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谁/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作者简介

赫舍尔（1907～1972） ，著名美籍犹太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一生著述甚丰。赫舍尔的主要著作有:《地球是上帝的》(1950)、《人不孤独》(1951)、《空间、时间与实在》(1952)、《人寻找上帝:祈祷与象征主义研究》(1954)等。

内容简介

第一章 从人出发来思考人 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则是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 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 要理解难题的意义，要领会它的迫切性，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反思中牢记难题得以产生的充满压力和紧张的处境，牢记充满创世与降生的痛苦，牢记动机、困惑的表情、形形色色对困惑的体验以及面对困惑并全身心地对付它的必要性。 为了阐明、研究并交流难题，我们必须用语言来表达它，因为如果不把瞬间的惊异(the moments of wondering)人在处于困窘的时刻便感到惊讶、骇怪。用语言表述人的难题，就是将惊讶的时刻付诸语言形式。根据作者的观点，人的生存由无数特殊的瞬间构成(而不是平铺直叙的过程)，如“洞察的瞬间”等。——中译注通过逻辑的术语表达出来，就不可能对在这些瞬间中所思考的问题的超越主观的有效性(transsubjective validity)加以检验，也不可能有主体间的交流(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然而，这种言语化(verbalization)的过程，是把难题从其得以产生的处境中抽取出来。因此，语言所表述的问题绝不等于我们实际面临的难题。在把处境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把这些瞬间的惊异加以歪曲甚至遗漏的危险。思辨常常会成为对糟糕的通信线路传递过来的声音作远距离分析。我们在阐述和讨论问题的同时，却忘记和离开了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的经验或洞察。 当代很多哲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概念化过程远远离开了那导致哲学得以产生的处境，以致他们的结论同最初的难题似乎毫无关系。归根到底，哲学是为人创造出来的，而人却不是为哲学创造出来的。 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更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 对人的人性(humanity)加以思考的动力来自良心，也来自理智上的好奇。它被焦虑所推动，而不仅仅是渴望增加一些关于哺乳类动物中之一员的知识。 我们关心人的难题，因为他是一个被矛盾和困惑折磨的存在，因为他不完全是他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一匹好马只要得到适当照料，它就会作为马厩的一部分而活着，就不会为难题所困扰。人则截然相反，他本来就是并且总是一个难题。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表现在苦恼，表现在人的精神痛苦中。人性应当是什么样子，人的本性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对此，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模糊的观念、形象或梦想。人的难题产生于我们意识到了存在与期望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即人是什么与人应当是什么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正是在苦恼中，人对自己成了一个难题。长期被他忽视的东西突然涌现在痛苦的意识中。 在我们的反思中，我们第一章 从人出发来思考人 提出一个问题(question)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而面对一个难题(problem)则是涉及整个人身的一种处境。一个问题是渴求知识的产物；而一个难题则反映了困惑甚至苦恼的状态。一个问题寻求的是答案，一个难题寻求的是解决方案。 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 要理解难题的意义，要领会它的迫切性，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反思中牢记难题得以产生的充满压力和紧张的处境，牢记充满创世与降生的痛苦，牢记动机、困惑的表情、形形色色对困惑的体验以及面对困惑并全身心地对付它的必要性。 为了阐明、研究并交流难题，我们必须用语言来表达它，因为如果不把瞬间的惊异(the moments of wondering)人在处于困窘的时刻便感到惊讶、骇怪。用语言表述人的难题，就是将惊讶的时刻付诸语言形式。根据作者的观点，人的生存由无数特殊的瞬间构成(而不是平铺直叙的过程)，如“洞察的瞬间”等。——中译注通过逻辑的术语表达出来，就不可能对在这些瞬间中所思考的问题的超越主观的有效性(transsubjective validity)加以检验，也不可能有主体间的交流(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然而，这种言语化(verbalization)的过程，是把难题从其得以产生的处境中抽取出来。因此，语言所表述的问题绝不等于我们实际面临的难题。在把处境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把这些瞬间的惊异加以歪曲甚至遗漏的危险。思辨常常会成为对糟糕的通信线路传递过来的声音作远距离分析。我们在阐述和讨论问题的同时，却忘记和离开了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的经验或洞察。 当代很多哲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概念化过程远远离开了那导致哲学得以产生的处境，以致他们的结论同最初的难题似乎毫无关系。归根到底，哲学是为人创造出来的，而人却不是为哲学创造出来的。 