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路长行

作者简介

吴锋耀，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获《中国卫生》杂志评为 2016 年度医院管理创新人物（医院管理创新新锐奖）。先后荣获南宁市第七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广西卫生系统先进科技工作者、广西防治艾滋病攻坚工程工作先进个人、广西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全国“人文医生”、第三届全国“白求恩式好医生”等荣誉称号。

内容简介

第一次成功抢救 1983年7月，我刚到天河中心卫生院，院领导就安排我在住院病区当医生，当时病区只有20 张病床，2名医生和5 名护士负责整个病区的工作。院长指定我这个本科生当病区组长，没有人带与教，一切都得靠自己。 工作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5点，一群人抬着一名50多岁的男性病人急匆匆地冲到病区，大喊“救命”，接诊医生查看过后觉得病人病因不清、诊断不明且病情很危重，我们卫生院没有这个条件治疗，建议马上转县医院抢救，让家属们耐心等候县里救护车到来。 下午5点半我接班，病人正在等着转院，前面的医生没做任何处理。听了交班汇报，我心想：这怎么行？这里离县城有30公里，崎岖的山路来回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而当时的县医院只有1 辆出诊用的救护车，还不一定就能立即出诊呢。我马上去查看病人，只见病人脸色灰暗，巩膜黄染，处于昏迷、谵妄状态，测体温39.5℃，血压80/50mmHg，心率126次/分。此时的病人正处于病危状态。病情不能等，我决定让护士先按重度休克进行抢救，立即双管输液，纠正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并给病人导尿，结果导出了酱油色的尿。我再向病人家属询问病史，得知病人前两天因腹泻服用了痢特灵。急查血常规血红蛋白（HGB）只有20g/L。我断定这个病人是蚕豆病（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患者，因服用痢特灵后诱发急性血管内溶血危象。我对病人家属说：“请你们相信我，先在这里治疗，只要能输血，我就能救活病人，病人可以不用转县医院的。”病人家属半信半疑，可病情危重，救人要紧，他们期待地看着我。 紧接着就通知化验室要血。那个时候没有血库，要输血，就需要到镇上找经过备案的献血员到医院献血，4位献血员给病人献了整整1600毫升的全血。接着是用药、输血。经过一天紧张的抢救，病人不再溶血，脸色回暖，病情渐渐稳定下来。不负我和同事的努力，病人转危为安，一周后就痊愈出院了。这是我毕业参加工作后独立抢救成功的第一个急难危重病人，当时的喜悦和激动之情简直难以言表。 1987年10月，已经在县卫生防疫站工作的我，到天河镇的华张村中检查儿童计划免疫工作，问路的时候正好问到我当年抢救的这位病人，他带着孙子就要向我下跪致谢，并对家人说：“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救命恩人啊！”我急忙制止他下跪。 在从医生涯中，这也是我第一次受到病人这样隆重的致谢，当时真吓着了，内心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但打心底来讲，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与生命打交道、治病救人的医生，所受到的尊敬和真诚以待。 “孩子走了我不怪你” 1984年春节前半个月的一天，下午5点半我来接夜班时，病房里刚收了一个8岁的男孩子，入院诊断为急性扁桃体炎，并已经输上了液。小孩的父亲是长期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技术人员，正好探亲休假在家，和孩子的母亲一起陪小孩来看病。小男孩长得惹人喜爱，见医生护士都会打招呼说“叔叔好”“阿姨好”，很礼貌很懂事，只是他那双可爱的眼睛总显得特别忧郁而无神。 小男孩的爷爷告诉我，这孩子虽是独生子，父亲又长期不在家，但他很乖，很听话，学习也很好，是父母的骄傲。我所积累的有限临床经验提醒我，对于这样的小孩子可不能掉以轻心。 