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推理

作者简介

"约瑟夫·刘易斯·弗伦奇（Joseph Lewis French）。 《纽约时报》评选的传奇编辑，以编选了众多畅销的奇幻、悬疑、推理等类型小说集而闻名，入选英国权威传记参考书《名人录》。"

内容简介

"失窃的信 〔美〕爱伦·坡 《失窃的信》导读 1.《失窃的信》的作者是美国作家、诗人、编辑、文学评论家爱伦·坡（1809—1849），他以诗歌和短篇小说（尤其是神秘小说和恐怖小说）而闻名世界，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的开创者，也是发展科幻小说类型的重要贡献者。 2.柯南·道尔说：“爱伦·坡的每部侦探小说都是整个文学流派发展的根源……在他为侦探小说注入生命之前，侦探小说在哪里？” 3.《失窃的信》是爱伦·坡以虚构的C.奥古斯特·杜宾为主角的三篇侦探小说中的第三篇，另外两部是《莫格街凶杀案》和《玛丽·罗热疑案》。这三篇小说被认为是现代侦探故事重要的先驱。 4.《失窃的信》于1844年首次发表于文学年鉴《礼物：圣诞、新年和生日礼物》。该小说很快被众多期刊和报纸转载，1845年被收入《埃德加·爱伦·坡故事集》中。 5.《失窃的信》发表前，爱伦·坡在写给美国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信中说：“它也许是我最好的推理小说。” 6.爱伦·坡在故事开篇引用了所谓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话，但这句话并未在已知的塞涅卡作品中出现，而是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诗人彼特拉克的文集《论命运的补救之方》。爱伦·坡可能是从英国小说家塞缪尔·沃伦的小说《一年一万》中引用了这句话。 智慧忌惮过度聪明。 ——塞涅卡 那是十九世纪秋天的一个傍晚，天色刚暗，微风阵阵。在巴黎圣日耳曼街区杜诺街三十三号三楼的一间狭小的书房里，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杜宾正和我一样，一边抽着海泡石烟斗，一边打坐冥想。我们已经像这样享受了一个小时，房间内寂然无声，宁静而肃穆。若此时有人透过窗户看上一眼，大概会觉得屋内的两人正心无旁骛地沉浸于眼前缭绕的烟气。不过，至少我还在琢磨刚刚谈论的话题——“莫格街凶杀案”和“玛丽·罗热疑案”。所以，当我们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局长G先生，他碰巧在此刻破门而入时，我竟隐隐有些期待。 多年未见的老友登门拜访，我们自然是十分欢迎的，虽说他有时并不讨人喜欢，但多数时候是位有趣的朋友。局长说，他有一桩很棘手的案子想要讲给我们听，顺便看看杜宾有没有什么建议。杜宾本来已经起身要去点灯，听他这么一说又一屁股坐下，任凭屋内一片黑暗。 “如果这件事需要仔细思考的话，”杜宾解释了没有点灯的原因，“黑暗的环境再合适不过了。” “你又有了一个古怪的观点。”局长说。在他看来，一切无法理解的事物都是“古怪的”，他的生活也因此被“怪人怪事”团团围住了。 “确实。”杜宾并不否认，递给客人一支烟斗和一把舒适的座椅。 “那么，这个案子有多棘手？”我问道，“该不会比行刺、暗杀还要棘手吧？” “不会，不是那种事。其实很简单，不是什么大事，本来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的，但我一想，这么古怪的一件事，杜宾先生可能会感兴趣。” “很简单但又很古怪的一件事吗？”杜宾说。 “嗯，差不多，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唉，被这种小事绊住，我们也很郁闷。” “也许就是因为事情太简单了，你们才会被绊住的。”我的朋友说。 “净胡说！”局长大笑着回答。 “真相也许显而易见。”杜宾说。 “天哪，这是谁说的？” “显而易见。” “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看得出我们的客人被逗笑了，大笑着说：“杜宾啊，你真是长在了我的笑点上！” “所以，到底是什么案子？”我问。 “啊，这就告诉你们。”局长坐正，深吸一口气说，“我会长话短说，不过在此之前，先说好，这事要保密，如果有别人知道我跟你们讲过，我的职位可就不保了。” “讲吧。”