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中的逻辑(修订版)/未名逻辑时空

作者简介

　　彭漪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长期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辩证逻辑述要》《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逻辑规律论》《事实论》《逻辑范畴论》等。

内容简介

千里莺啼绿映红”不能成立吗? ——再谈诗词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 晚唐风流才子杜牧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江南春绝句》。诗云：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此诗作为杜牧的代表作之一，对景色的描绘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第一、二句把天然景物描绘得有声有色，而第三、四句则将东晋以后南朝时期的人文景观：佛寺楼台之类的历史陈迹作为描绘的中心，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江南风貌。同时，在对江南春色的描绘中，还流露出一丝国势盛衰易代的兴亡之感。 但是，正如许多著名诗作都遭到后来者这样或那样的非议一样，本诗也受到某些后人的挑剔。比如，明代杨慎就曾提出批评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廓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见《升庵诗话》)这一批评不仅一般地表现了人们对同一首诗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欣赏水平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艺创作与事理、与逻辑的关系问题。 确实，就一般常识或事理而言，“千里莺啼”和“千里绿映红”是听不到和见不着的，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耳朵不可能是“顺风耳”，人们的眼睛也不可能是“千里眼”。但问题在于，读诗、解诗的对象是诗，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吃饭穿衣之类的生活常识和3+2=5之类的数学公式，人们是不应以后者作为衡量和评价前者的尺度与标准的。一般读诗者在阅读本诗时都会懂得，作者所谓“千里莺啼绿映红”中的“千里”并不是指数学概念中作为十个百里之和的那个准确数字的“千里”，而不过是用以泛指地域的广大辽阔而已。这在包括诗词创作在内的文艺作品中是完全允许的，也是屡见不鲜的。否则，如果按杨慎那样去读诗、解诗，把“千里”改作“十里”，那又怎么能显示出无限春色遍江南的意境呢?而李白诗中的“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那岂不也成了胡说八道了吗? 这就说明，科学与文学、哲学与诗虽然都是以反映一定对象为其任务的，但它们反映对象的方式、手段是各不相同的。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作品是通过艺术方式来把握具体对象，是用形象思维，而不是像哲学与科学那样是用概念、用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的。而形象思维需要遵守联想律，也就是形象结合的方式。具体一点说，人们在文艺创作中，必须从对象中选取最足以揭示其本质的形象，用联想律(如时空上的接近联想、现象上的相似联想、事件之间的因果联想和对立面的对比联想等)来把握形象的内在联系，形成具体的诗的意境，或构想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很明显，形象结合的方式同概念的逻辑联系方式(哲学和科学用以反映和把握具体对象的主要手段)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我们不应当用哲学与科学反映和把握对象的方式和手段来作为衡量文学作品，包括诗词作品反映和把握对象的尺度。必须看到，“千里莺啼绿映红”所给予我们的联想及其所创造出的意境是：在江南辽阔的土地上，到处是莺歌燕舞，遍地是绿树红花，一幅春意盎然的江南风景画展现在我们面前。怎么能把“千里”当作一个纯数学的标示一定距离的数字，用概念在科学上的精确性来衡量和否定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和意境的创造呢? 这就表明，阅读和解析诗词，必须按照诗词创作本身的特点及其所遵循的形象思维的规律来进行。 决不能用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词、命题去理解和思议作为形象思维成果的艺术语言的语词和语句，更不能因此而用概念的逻辑联系的方式去衡量诗词创作中的形象结合方式，用前者去衡量和评价后者。否则，就会如金岳霖先生举柳宗元《江雪》一诗为例所说：“即以‘千山鸟飞绝’那首诗而论，每一字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根据普遍的意义去‘思议’，对于这首诗所能有的意味就会跟着鸟而飞绝了。” 参见《冯契文集》（增订版）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07页。 同样，如果像杨慎那样，把“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千里”当作普通数学概念去思索和讨论，那么，离这首诗所创造的意境就只能是“谬以千里”了。 　　在以形象思维见长的古诗词中读出逻辑思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