我重新认真地询问病史，并认真地对孩子进行体检，体检时果然发现了异常情况，小孩病后没有发热，体温正常，但张口有点困难，只能张开大半个嘴巴，扁桃体不大，咽部也不红。我想：这可与急性扁桃体炎的症状体征不相符啊。另外我发现小孩的左侧额头上有 一处不显眼的新伤痕，经我再三询问后，小孩的母亲才说，小孩在十多天前摔了一跤伤着额头，当时小孩的爷爷用了点草药给他包扎止血，就没有再做其他处理了。为此，我立即做出更正诊断：小孩得的是破伤风，不是急性扁桃体炎。 虽然小孩的病情还处于早期，没有出现破伤风的典型症状，但若得不到有效治疗，后果会非常严重。而当时卫生院的条件非常有限（药品缺乏，不仅没有呼吸机，仅有的两个氧气瓶也是空的，没有氧气），病孩必须立刻转到县医院抢救才有治愈的机会。我向病孩的父母详细地介绍了小孩病情及可能的后果，病孩的父母同意转院，但我联系县医院时，县医院唯一的（也是全县唯一的）救护车出现故障已不能出诊，因此无法转院。 入院的第二天，病孩就渐渐出现破伤风的典型症状。我们只能按当时卫生院的有限条件进行全力救治，期盼着奇迹发生，然而结果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痛苦地挣扎。入院第四天，小孩就病逝了。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永远闭上了那双可爱的大眼睛，就像一朵应在初春绽放的花朵，悄然枯萎。所有人的心情都沉重而复杂。而男孩的父亲眼神呆呆的，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紧锁着眉，手上点着的烟，烟头都快要烧到手指了。隔了几秒，他仿佛回过神来，抱着头号啕大哭，我知道，他的世界从此坍塌了。在这4天里，我和我的同事轮流在病房里陪伴着病孩，给病孩的父母以安慰。病孩走了，我们感到惋惜、遗憾，内心也很难受。 令我们意外的是，在小孩过世的一个多月后，孩子的父亲来到卫生院向我们表示感谢。他还专门单独对我说：“小吴，你是个好医生的苗子，孩子走了我不怪你，是我小孩的命不好，他是死于落后的医疗条件。我是真心诚意地来感谢你的，希望你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将来做个好医生。” 感受到病孩父亲这样的谢意和鼓励，我的内心暖烘烘的。这样的医患互相信任是何等珍贵和重要啊！这也使我想起了一位老教授曾经说的话：“看病看病，病人满意最重要！病人满意了，即使治疗（手术） 失败了也是成功！病人不满意，就是治疗（手术）成功了也是失败！” 这件事一直警醒着我，虽行医道路上险阻不断，但我依旧时刻将“患者利益至上，力争让病人满意”谨记于心。 22岁的乡卫生院院长 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河中心卫生院工作，1984年10月我便当选天河乡第一届人大代表，1985年2月又荣获1984年度县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县工会先进个人称号。也许是刚工作一年多就得到这些荣誉和表彰，我引起了县卫生局领导的关注。 1985年3月上旬，局领导派了两位干部到卫生院专门考核我，但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3月下旬的一天，县卫生局通知我到卫生局开会，到了县卫生局才告知我是局领导约我谈话，我有点紧张，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自己被评为先进个人之后得意忘形，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是被人嫉妒了，让人告到了县卫生局？这样想着我更加忐忑不安。 我走进局长办公室，却看见局长和人事股长脸上笑眯眯的，没有要严肃批评的意思。只听到局长说：“小吴请坐吧，我们对你这一年多在卫生院的工作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局党委考虑调你到你的家乡——乔善乡卫生院当领导，你看看怎么样啊？”来之前我是想趁这个机会提出调到县医院工作的要求的，没想到局长的意图竟然是这样，我脱口而出：“是正院长还是副院长？”局长马上黑着脸说：“哪有像你这样向领导提问的？”我想，局长这样说，看来我有麻烦了。但只见局长思考片刻，又慢条斯理地说：“既然你小吴敢问，那我看就这样吧，不是正的，也不是副的，给你当第一副院长，没有院长，你是一把手，做好了一年后转正，做不好就下来，你敢不敢啊？” 