我说。 “也可以不讲。”杜宾说。 “好吧，事情是这样：一位权贵私下里告诉我，皇宫中遗失了一份重要文件。他知道小偷是谁，因为有人目睹了小偷的偷窃过程，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文件还在小偷手里。” “为什么能这么确定？”杜宾问。 “很好判断，”局长回答，“这份文件的性质很特殊，一旦小偷公开它，必然会引发事端。虽然现在还无事发生，但迟早会出事。” “能再多说点儿吗？”我说。 “可以，但我可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告诉你们这些的。是这样，文件的持有者可以凭此文件掌握某种极高的权力。”局长像往常一样打着官腔。 “我还是不太明白。”杜宾说。 “还不明白？好吧好吧，某个人——你们先别管是谁——如果他看到了这份文件，就会怀疑有一位权贵背叛了他。文件的持有者可以利用这一点威胁这位权贵，因为他可以毁掉这位权贵的名誉和一切。” “但是这个威胁，”我反驳说，“建立在小偷知道文件的主人已得知真相的基础上，哪个小偷敢——” “这个小偷，”局长说，“是D部长。他敢，他什么都敢做，不管合不合规矩。他偷得那叫一个明目张胆啊。我就直说了吧，重要文件其实就是一封信。收信人独自在皇宫的卧室中，正准备读信时，另外一位权贵突然进来了，而她尤其不希望他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但是匆忙之中，她没能把信塞进抽屉里，只好随手放在了桌面上。所幸只有信封上的地址露在外面，信的内容还被封在里面，所以没有引起来访者的注意。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D部长也来了。他一眼就注意到了这封信，认出了信上的字迹，还注意到了收信人的窘迫。很明显，他看透了她的秘密。D部长像往常一样匆匆地汇报了一些商业上的事务，然后拿出了一封几乎一模一样的信，假装读了起来，读完，便把它和桌面上原本的那封信放在了一起。然后他又谈论了十五分钟的公务。最后，D部长临走时从桌子上拿走了那封不属于他的信。当然，信的主人目睹了这一切，但某位权贵还站在她的身边，她不敢轻举妄动，只好任由D部长把信换走。” “那么，”杜宾对我说，“信的主人确实会受到威胁，因为小偷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没错，”局长说，“而且几个月来，小偷已经用他‘偷来的权力’影响了政局，这是十分危险的。信的原主人越来越迫切地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信，但显然又不能光明正大地把信要来。绝望之下，她最终决定将此事委托于我。” “除了你，”局长的周身缭绕着打着旋儿的烟气，“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我看没有。” “您太抬举我了，”杜宾回答，“要是以前听到这样的夸奖，我大概会很开心呢。” “确实，”我说，“就像您说的，信应该还在D部长的手里。持有信才能获得权柄，所以他不会把信给别人。” “没错，”局长说，“不然我也不会采取行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搜查D部长的住所，但有个大麻烦，就是搜查工作得瞒着他秘密进行。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得到了警告——绝对不能让他怀疑我们。” “可是，”我说，“您应该很擅长这种调查吧，巴黎的警察以前经常这么干。” “哦，是的，没错，所以我才不至于陷入绝望。D部长的生活习惯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他经常整晚不回家，仆人不多，住得很远，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那不勒斯人——一群酒鬼。再加上，你们也知道，我有一把能够打开巴黎所有房门和柜门的钥匙。三个月来，每天晚上我都亲自去搜查D部长的家，毕竟这关系到我的名誉。而且说实在的，委托人承诺给我的报酬很丰厚，所以我一直不愿放弃。直到我搜遍了D部长家里的每个角落，哪怕是只能藏进一张纸片的角落也不落下。但不得不承认，他比我狡猾得多。” “那么，还有另一种可能，”我提出，“D部长仍持有这封信，但他没有把信藏在自己的家里。”