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读：“中国文学”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简介

张未民，吉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文艺争鸣》编辑、副主编、主编等。

内容简介

根的隐喻 ——一个中国隐喻的历史文化考察一个语词的隐喻式根源及其隐喻式产生 （一）作为隐喻的语词“根” 写下“根的隐喻”这个题目，我知道我也会像苏珊·桑塔格在其著名论文《艾滋病及其隐喻》的开篇所做的那样，径直称引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隐喻”的著名定义：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陈中梅汉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将此句译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不仅如此，我还要称引中国先秦时代思想家墨子也说过的类似的一句话：“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同书《墨子·小取》引《潜夫论释难篇》云：“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结合《说文》：“辟，法也……从口。”《说文》段注：“或借为譬。”可见，隐喻，或者它的古汉语用法“譬”，是人们言说的一种方法，一种“以他物之名名此物”的方法，一种“举他物而以明之也”的方法。从墨子到《说文》，明确了“隐喻”的两点认知：一是它的语言学性质，二是它的方法论定位。 然而这是一种“很要命”的“方法”。要命就要命在它的“普遍性”，你只要说话，就避免不了使用隐喻；只要思考，也逃避不了隐喻。也就是说，如果人说话，或明事理，总是要“以他物之名名此物”，或者“举他物之名而以名之也”。桑塔格甚至说：“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其实，桑塔格在这里也就等于说，对人而言，离开隐喻就不能生存。因为人的生存难道能够离开“思考”吗？离开“思”，大脑停止思维，“人”安在？ 而思与语言同在，我们常说，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壳，因此如果我们的思维是隐喻性的，那也就等于说运行思维的语言在本性上无疑也是隐喻性质的。哲学家罗蒂深明此理，他曾说道：“决定着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所要探讨的汉语词“根”，就不仅重要，而且有相当的难度。“根”首先是一个名词，但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言的意义上，它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常用的隐喻。尤甚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这个隐喻的表述材料可谓汗牛充栋，关于“根”及“根”的另类模型“本”，几乎成为所有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与创作所运用的基本隐喻表达式。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中，“根”及“本”的隐喻方式也司空见惯，甚至与人们的说话方式、生活方式和人生设计融在一起，大多数人对寻根求本形成了普遍的心理认同。而令我们心生敬畏的是隐喻语言本身的自我缠绕、自身矛盾，即：如果把思、语言及其“隐喻”本性当作人的一个“根”，是人之为人的“根”，那么我们还能讨论这个“根”吗？ 起码在中国汉语语境，“根”是作为一个很中国化的隐喻被赋予语用意义的。翁贝尔托·埃科说：“如果隐喻创造语言，我们只能隐喻地讲话。隐喻的定义只能是循环往复的。”“每当语言的使用者感到有些东西像隐喻一样不能解释时，便使用隐喻。”看来，隐喻的方式是人类逃避不了的语境，我们注定要用思、用语言、用“隐喻”的方法去讨论这个“根”。因为当我们感受到“根”这个汉语词像隐喻一样呈现了难以解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时，我们的解释便开始了。于是解释中国，也可以从解释隐喻开始。尽管这种解释同样会冒“隐喻性”的同义反复的风险。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中国先秦思想家老子提出“深根固柢”与人的生命“长生久视”的关系命题两千多年以后《老子》第五十九章云：“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人经过对自身“劣根性”的“去根”、对“理想”的实践“扎根”，以及对“传统”的不断“寻根”之后，在21世纪，我们为什么依然要反复唱起那首时代之歌，那首《绿叶对根的情意》呢？1990年代至今在中国大陆极为流行的由王健作词、谷建芬作曲的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其词曰：“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春风中告别了你，今天这方，明天那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路上充满回忆，／请你祝福我，我也祝福你，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根，当用以来“名此物”时，我们也许并不了解西方人对root（根）的隐喻生活状况，但我们却感受深刻地知道中国人自己对“根”的专注和专情。“根”的隐喻构成一部中国的文化史，既是情感史、语言史，也是哲学史。两千多年来，甚至比这还要更长的时间里，中国人都已经生活在并将继续生活在“根”的隐喻文化之中。它是真正的人类性、中国性的大隐喻，不仅形象昭著，意义丰富，而且灌注了深深的生命情感，成为中国人所依托的生命的方式、情感的方式，然后才是意义与真理的方式。 问世间情为何物？问中国根乃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