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更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 对人的人性(humanity)加以思考的动力来自良心，也来自理智上的好奇。它被焦虑所推动，而不仅仅是渴望增加一些关于哺乳类动物中之一员的知识。 我们关心人的难题，因为他是一个被矛盾和困惑折磨的存在，因为他不完全是他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一匹好马只要得到适当照料，它就会作为马厩的一部分而活着，就不会为难题所困扰。人则截然相反，他本来就是并且总是一个难题。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表现在苦恼，表现在人的精神痛苦中。人性应当是什么样子，人的本性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对此，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模糊的观念、形象或梦想。人的难题产生于我们意识到了存在与期望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即人是什么与人应当是什么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正是在苦恼中，人对自己成了一个难题。长期被他忽视的东西突然涌现在痛苦的意识中。 在我们的反思中，我们要考虑，人对他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要考虑人对其同伴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认识人的动物性。在我们试图搞清人的人性是什么意思时，我们便产生了困惑。 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一个词当作语义学问题来分析，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现实或处境。做人不只是与头脑中的概念有关的一个术语，而是人这一特殊存在方式的一种处境，一系列条件、感觉能力或必要前提。 只要我们从人出发来思考人，即更人性一些(more humano)，避免使用在低等生命的研究中产生的范畴，我们就能充分认识人。例如，人类的生存竞争就不同于动物的生存竞争。 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亚瑟·凯斯男爵(Sir Arthur Keith)在1931年对他的阿伯丁阿伯丁：英国一城市。——中译注的学生说：“通过剪修，大自然使她的人类这一果园欣欣向荣。战争就是她的修剪镰刀。”《纽约时报》，1955年1月8日讣告栏。（本书以下注释凡未标明注者的均系原注。——校注）按照一位德国将军的说法，“战争是生物头等重要的必需品，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经常性因素。……然而它不仅是生物规律，而且是道德义务，并且确实是文明不可缺少的因素”。弗里德里希·凡·伯恩哈迪：《德国及未来的战争》(纽约，1914年)，第1章。特雷奇克(Treitchke)特雷奇克(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著《19世纪德国史》，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对20世纪德国影响很大。——中译注说：“上帝让战争总是作为人类的烈性药品而发生。”同前，第17页。 我们关心的是人的整个存在(existence)existence在经院哲学中，指与本质相对立的实际存在。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指人的真实情况，在面临意外事故和自由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中译注而不仅仅是或者主要是它的某些方面。大量的科学活动致力于探索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比如，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医学、生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然而，任何孤立地探讨人的某种机能和动力的专门研究，都是从特殊的机能或动力出发来看待人的整体性的。这些做法使我们对人的认识越来越支离破碎，导致了人格的破裂，导致了比喻上的误解，导致了把部分当作整体。如果不考虑整个人的所有冲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们有可能孤立地认识其中一种冲动吗?我们体验到我们是什么吗? 我们企求认识的是什么?认识人的目的何在?当我们提出人的问题时，我们所探究的是什么知识或什么知识对象?关于人的问题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人不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人和其他对象不一样，渴望了解自身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要了解自身，他必须首先问自己，这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自我认识有所疑问，意味着打乱自我同其观念(内向的思考)之间的自爱联系(narcissistic relationship)。提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寻找取得答案的途径，它是一个惊人的进展。 关于人的哲学的任务不能仅仅规定为是对人的存在(human being)的本质进行描述。它既是描述，也是批评，既是对人的存在的事实性的揭示，也是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显露。我们的思维倾向，不仅使我们提出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而且使我们要考虑，人对他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要考虑人对其同伴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认识人的动物性。在我们试图搞清人的人性是什么意思时，我们便产生了困惑。 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一个词当作语义学问题来分析，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现实或处境。做人不只是与头脑中的概念有关的一个术语，而是人这一特殊存在方式的一种处境，一系列条件、感觉能力或必要前提。 