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杜宾说，“宫廷事务，特别是D部长策划的这场阴谋十分特殊，文件的随时支配权和持有权几乎同样重要，持有者要确保自己随时能够利用这份文件的敏感性来制造事端。” “利用文件的敏感性制造事端？”我说。 “就是‘搞破坏’的意思。”杜宾说。 “这样的话，”我说，“这信一定还在D部长家里。 “对，”局长说，“我派人假扮步行强盗袭击过他两次，还仔细搜查过他身边的人。” “您其实没必要做这些，”杜宾说，“我想，D部长并不傻，他肯定提前想到了自己会被袭击。” “并不傻吗？”局长说，“他可是一位诗人，我觉得诗人都挺傻的。” 杜宾叼着烟斗深吸了一口，思考了一会儿说：“好吧，也许你是对的。说来惭愧，我有时也会写几首打油诗。” “能讲讲搜查的细节吗？”我说。 “嗯，我们花时间搜查了那栋建筑的每个角落，这是我的长项。我们在夜里一间一间地搜查那栋建筑里的房间，每间都要花上我们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我们先是检查了家具，打开每一个可能藏了东西的抽屉——你们知道的，对于一名合格的警察来说，根本不存在‘暗格’这种东西，只有傻瓜才会在搜查时遗漏了某个抽屉。但我们要找的东西实在太好藏了，不只是抽屉，任何一个柜子里都有巨大的空间可以藏进一封信，所以我们的搜查标准很严格，连一根线头也不会放过。除了抽屉、柜子，我们还检查了椅子，还用长针检查了垫子，又把桌面卸下来，检查了桌子。” “为什么要卸桌面？” “有时候藏东西的人会把家具拆开，比如，他们会卸下桌面，挖空桌腿，把东西藏进去，再把桌面重新装上。他们有时还会把东西藏进床头柱里。” “那为什么不靠听声音来判断家具有没有被挖空？”我问。 “如果把洞里塞满棉花就听不出来了。而且，在这次的搜查中，我们不能发出一点儿动静。” “可是用您讲的这种方法，许多家具都可以藏进东西，你们总不能把所有的家具都大卸八块吧。一封信可以被卷成一根针的大小，然后，比方说，被嵌入椅子的横档里。你们并没有把所有的椅子都拆开检查吧？” “不需要，我们有一种更方便的办法。我们用很先进的放大镜检查了每把椅子的横档，还有每件家具的所有接缝处。只要看到一点点近期留下的痕迹，我们就会立刻对它进行全面检查。在放大镜下，一粒螺丝屑也会像一颗苹果一样明显。在家具的黏合处和连接处，任何值得怀疑的痕迹都逃不过放大镜的检查。” “我猜你们还检查了镜子、橱柜、床和床上用品，还有窗帘和地毯。” “那当然。这样仔细检查了全部的家具后，我们还检查了房子的墙体。我们把墙体分区、标号，保证没有遗漏，然后像前面一样，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每一寸地方，包括两边相邻的房子。” “还检查了两边相邻的房子！”我惊讶极了，“那一定十分麻烦。” “是很麻烦，但报酬实在是太丰厚了。” “你们也检查了地板吧？” “地板是砖铺的，倒还省点儿事。但是我们检查了砖缝里的苔藓，都没有发现异样。” “你们肯定也翻找了D部长所有的纸质文件，还有他书房里的书吧？”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裹。有些警察在检查书本时只是抖一抖，但我们觉得这还不够，所以一页页地翻看。我们还用最精密的测量工具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封皮的表面，不放过任何一点儿人为留下的痕迹。有那么五六本书似乎是刚刚装订不久，我们就用长针横着插进封皮检查。” “你们检查了地毯下面吧？” “那还用说，我们把每块地毯都移开，用放大镜检查了被盖住部分的地板。” “墙纸呢？” “检查了。” “还有地下室？” “也检查了。” “那么，”我说，“你们可能判断失误了，那封信也许并不在那栋房子里。” “恐怕是这样，”局长说，“那么，杜宾先生，您的建议是什么？” “全面搜查那座房子。” “没必要，”局长回答，“我以性命担保，那封信不在那里。” “我没有更好的建议了，”杜宾说，“您应该能准确地描述出那封信的外观吧？” “哦，没问题。”局长拿出他的备忘录，大声朗诵了一分钟，描述了那封遗失的信，特别是信封的外观。读完后他就离开了，沮丧得判若两人。 一个月之后，局长又来拜访了我们，我们也和上次一样正忙着。他拿了一支烟斗和一把椅子，和我们东聊西扯。终于，我忍不住问： “那个，G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找到了吗？我想您最终还是不敌D部长吧？” “我不如他？