严复，晚清的时候，严复提出一个很具有中国气派的翻译标准，三个字：“信、达、雅”。很多翻译家都秉承“信、达、雅”，我到北大之后，北大那些著名老师也说翻译的标准就是“信、达、雅”，而且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信就是真实，人家什么意思你就翻译成什么意思，这就叫信；第二个要达，要通顺，光真实不行，还要通顺；第三个阶段最难，是雅，还要“雅”。我初听到这种理论之后是挺赞成的，对呀，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啊，第一要说得真实，不撒谎；第二要说得通顺，让人听明白；第三还要说得漂亮，这不挺好的三段论嘛，是对的呀。 所以后来我接触到鲁迅的翻译理论，是努力地去消化的，才知道原来“信、达、雅”不是最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有时候甚至都是可以商量的。如果原文不雅，你为什么要翻译得雅？原文不雅你翻译得雅，那不就是不信吗？那不就是撒谎吗？原文不达，你为什么要翻译得达？这三者的关系原来是这么复杂！所以我就越来越不相信翻译。 我相信，两国领导人说话的时候，那翻译一定是很有技巧的，他不会全部翻译。所以两国领导人如果不是自己对语言有敏感，单听翻译的，很可能会误事儿。你看毛泽东，他就不完全相信翻译。比如说翻译员翻译“纸老虎”的时候，把“纸老虎”翻译成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就听出来翻译得不对，当场纠正：不对，纸老虎就是paper-tiger。（李光荣、李娜《毛泽东与英语的不解之缘》）你看他关键时刻把得住！ 鲁迅很尊重严复等老一代翻译家，可是他为什么不信任“信、达、雅”这一套呢？鲁迅借着翻译论战在中国普及了他的翻译思想，就比如说翻译日语的作品为什么要像日语？翻译欧美的作品为什么要像英语？鲁迅说“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在一个转折的时代，翻译往往也参与了一种新时代语言的构造，没有这一百多年来的翻译，我们今天写文章说话都不是这样的。不论你的民族立场如何，只要一接触一翻译，双方都会发生改变。“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个引号里的话是梁实秋的话，梁实秋说鲁迅那个“死译”我读不懂，我读鲁迅的时候我得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他本来是贬低鲁迅的，但是鲁迅说，你说的是对的，你读人家的文字就应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啊。你为什么稀里糊涂地一眼就读过去呢？那个才是不对的，你那不就是讲求爽快吗？你读我翻译的东西就是要按照线索去读，当然这样是“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你慢慢就熟悉了，就不用再找了。 我们现在都习惯了读那种欧式的长句子，你是考上北大的人，你读那些句子一点都不觉得吃力。比如一个句子有多重的关系——因为什么，所以什么，虽然什么，但是什么，结果……而且——这都不是中国古人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前人没有这么说话的。但是这一百年来就这么说了，说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不用再说，哦，这是“虽然”，“但是”在哪儿呢？你不用再这么读书了吧？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一眼就读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变了，当然我们这种变并不是投降卖国。 所以鲁迅的翻译，他是重视创作的意思。在这一点上，鲁迅倒和新月派、郭沫若、其他一些作家有共同的观点，就是别看不起翻译，翻译要等同于创作，甚至比创作还难。我们今天翻译水平这么低，原因有很多，我也为学外语的朋友说句公道话，翻译的稿费太低了。我觉得翻译可能比创作更费时间。创作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对吧？可是翻译不是啊，它本身是创作，然后还有对错的问题，往往翻译一本书费的时间比自己写一本书还要多。单从劳动力的角度讲，我认为翻译的稿费要大幅地提高，甚至要高于原作，否则谁去做这种翻译的事儿啊？就变成水平差的人去做了。 关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接触、创作新语言问题，鲁迅还举了唐译佛经、元译上谕的例子。佛教进入中国经过了一千年的翻译过程，人家本来就是一种异质文化，人家的概念你都没有的，中国原来没有这些词儿，怎么翻译？如果要采取归化式的翻译，那就不要取经了，自己编一套经书好了。取经就要尊重人家的经。 所以佛教里的大多数概念，是采取不翻译的态度，也就是鲁迅的“硬译”，如果你对一些基本的佛教概念没感觉，那你就读不懂佛经。比如说“佛”这个词儿，就是硬译的，就叫佛，你爱懂不懂。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也不懂什么叫佛、什么叫菩萨、什么叫罗汉、什么叫和尚。每天有那么多的人问我，你为什么叫孔和尚啊？据我所知，你结婚了！听说你还喝酒还吃肉，你为什么叫和尚？我跟那些人解释不过来，到今天都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和尚，不知道什么叫佛。但是你能用另外一套词儿来编吗？那更不好。你爱懂不懂，这个词儿就硬译了，就这么写。但是慢慢地有很多概念，我们似懂非懂地通了。比如“过去”“现在”“未来”，中国古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要感谢佛教，这是佛教传给我们的。经过一千年的斗争，佛教诞生地几乎没有佛教了，佛教成了中国的一个文化的支柱，我们成了“佛之国”。同样，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现在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地，还有多少人讲马列？ 所以翻译和接受本身有“双方都要变形”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鲁迅？这本书给出了尤其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