只要我们从人出发来思考人，即更人性一些(more humano)，避免使用在低等生命的研究中产生的范畴，我们就能充分认识人。例如，人类的生存竞争就不同于动物的生存竞争。 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亚瑟·凯斯男爵(Sir Arthur Keith)在1931年对他的阿伯丁阿伯丁：英国一城市。——中译注的学生说：“通过剪修，大自然使她的人类这一果园欣欣向荣。战争就是她的修剪镰刀。”《纽约时报》，1955年1月8日讣告栏。（本书以下注释凡未标明注者的均系原注。——校注）按照一位德国将军的说法，“战争是生物头等重要的必需品，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经常性因素。……然而它不仅是生物规律，而且是道德义务，并且确实是文明不可缺少的因素”。弗里德里希·凡·伯恩哈迪：《德国及未来的战争》(纽约，1914年)，第1章。特雷奇克(Treitchke)特雷奇克(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著《19世纪德国史》，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对20世纪德国影响很大。——中译注说：“上帝让战争总是作为人类的烈性药品而发生。”同前，第17页。 我们关心的是人的整个存在(existence)existence在经院哲学中，指与本质相对立的实际存在。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指人的真实情况，在面临意外事故和自由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中译注而不仅仅是或者主要是它的某些方面。大量的科学活动致力于探索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比如，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医学、生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然而，任何孤立地探讨人的某种机能和动力的专门研究，都是从特殊的机能或动力出发来看待人的整体性的。这些做法使我们对人的认识越来越支离破碎，导致了人格的破裂，导致了比喻上的误解，导致了把部分当作整体。如果不考虑整个人的所有冲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我们有可能孤立地认识其中一种冲动吗?我们体验到我们是什么吗? 我们企求认识的是什么?认识人的目的何在?当我们提出人的问题时，我们所探究的是什么知识或什么知识对象?关于人的问题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人不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人和其他对象不一样，渴望了解自身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要了解自身，他必须首先问自己，这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自我认识有所疑问，意味着打乱自我同其观念(内向的思考)之间的自爱联系(narcissistic relationship)。提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寻找取得答案的途径，它是一个惊人的进展。 关于人的哲学的任务不能仅仅规定为是对人的存在(human being)的本质进行描述。它既是描述，也是批评，既是对人的存在的事实性的揭示，也是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显露。我们的思维倾向，不仅使我们提出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而且使我们对人的存在产生怀疑。根据直观的期望，或者根据对人应该是什么的想象，我们究问我们是什么? 人的存在的含义，不仅仅包括存在(being)；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怎样才能透过人的调节装置的外壳，并探究这种调节装置是不是他的最高使命(vocation)vocation原意为上帝的召唤，上帝召唤个人和团体，使其承担特定的任务。也指根据神的安排，在为众人服务中履行某种神的召唤。——中译注呢?我们研究人的行为，不应忽视人的疑惑。我们分析语言表达，不应忘记，我们没有能力表达我们的感觉。我们了解人的财产，却很少了解他的心情。我们描绘人的行为，但我们不应当不去探究人怎样从心灵深处把自己同他的行为联系起来。 我们按照我们是什么而活着呢?是按照我们拥有什么而活着，还是依靠我们所拥有的而活着?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对人性知道得太少。我们知道人制造的是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对人的特点的许多描述，例如把人说成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或是能思维的动物，都只谈到人的机能，而没有谈到人的存在。我们的全部文明建立在对人的错误解释的基础上，难道不是这样吗?或者说，现代人的悲剧在于人是这样一个存在：他竟忘记了“人是谁”这个问题。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能确定自身的身份，不了解人的真正存在是什么，这使人采取了错误的身份，假装出一副他不可能是的样子，不承认他的存在的基础中的东西。对人的无知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由于错误的知识。 自我认识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人不能自由地选择他是否愿意获得关于他自己的知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种知识，具备事先形成的观念(preconception)及自我解释的标准。 人对人自身来说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文本，这是一个悖论。人懂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及所是都有某种意义，但当要求他对自己的存在作出解释时，他仍然困惑不解。仅仅阅读用他无法理解的语言写成的文本的只言片语，仅仅观察和叙述人的外在行为，虽然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还是不够的。