好吧，我们进行了第二次检查，像杜宾先生建议的那样。但是，完全是浪费时间，我早就说过了。” “你之前说，事成后的报酬有多少？”杜宾问。 “怎么了？很多，很丰厚。我不想说明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么说吧，如果有人能把那封信给我找出来，我愿意分给他五万法郎。事实上，这件事情拖得越久，性质就越严重。报酬最近也才翻了一番，但是，就算再翻一番，我能做的也不会比现在更多了。” “怎么，嗯——”杜宾在抽海泡石烟斗的间隙懒洋洋地说，“我真的——觉得，G先生啊，在这件事情上——您还没有竭尽全力。我觉得，您还能——再做点儿什么，嗯？” “做什么？怎么做？” “为什么——呼——您不——呼——请个顾问呢，嗯？呼——呼——您还记得阿伯内西的故事吗？” “不记得，让阿伯内西见鬼去吧！” “当然，阿伯内西早就见鬼去了。不过，在那之前，有一个很有钱的守财奴，想要找阿伯内西询问治病之道，于是约他在私人办公室交谈。这位守财奴虚构了一个人，以此来向阿伯内西医生讲述自己的病情。 “‘他的症状，’守财奴说，‘有这个和那个。那么，医生，您能给他些建议吗？’ “‘建议？’阿伯内西说，‘当然，我建议他去看医生。’” “可是，”局长有点儿不安地说，“我很愿意请一位顾问，如果他能帮我解决这个麻烦，我可以支付他五万法郎作为酬金。” “既然如此，”杜宾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支票簿，“请给我签一张您刚刚承诺的金额的支票，签完我就把信给您。” 我惊呆了。局长完全被吓傻了，不声不响地呆坐了几分钟，大张着嘴，又惊又疑地瞪着我的朋友，快把眼球瞪出来了。他努力地使自己镇静下来，抓起一支笔，茫然地盯着支票簿，呆滞了一会儿，然后签了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隔着桌子递给杜宾。后者仔细检查了支票，把它装进钱包，然后用钥匙打开一个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封信，递给局长。这位高级官员带着难以掩饰的狂喜一把抓过信，用颤抖的手打开信封，取出信纸，迅速瞥了一眼内容后，跌跌撞撞地飞奔出门。从杜宾让他签支票开始，他就没有再说一个字，最后又如此匆忙地不辞而别，可真不是他的风格，这太唐突了。 他离开之后，我的朋友开始解释。 “巴黎的警察，”他说，“把他们的那一套用得非常好。他们执着、机敏、狡猾，而且精通警察工作的一切。所以，当G先生详细地讲述他们搜查D部长住所的方法时，我就完全相信，他们已经尽力而为，做了调查所需的一切。” “尽力而为？”我说。 “是的，”杜宾说，“他们采取了他们知道的最好的方法，而且执行得相当完美。如果信真的藏在他们的搜查范围内，那么这些家伙肯定能把它找出来。” 我忍不住笑了，但他看起来很认真。 “既然这个方法，”他继续说，“是他们最拿手的方法，又能执行得很好，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本案，也不适用于这位小偷。对于局长来说，他们这套高度精细的调查手段就像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2，是个定式，他会强行让调查符合这套手段的适用范围，而非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调查方法。所以，他总会因为调查得不够深入或太过细致而失败，许多小孩的推理能力都比他强。我认识一个八岁多的孩子，他赢了猜奇偶的游戏，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崇拜。那是一个很简单的弹珠游戏：游戏双方分别在手里藏有一定数量的弹珠，并且猜测对方手里的弹珠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猜对的人赢得一颗弹珠，猜错的失去一颗。我认识的那个男孩赢走了全校所有同学的所有弹珠，因为他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个窍门。举个例子，如果他的对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握紧一把弹珠问他：‘奇数还是偶数？’他回答：‘奇数。’之后输了。那他第二轮就能赢回来，因为他会想：‘这个笨蛋第一轮拿了偶数，以他的脑子，第二轮肯定拿奇数。’于是他猜了奇数，就赢了。