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现实主义论稿/跨文化中国学丛书

心性现实主义论稿/跨文化中国学丛书
作者: 王一川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70.00
折扣价: 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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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0242240

作者简介

王一川,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理论、美学、影视批评。著有《修辞论美学》《艺术公赏力》《艺术学理论要略》《跨文化学的要素》《大片时代记忆》《艺术史学要略》等。

内容简介

现实主义文艺在进入中国百余年来先后经历五个时段,并在其中与心性论传统形成曲折的沉浮关系:一是“五四”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与心性论传统展开复调式对话;二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虽然让心性论传统进入沉潜状态,但同时将其挪移为传奇范式;三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式现实主义,使得心性论传统呈现隐归态势;四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年的“新写实”式现实主义,一面继续将心性论传统误解为“封建主义话语”,一面对个体深层心理现实有新的开掘;五是2012年至今的心性现实主义,心性论传统全面复苏,与现实主义形成新的交融态势。心性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百余年来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演变至今的新成果。 ——摘自本书结语 当“新写实”式现实主义文艺家们致力于深异现实构建,并挖掘深藏于其中的“人的灵魂的深”时,必然会触碰到跃动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又长期被无视的心性论传统问题。只不过,触碰到的是心性论传统在当代遭遇的严峻失落或衰败困窘。 发生在1986年7月的“谢晋模式”争论,把此前人们忽略的谢晋影片中隐含的“谢晋电影儒学”模式首度揭示出来,引发了普遍的关注。争论发现,“在谢晋模式中包容着各种表层和深部的文化密码,它们服从着某些共同的结构、功能和特性”。而这种模式看起来是迎合“好莱坞”模式,其实是中国古代儒学传统。“谢晋所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仅仅是某种被人们称之为‘国民性’的传统文化心态,它们成了谢晋模式的种族基础”,而这种基础支撑出来“某种经过改造了的电影儒学”。在批评者看来,谢晋导演的“谢晋电影儒学”或“谢晋儒学”有其特定的特征:“谢晋儒学的标志是妇女造型,柔顺、善良、勤劳、坚忍、温良恭俭、三从四德、自我牺牲等诸多品质堆积成了老式女人的标准图像,它是男权文化的畸形产物。妇女在此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仅仅被用以发现和证实男人的价值并向男人出示幸福。那些风味土屋、简陋茅舍和柴门小院,无言地表达了对农业(游牧)社区男耕女织的生活样式的执拗神往。中世纪式的小康之家现在是人伦幸福的最高形态,反之,家庭毁灭(如罗群、韩玉秀、杨改花)则是悲剧的巅顶;按相同的逻辑,对吴遥之流的最大惩处,便是让宋薇愤然出走,使之永远丧失家庭。上述恋家主义密码有时会借助‘爱国主义’而改妆而出:许灵均拒绝出国继承财产这一行为,除了使国家丧失赚取大宗外汇的机会之外,只能表明某种厮守古老生活方式的心理惰性、某种对家庭和土地的农民式的眷恋。”批评者在经过这番论证后做了如下结论:“当我们突破电影界的视界、以文化的观点在更大空间里对其加以考察时,便发现它现在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肃的不协和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令人意外的有关“谢晋儒学”的奇特的否定性概括及其尖锐批评,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反驳,而且得到了带有某种共识性的承认。这就是说,批评者所作的“谢晋电影儒学”判断以及有关对于“五四”精神的“大步后撤”的批评,恰好反过来说明,谢晋电影模式对于心性论传统有着自觉传承,并且在当时得到了确认。 ——摘自本书第一章“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中的心性论传统” 聚焦当代新型主流文化与美学规范 探索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 。本书对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动向有着精准敏锐的观察和概括,将文学影视中新型的现实主义思想主旨,命名为“心性现实主义”,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新形式,并通过案例解析,分析其具体表达和内涵,预言其将成为主旋律文艺的新方向,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本书对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动向有着精准敏锐的观察和概括,将文学影视中新型的现实主义思想主旨,命名为“心性现实主义”,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新形式,并通过案例解析,分析其具体表达和内涵,预言其将成为主旋律文艺的新方向,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中的心性论传统

一、心性论传统与现实主义文艺

二、启蒙式现实主义与心性论传统的复调式对话

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挪移为传奇范式

四、“伤痕”式现实主义中的心性论隐归

五、“新写实”式现实主义中的“封建主义话语”

六、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兴起、定型和成熟

七、反思心性论传统在现实主义文艺中的沉浮

第二章 万物通心——通向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

一、中国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二、现代哲学家眼中的中国文化传统

三、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方案:万物通心

四、万物通心的基本特性、原则和实施途径

第三章 现实、心创现实及其三层面

一、中国现代哲学的现实观

二、现实与文艺中的现实

三、近心感现实层面

四、近心明现实层面

五、心感-心明现实交融层面

第四章 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间》为个案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相通点和结合点

二、现实主义文艺与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

三、现代中国文艺中的现实主义

四、跨文化涵濡与心性现实主义范式

五、当代中国文艺场中的《人世间》

六、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特征

第五章 直而温修辞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心史——长篇小说《望春风》阅读札记

一、简蕴修辞

二、诗意氛围与中外经典植入

三、以人导事和托名乡村修史者

四、“直书”与“史德”之间

五、直而温修辞

六、生态困境与“人类世”忧思

第六章 第一兼第三人称叙述体与当代中国乡镇社会心结书——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简析