局长这样一说，我为我脱口而出的提问后悔了，但又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想去县医院工作的愿望暂时落空了。这时我22岁，还不满23周岁呢，加之长得矮小，在别人眼里我还是个小孩。我到乔善卫生院任职后，有个乡村医生就当着卫生院的老院长和其他医生的面公开说：县卫生局领导是怎么考虑的？竟然派一个小屁孩来乔善乡当卫生院院长？ 1985年清明节后的第二天，我到乔善乡卫生院走马上任。到位后我才知道，这个卫生院包括我共有22名职工，原来的老院长刚50岁出头，退位任巡视员（不知那个时候为什么卫生院院长退位也称为巡视员，现在的厅级非领导职务才称为巡视员，可见词语也是在发展的），另一位50岁出头的副院长仍留任。他俩从年龄上讲都是我的父辈，老院长还是我同学的父亲呢。到任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卫生院院长怎么当，这两位老院长都表示坚决支持 我的工作，鼓励我大胆地干，但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到任后上级也没有安排我出去培训怎么做卫生院院长，做得对还是不对没有人提醒，全靠自己去感悟。 人生需要太多这样的感悟了。 刚到任一个月我就犯了违反管理常识的错误：一是我看见原来的黑白电视机老化了，经常出故障，单身职工晚上没有电视看，便把这台旧电视机以便宜价卖给当地的农民，再去县城买了一台19英寸的进口彩色电视机；二是我看见住院部医生护士办公室和门诊医生办公室、妇产科医生诊室都没有电风扇（这三个诊室病人聚集多，其他地方当然也还没有电风扇），我就到县城买了2台吊扇、1台落地电风扇。卫生局领导来卫生院检查工作时，我还特别自豪地向局领导报告这两件事。领导说，进口彩色电视机属于控制购买物资，是要经过县财政局批准了才能买的，而电风扇这类电器须向县卫生局打申请报告获批准后才能买的，否则 你都要受处分。 好在县财政局领导和县卫生局领导是既坚持原则，又比较灵活掌握政策的领导，念我年轻初犯，让我做书面检讨并在卫生院院长会上通报批评，此事就这样冷处理了。 可以说，我的卫生院院长生涯就是从犯错误开始的。从此之后，在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首先要了解所做的事符合不符合相关政策、法律法规，逐渐养成好习惯。 这个干爹没当成 我在乔善乡当卫生院院长近三年时间，在这期间，因不同的原因为三位产妇接过生。 第一次接生是1985年7月，我下乡到较边远的大城村给儿童打预防针，碰上一位产妇要生产，接生员走亲戚去了，没人接生。村医知道我会接生，叫我去救急，我很快帮助这个产妇顺利地完成分娩。 第二次接生是1986年元旦的前几天。卫生院一位同事嫁女儿，在农村家里请送嫁婚宴（按当地风俗习惯，女士去参加，男士不参加），卫生院的女士们（包括妇产科医生） 都请假去村上参加婚宴。我就要求当天下午男士全部顶班。没想到她们刚出门，就来了一个产妇要生产，门诊的同事告诉产妇的家婆：妇产科医生去参加婚礼了，生小孩得去附近的天河中心卫生院。 这个产妇的家婆马上在门诊破口大骂起来：“什么院长竟然敢这样做，我儿媳妇有什么问题，我要找这个院长算账。我要到县卫生局告他！” 当时我在病房处置病人情况。有个防疫员到病房叫我下来，在路上把基本情况告诉了我。我心里一阵紧张，糟了！怎么这样巧呢？但我又想，我自己会接生的，怕什么呢？我立马镇静下来。 到了门诊，看到那个产妇的家婆竟然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姨，我笑眯眯地说：“表姨您好！您怎么啦？”她回答我：“锋耀外甥，我刚刚知道你是院长，但你是怎么当这个院长的？妇产科医生都放假了，我儿媳妇要生产了谁帮接生啊？”我告诉她：“表姨请放心，您应该知道的，我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接生我也会的啊，而且不比妇产科医生差。”因为是亲戚关系，她也不好再说什么。 在妇产科医生返回卫生院之前，我已帮助这个产妇完成了生产，母子平安。大概过了三个月，我到这个表姨的村里打预防针，表姨抱着她的孙子来服糖丸和打预防针，她说：“锋耀外甥，你帮接生的这个孙子身体好好的、棒棒的，谢谢你！” 第三次接生是1986年春节，春节放假期间，我在病房值班，让外地的医生尽可能回家过年。卫生院有两位妇产科医生，她们一个回家过年，一个值班。初二早上，值班的妇产科医生说家里有急事须请假回家，我只好同意。