现在，如果他的对手稍微聪明一些，第一轮之后，他会这样想：‘这家伙发现我第一轮猜了奇数，并且在第二轮，他会下意识地想要和第一轮拿得不一样，就像第一个笨蛋一样；但他马上会意识到这种变化太容易被看穿了，所以他最后会像第一轮一样拿偶数，我要猜偶数。’——他猜了偶数，他赢了。你说，他的‘好运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不过是，”我说，“他想到了对方的想法。” “没错，”杜宾说，“我还问了他是怎么想到对方的想法从而取得胜利的，他回答说：‘当我想要知道一个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善良还是邪恶时，我就会努力模仿那个人的表情，越像越好，然后看看我的脑子里会冒出什么样的想法来匹配这种表情。’这个回答正是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马基雅维利和康帕内拉那些故作高深的理论的底层逻辑。”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我说，“他把对方的想法猜得越准，胜算就越大，对吧。” “从实用价值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杜宾回答，“所以局长和他的伙伴们频繁失败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没有往这方面想；二是误判了，或者说根本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想法。他们只是按自己的想法去考虑问题，要找到被藏起来的东西，也只能想到自己藏东西的方法。但有一点他们是对的，他们的想法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可一旦犯人的想法不同于大多数人——可能优于常人，也可能逊于常人——他们就必定无法找出犯人的破绽。他们只会按照那一套定式来调查，顶多是在面临重大案件时，或是在丰厚报酬的诱惑下，把他们的定式执行得更好些。比如说，在D部长的这个案子里，他们有采取任何定式之外的行动吗？用放大镜做无聊又烦琐、挑剔又严苛的探测和检查，把房子的墙体分区标号，无非是把他们自作聪明总结出来的，局长早已烂熟于心的搜查定式又认真执行了一遍罢了。你难道没发现吗？他竟然理所当然地以为所有人都会把信藏进椅子腿的螺丝洞里，或者类似的什么地方；还有，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才会把东西藏在这种刻意挑选的地方。拜托，人们一想到要藏东西，最先想到的就会是这些刻意隐藏的方法，这太容易被发现了！所以说，把它找出来靠的不是地毯式的搜查，而是一针见血的想法。要抓住重点，或者抓住和警察们以为的重点同样重要的东西——过于丰厚的报酬确实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会说，如果小偷按照局长的定式藏东西，那么他们一定不用费什么心就能找到信了。可惜，当官的被一个小偷耍得团团转，说到底，他不该因为D部长是以诗人的身份闻名的，就天真地认为这个人是个傻瓜。局长觉得，所有的笨蛋都当了诗人，然后犯了中项不周延7的逻辑错误，得出了所有诗人都是笨蛋的结论。” “可他真的是位诗人吗？”我问，“我知道他们兄弟俩都以才华闻名，但我记得D部长写过一本关于微积分的大部头书，他是一位数学家吧。” “不不不，我太了解他了，他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数学家，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很擅长推理。如果他只是一位数学家，那他也许完全不会推理，从而被局长拿捏住呢。” “啊？”我说，“你这话说得可不合常理。数学家可是公认的推理高手，你该不会是想反驳这条公理吧？” “‘可以肯定的是，’”杜宾引用了尚福尔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每一个公认的想法和惯例都是愚蠢的，因为它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我敢保证，数学家们会不遗余力地像宣扬真理一样地宣扬这种刻板印象，但刻板印象总是不准确的。他们用了些小花招，比如，法国人把‘代数’称为‘解析’，其实这完全没必要。