人还必须从比内心生活更广阔的范围来解释它们。 解释人的实存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呢? 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对人的实际行动的方式和事实加以描述或评判，而且要审查并理解对他的行为的方式和事实进行描述和判断有什么意义。显然，我们在判断人的行为时所使用的标准不同于用来判断河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难道不可能是不公平的吗?我们对人的期望难道不是太高或太低吗?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动物。任何动物性都不是人以外的东西。然而，尽管这种说法从理性上说是有道理的，但从直觉上说却令人厌恶。这种厌恶情绪难道是我们人类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我们采纳非动物性标准，不过是为了保护我们动物本能而想出的计谋？ 在探讨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向人发问，他对作为人的存在的自身知道些什么。这种自我认识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这样，认识自己和成为自我是分不开的。对人的存在产生怀疑。根据直观的期望，或者根据对人应该是什么的想象，我们究问我们是什么? 人的存在的含义，不仅仅包括存在(being)；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怎样才能透过人的调节装置的外壳，并探究这种调节装置是不是他的最高使命(vocation)vocation原意为上帝的召唤，上帝召唤个人和团体，使其承担特定的任务。也指根据神的安排，在为众人服务中履行某种神的召唤。——中译注呢?我们研究人的行为，不应忽视人的疑惑。我们分析语言表达，不应忘记，我们没有能力表达我们的感觉。我们了解人的财产，却很少了解他的心情。我们描绘人的行为，但我们不应当不去探究人怎样从心灵深处把自己同他的行为联系起来。 我们按照我们是什么而活着呢?是按照我们拥有什么而活着，还是依靠我们所拥有的而活着?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对人性知道得太少。我们知道人制造的是什么，但我们不知道人是什么。对人的特点的许多描述，例如把人说成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或是能思维的动物，都只谈到人的机能，而没有谈到人的存在。我们的全部文明建立在对人的错误解释的基础上，难道不是这样吗?或者说，现代人的悲剧在于人是这样一个存在：他竟忘记了“人是谁”这个问题。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能确定自身的身份，不了解人的真正存在是什么，这使人采取了错误的身份，假装出一副他不可能是的样子，不承认他的存在的基础中的东西。对人的无知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由于错误的知识。 自我认识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人不能自由地选择他是否愿意获得关于他自己的知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这种知识，具备事先形成的观念(preconception)及自我解释的标准。 人对人自身来说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文本，这是一个悖论。人懂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及所是都有某种意义，但当要求他对自己的存在作出解释时，他仍然困惑不解。仅仅阅读用他无法理解的语言写成的文本的只言片语，仅仅观察和叙述人的外在行为，虽然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还是不够的。人还必须从比内心生活更广阔的范围来解释它们。 解释人的实存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呢? 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对人的实际行动的方式和事实加以描述或评判，而且要审查并理解对他的行为的方式和事实进行描述和判断有什么意义。显然，我们在判断人的行为时所使用的标准不同于用来判断河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难道不可能是不公平的吗?我们对人的期望难道不是太高或太低吗?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动物。任何动物性都不是人以外的东西。然而，尽管这种说法从理性上说是有道理的，但从直觉上说却令人厌恶。这种厌恶情绪难道是我们人类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我们采纳非动物性标准，不过是为了保护我们动物本能而想出的计谋？ 在探讨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向人发问，他对作为人的存在的自身知道些什么。这种自我认识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这样，认识自己和成为自我是分不开的。 “人是什么”即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同“某物是什么”这类认识论问题不同。“某物是什么”以及我们关于某个事物的定义，并不影响该物。对“马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不影响马的行为。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则不同，它深刻地影响人自身，影响人的行为。“自我认识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因而与其说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伦理问题、价值问题。例如如果从动物出发来定义人，认为人对人是豺狼，人的本质就是彼此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或者说人没有与动物不同的共同本质，人不具有神性而只具有兽性，那么，人就会极端卑鄙，以最恶劣的手段惩治异己，人就会变得残酷无情，尔虞我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