巧了，中午立即来了一个产妇要生产，我先问和我一同值班的护士：“你会接生吗？”她说：“实习时只跟老师接过生，但没有独自接生过，心中没底，不敢接受任务。”那我又得亲自上阵了。 这是我一个中学师兄的妹妹，我的师兄和妹夫、他母亲一起送产妇过来。本来之前就认识，沟通也很融洽，我又一次顺利地帮助产妇完成生产，母女平安。春节后没有多久，我去他们村下乡，又碰到这位师兄，他说我接生的这个外甥女差不多满月了，他妹妹和他母亲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请求我能答应给他这个外甥女当干爹。我想，人家可能看中我是个医生，想攀个亲戚罢了，我也不必拿架子。因此，就爽快地答应了，并同意在举办满月酒那天顺便举行一个认干女儿的仪式。 回家的路上，我还在为能认一个干女儿而心里美滋滋的。回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喜讯告诉我母亲，心想她能白白地当上干奶奶也一定会很高兴的。没有想到的是，我刚说完，就被我母亲骂开了，她命令式地和我讲：“你马上去退掉这个干女儿。”我说：“为什么呀？”母亲说：“你真是不懂事，你自己刚刚结婚还没有自己的小孩，怎么能去认干女儿？自己还没有孩子是不能先养别人的小孩的！”啊！原来还有这样的讲究，很多农村风俗习惯我是不了解的。看来，在农村工作还有许许多多东西要学习，入乡还得随俗。 遭遇甲型H1N1 流感疫情 我到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担任院长之初，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是不看好我的。因为我来自综合二级甲等医院，还是麻醉科医生，他们便认为我对传染病一无所知，公共卫生意识不会太强。其实，大家是不大了解我，刚毕业我就在乡镇卫生院和县卫生防疫站工作了近6年时间，从事的就是公共卫生工作，对传染病防治还算是有所体会的。 也许真是要考验我，我刚任院长没几个月，2009年3月，全国开始流行甲型H1N1流感。 经过非典考验的四医院对有可能到来的疫情还是很敏感的。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疫情，在我的建议下，在业务副院长的带领下，医务科、护理部立即组织医务人员进行甲型H1N1流感相关知识的强化培训，为应对随时到来的疫情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 2009年5月初，广西民族大学举办与台湾、香港大学生联谊活动过程中，几名学生出现发热，有疑似流感的症状。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预防卫生技术人员专业采样，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这属于局部小暴发流行，必须采取局部隔离措施，把确诊的病人就地隔离治疗，有接触史的学生就地隔离并进行医学观察，学校为此专门腾出一栋独立的宿舍作为隔离区。市卫生局指示四医院全力投入甲型H1N1流感的救治工作，腾空隔离病房，随时准备收治病情较重的患者。同时，指令四医院组织部分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到广西民族大学的宿舍隔离区设立临时隔离治疗点，对轻症的同学进行隔离治疗观察，对密切接触的学生实行隔离医学观察，对学生们进行防治传染病的科普宣教。四医院的医务人员吃住都在学校里，直到隔离结束，较好地完成了这次甲型H1N1流感的校园防控工作。 9月中旬的一天，接到上级通知，准备从贵港市转一名甲型流感重症病人到四医院救治。这是四医院接收的广西首例甲流危重症患者。医院立即发出通知，第一应急小分队的医务人员半小时内全部到位，隔离病房的相关物资全部准备就绪。这是一个17岁的男孩，下午4点到医院时已有呼吸衰竭的症状，医师立即给他上了无创呼吸机，但病人仍处于十分衰弱的状态。四医院在第一时间组织院内专家会诊，确认此病人为急危重甲流病人，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了病人病情，请求自治区级大会诊。当晚7点，时任自治区卫生厅厅长李国坚、副厅长王勇、医政医管处处长梁远，南宁市卫生局局长汤晓斌、副局长杨晓钊、医政科科长张璋，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部部长唐卫忠、重症医学科主任汤展宏教授等，前来四医院看望和会诊这个重症甲型H1N1流感病人。