如果一个术语能说明问题，如果用词能说明问题，那‘解析’本身就含有‘代数’的意思，就像是拉丁文中‘ambitus’有‘野心’的意思，‘religio’中有‘宗教’的意思，‘homines hosesti’有‘体面人’的意思一样。” “看来你得跟巴黎的代数学家们吵一架了，”我说，“你接着说。” “我认为，仅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逻辑与普适逻辑不同，尤其像是数学研究中的逻辑，它们并不具有普适性，也就没什么意义。数学是一门关于代数和几何的学科，数学逻辑只适用于代数和几何研究。把纯代数逻辑当作普适逻辑或是真理可就大错特错了，而最让我惊讶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持有这种错误观念。拜托，数学公理可不是普适真理，比如，在几何和代数中成立的相等关系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不适用于伦理学，因为部分相加之和不一定等于全部；不适用于化学；也不适用于动机学，因为两个动机各有一个既定价值，但当这两个动机同时存在时，其价值未必等于各自价值之和。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只适用于几何和代数中的所谓公理，而数学家们出于习惯，竟妄图把这些限定性公理当作普适真理来使用，还误导了那么多人。布莱恩特在他的大部头著作《神秘学》中提到过一个类似的逻辑问题：‘我们都知道异教徒的言论不可信，而自己却常常忘记了这一点，把异教徒的言论当作论据来使用。’而代数学家本身就是‘异教徒’，自然相信‘异教徒的言论’并把它当作论据用来推理结论，不过，令他们犯错的貌似不是偏差的记忆，而是混乱的脑回路。反正，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哪个数学家在除了开根号这件事之外还有靠得住的地方，而且，我敢说每位数学家都打心底坚信x?+px=q。你可以试试去跟任何一位数学家说，你觉得这个等式不一定正确，不过说完得赶紧跑，小心他给你一拳。” “我是说，”听着听着我忍不住笑了，杜宾则接着说，“如果部长只是个数学家，那局长大概不需要签这张支票给我了。但我知道，他还是个诗人，我的办法恰好能制住他。我还知道，他是个谄媚又毫无顾忌的阴谋家。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人一定有基本的反侦察意识，了解警察常用的手段，也一定能想到自己会被拦住搜身，自己的住所会被秘密搜查。事实证明，他确实想到了。局长还觉得他总是夜不归宿，从而给他们的搜查提供了便利，但我觉得，这全是他计划好的，好让警察们尽快认定他没有把信藏在那栋房子里。你看，G先生确实得出了这个结论。还有我费半天劲儿给你讲的那些关于警察们如何用一成不变的手段寻找失窃物的种种，部长一定也想到了，所以他肯定不会把信藏在那些警察们会细细搜查的地方。房子里的每一个隐蔽的空间都会被打开、探测、搜查，这对警察们来说易如反掌，这些他不会想不到。因此，我认为他会怎么简单怎么来。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局长第一次来拜访的时候，我说他们失误是因为真相太显而易见了的时候，他笑成什么样子了吗？” “记得，”我说，“我记得他哈哈大笑，生怕他笑背过气去。” “人们常用具象事物和抽象概念做类比，”杜宾继续说，“因此，恰当的修辞除了能润色语言，也许还能使歪曲的道理更有说服力。比方说，惯性原则似乎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表达出了完全相同的含义。在物理学中，质量越大的物体越难被移动，困难程度取决于物体的势能；在形而上学中，越是高层的人越固执，越难被撼动，也就越难以取得进步。再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招牌最吸引人？” “没想过。”我说。 “有一个用地图玩的智力游戏，”他继续说，“玩游戏的一方从地图上五花八门的名称中挑选一个告诉另一方，另一方尝试把这个词从地图上找出来，城市名啊，国家名啊，河流名啊，任何出现在地图上的词都可以。新手会挑选那种字号很小、缩在某处的词，但有经验的玩家往往会选择字号大、横亘在地图上的词，就像街上的招牌一样，字号太大，太过明显的，反而容易被忽略。眼睛会忽略的，脑子也同样会，所以某些‘聪明人’想不到摆在眼前的可能性。