一、从“世情书”到心结书

二、第一兼第三人称叙述体和方言的心结叙述功能

三、民间仪式的结构功能

四、第一代人物:老境悲凉

五、第二代人物:家园放逐感

六、第三、四代人物之间:空虚感与陌生感

七、不规则人物与心结书

第七章 心性现实主义的主体间性构型——以近十年中国电视剧人物性格塑造为例

一、现实主义与心性论传统

二、心性现实主义的主体间性构型

三、心性现实主义的主体间性构型方式

四、反思心性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主体间性构型

第八章 形塑当代中国社会的地缘心性形象——近年电视剧网络剧中的地域景观管窥

一、人地关系场、社会时空联合体及地缘心性形象

二、西北:乡城流动、西东流动及其心结

三、东北:国企改革大潮下的心理落差

四、北京:大院、胡同与青春梦

五、南方:多彩多姿的心理纠结与治愈

六、地缘心性形象及其现实再现

第九章 现代君子之风及其制度化构型——近期影片中的基层干部形象塑造

一、从儒学化转向到现代君子之风

二、现代君子之风的社会伦理层级构型

三、现代君子之风的美学范式

四、仪式化美学情境与现代斯文构型

第十章 大变局下社会心态新构型——以近年现实题材电视剧为例

一、当前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态构型

二、电视剧中的三种社会心态

三、三种社会心态之间

四、仪式化美学情境

五、万物通心及其展开

第十一章 当代现实中的个体心象——以三部舞台艺术作品为例

一、舞剧《到那时》:以双重舞蹈象征形象重构当代个体心象

二、话剧《簋街》:开创、仁厚而倔强的当代北京市民心象

三、舞台剧《兰考》:一株倔强的老泡桐树的精魂

结语: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个体心结图

附录:主旋律影片的儒学化转向

后记

试读内容

现实主义文艺在进入中国百余年来先后经历五个时段,并在其中与心性论传统形成曲折的沉浮关系:一是“五四”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启蒙式现实主义文艺,与心性论传统展开复调式对话;二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虽然让心性论传统进入沉潜状态,但同时将其挪移为传奇范式;三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式现实主义,使得心性论传统呈现隐归态势;四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年的“新写实”式现实主义,一面继续将心性论传统误解为“封建主义话语”,一面对个体深层心理现实有新的开掘;五是2012年至今的心性现实主义,心性论传统全面复苏,与现实主义形成新的交融态势。心性现实主义文艺,可以说是百余年来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演变至今的新成果。

——摘自本书结语

当“新写实”式现实主义文艺家们致力于深异现实构建,并挖掘深藏于其中的“人的灵魂的深”时,必然会触碰到跃动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又长期被无视的心性论传统问题。只不过,触碰到的是心性论传统在当代遭遇的严峻失落或衰败困窘。

发生在1986年7月的“谢晋模式”争论,把此前人们忽略的谢晋影片中隐含的“谢晋电影儒学”模式首度揭示出来,引发了普遍的关注。争论发现,“在谢晋模式中包容着各种表层和深部的文化密码,它们服从着某些共同的结构、功能和特性”。而这种模式看起来是迎合“好莱坞”模式,其实是中国古代儒学传统。“谢晋所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仅仅是某种被人们称之为‘国民性’的传统文化心态,它们成了谢晋模式的种族基础”,而这种基础支撑出来“某种经过改造了的电影儒学”。在批评者看来,谢晋导演的“谢晋电影儒学”或“谢晋儒学”有其特定的特征:“谢晋儒学的标志是妇女造型,柔顺、善良、勤劳、坚忍、温良恭俭、三从四德、自我牺牲等诸多品质堆积成了老式女人的标准图像,它是男权文化的畸形产物。妇女在此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仅仅被用以发现和证实男人的价值并向男人出示幸福。那些风味土屋、简陋茅舍和柴门小院,无言地表达了对农业(游牧)社区男耕女织的生活样式的执拗神往。中世纪式的小康之家现在是人伦幸福的最高形态,反之,家庭毁灭(如罗群、韩玉秀、杨改花)则是悲剧的巅顶;按相同的逻辑,对吴遥之流的最大惩处,便是让宋薇愤然出走,使之永远丧失家庭。上述恋家主义密码有时会借助‘爱国主义’而改妆而出:许灵均拒绝出国继承财产这一行为,除了使国家丧失赚取大宗外汇的机会之外,只能表明某种厮守古老生活方式的心理惰性、某种对家庭和土地的农民式的眷恋。”批评者在经过这番论证后做了如下结论:“当我们突破电影界的视界、以文化的观点在更大空间里对其加以考察时,便发现它现在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肃的不协和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令人意外的有关“谢晋儒学”的奇特的否定性概括及其尖锐批评,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反驳,而且得到了带有某种共识性的承认。这就是说,批评者所作的“谢晋电影儒学”判断以及有关对于“五四”精神的“大步后撤”的批评,恰好反过来说明,谢晋电影模式对于心性论传统有着自觉传承,并且在当时得到了确认。

——摘自本书第一章“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中的心性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