当然，这超出了局长的理解范围，他从没想过D部长可能会把信放在他的眼皮底下，还靠这种办法逃过了搜查。 “我仔细思考着这些信息：D先生是个聪明又狡猾，冲动又胆大包天的人；如果他想可以随时利用这封信，就得把信放在手边；警察们已经全面搜查了他的住所，所以他肯定没有把信放在警察们会搜查的地方……我越想越觉得，部长根本就不会试图把信藏起来，多简单，多聪明。 “想通了之后，在某天早晨，我戴了一副绿色的眼镜去拜访部长。当时D部长就在家里，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打着哈欠，假装毫无倦意。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也许是最有活力的人。 “为了让他放松警惕，我装出专心跟他聊天的样子，跟他抱怨我的视力有多差，戴眼镜有多麻烦；但同时，我也在扫视整个房间。 “我注意到他身边的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放着各种信件、文件、书本和一两件乐器，但细看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壁炉架上。壁炉架的正中间装饰着一个黄铜小球，上面挂了一条脏兮兮的蓝色丝带，系着一个金银制的卡片盒，显得很多余。盒子里有三四个格子，里面放着五六张名片和一封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信，似乎有人原本想把它撕成两半，但出于某种原因，撕到一半就停手了。信封上盖着D部长的章印，又黑又大又清晰，地址像是某位女士写的，字迹很秀气，收信人是D先生，也就是部长自己。而且，这封信被随意扔在了卡片盒的最上面一层。 “我立刻就明白，那就是我要找的信。这封信看起来确实和局长描述的很不一样，局长要找的信的信封上应该有一个很小的、红色的S公爵家的章印，但这封信的信封上却盖着很大的、黑色的D先生的章印；局长要找的信的信封上应该有某位皇室成员的清晰又豪迈的字迹，但这封信上的字迹娟秀且小巧；只有一点，这封信的大小基本符合局长的描述。但我正是通过这些不同之处才得出此结论的。以D部长的生活习惯来说，他的家里本不该出现这样一封格格不入的信，还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而这正是他想出的障眼法，好让旁人认为这么一封破信并不值得检查。对于一个专程来寻找可疑之处的人来说，这太可疑了。 “我拖着不肯走，一边跟部长谈论他感兴趣的话题，一边细细观察那封信，默默记下它的外观和在盒子里摆放的位置。通过观察，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足以保证我不会轻易被怀疑，那就是信封的边缘磨损得格外严重。之所以会这样，是沿着已有的折痕反向折叠并再次压实的缘故。这就够了，这说明信封是像翻手套一样，被从里往外翻了过来，然后重新封好并填写封面的。我在桌子上留了一个金色的鼻烟盒，又说了句“早安”就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借口去拿鼻烟盒，又去了部长家。我俩正迫不及待地继续前一天的话题，突然，窗外传来一声巨响，好像是枪声，紧接着又传来尖叫声、求救声，然后又是暴徒开枪的声音。D部长冲到窗前，打开窗户查看情况，我立刻去把卡片盒里的信拿了出来，放进口袋里，然后把我在出租屋里提前做好的一封在外观上和真信几乎一模一样的假信放进了卡片盒。我还用面包模仿了D部长的章呢。 “街上的那个暴徒拿着一把步枪射击女人和小孩，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步枪里并没有装子弹，所以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个精神病或者酒鬼。这个人离开后，D部长也转过身来，这时我已将一切处理妥当，假装关心着窗外发生的事情。又过了一会儿，我就跟他道别了。那个装疯卖傻的人是我花钱雇来的。” “但你何必这么折腾呢，”我问，“还做了封假信。为什么不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就直接把信拿走呢？” “D部长这个人，”杜宾解释道，“是很无法无天的呀，他的住处肯定也有不少听命于他的人。如果我像你说的那样鲁莽行事，也许就不能活着回来了，人们也再也听不到关于我的何消息了。不过也有别的原因。你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在这件事中，我更支持那位女士——信的原主人。十八个月以来，部长手握她的把柄，干了不少越权的事情。现在，她有机会反过来抓住部长的把柄了，因为他还不知道信已经不在他的手里了，还会继续以此威胁她，而他会因此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因为‘通往地狱的道路更好走’。对于仕途，则如卡塔拉尼的曲子里唱的那样，向下比向上容易得多。D部长是个表里不一，没有原则的小人，他被降职是不值得同情或可怜的。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当他被局长说的‘某位权贵’拒绝后，检查信件时，会想些什么。” “怎么？你在信封里放了什么？” “嗯，如果什么都不放会显得太假了，对不对？而且什么都不放也太不礼貌了。之前有一次在维也纳，D部长害过我一次，当时我就开玩笑说，我很记仇的。他肯定会好奇是谁比他更聪明，那我也不介意给他留下一些线索。他很熟悉我的字迹，我在一张白纸的正中间摘抄了克雷比容的《阿特柔斯》中的一段话： ——这样危险的计谋， 就算不是阿特柔斯想出来的，也至少是蒂耶斯特想出来的。”" "十三位开山派推理大师的源头之作 《长方形箱子》《失窃的信》——爱伦·坡 爱伦·坡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开创者。柯南·道尔说：“爱伦·坡的每部侦探小说都是整个文学流派发展的根源……在他为侦探小说注入生命之前，侦探小说在哪里？” 《失窃的信》是爱伦·坡以虚构的C.奥古斯特·杜宾为主角的三篇侦探小说中的第三篇，这三篇小说被认为是现代侦探故事重要的先驱。爱伦·坡说：“《失窃的信》也许是我*好的推理小说。” 《长方形箱子》是一篇风格独特的推理小说，通过叙述者怪诞的曲解，巧妙地讽刺了侦探的英雄形象。 《波西米亚秘闻》——柯南·道尔 柯南·道尔以其创作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而闻名世界。本故事是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五十六篇短篇小说中的头篇。故事中出现了福尔摩斯系列中著名的女性角色——艾琳·艾德勒。 《恐怖的怪床》《自作聪明》——威尔基·柯林斯 柯林斯是现代推理小说的先驱之一，他的作品为推理小说确立了许多基本规则。 《恐怖的怪床》被美国知名作曲家罗伯特·阿什利评价为“柯林斯写过的*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 《自作聪明》属于早期的幽默侦探故事，以滑稽无能的侦探为特色。 《瑞典火柴》——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契诃夫被誉为20世纪世界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胎记》——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是美国小说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红字》。其作品属于黑暗浪漫主义，将充满象征主义的浪漫和深刻的心理主题结合起来。 《黑手》——亚瑟·B.瑞福 美国推理小说家，其笔下的侦探克雷格·肯尼迪被称为“美国的福尔摩斯”。肯尼迪是一位科学家侦探，本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教授，会利用自己的化学和精神分析的知识来解决案件。 《消失的第十三页》——安娜·凯瑟琳·格林 格林是美国早期的侦探小说家，以其创作出的优秀的故事情节、律法严谨的故事而闻名，被誉为“侦探小说之母”。影响了从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到当代专写悬疑侦探小说的作家。 《苏格兰场的那些事儿》——罗伯特·安德森爵士 安德森曾担任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的第二任助理警察总监（主管犯罪方面），著名的“开膛手杰克”连环凶杀案就发生在他的任期内。 《苏格兰场的那些事儿》描写的是他在伦敦警察厅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