针对四医院对危重病人救治能力不够强的状况，自治区卫生厅李国坚厅长指示，要利用自治区首府的医疗资源，从人力、财力、物力全面支持救治这例甲型H1N1流感重症病人。医政医管处梁远处长提出由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和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3位重症医学科主任轮流在四医院值班，指导抢救，直到病人脱离危险为止。李厅长还强调说：“虽然医学科学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成功救治，但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尽我们的所能。如果病人太严重救治不成功，我们也对得起自己从医的良心，不留遗憾，不后悔。另外，除了病人的安全，医院要创造条件保证进入隔离病区医务人员的安全。保护医务人员的安全很重要，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啊。”李厅长的指示让在场的所有医务人员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在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在自治区级专家们的指导下，在四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广西这例急危重症甲型H1N1流感病人抢救成功，康复出院。在整个救治的过程中，四医院也积累了很好的临床经验，为之后开展应对其他甲型H1N1流感病人的治疗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临危受命，领军奋战新冠肺炎战场 2019年，我将满57周岁了，还有3年就退休。我计划先从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虽然我已经担任了11年院长，但以我的能力和业绩，原本我还不用退位的，据说组织上的意图是让我转岗当党委书记，辅佐新院长再干三年，然后光荣退休。 是干还是退？自己很纠结。几次向领导汇报我想退位的意愿，又被领导做通了思想工作。2019年7月，我请了工休赴北京参加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接受第三届“白求恩式好医生”的荣誉，前后离开医院将近20天。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认真地考量：我已经57周岁了，担任院长的时间已经很长，又于前几年做过重大心脏手术，我自己感觉这两年我的工作干劲相较于原来，差了不少，创新力和魄力也减退许多，思维有所固化。 我在思考，为了四医院的发展，为了传染病防控事业，我应该不再担任医院的任何领导职务，而是回到临床一线科室，在正式退休前再好好当当医生。我想，我和时任党委书记兰江同时退位，应该是利大于弊，这样可以让全新的医院党政领导上位后没有障碍、没有顾虑，只要肯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拓进取，新的党政一把手一定能带领四医院走向更辉煌的明天！而假如我改任党委书记，有可能因原来的积累和思维习惯，有意无意地影响到新院长发挥作用。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也征求了几个好朋友的意见。大家都很赞同。开展人文医学的前辈、山西省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李长河说：“我举双手赞成，你能如此，正体现了一种胸怀和气度，你的事业已经达到巅峰，是一个成功者。让后来者接棒吧，别干到最后一天，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交班吧！”著名作家鬼子也说：“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说服自己，舍得放下，特别是舍得放下还有诱惑的东西。舍得和放下，是有大智慧的人所为。”有了这些朋友的理解和支持，我更坚定了提前退出领导岗位的决心。 于是，2019年8月26日我正式向南宁市委组织部提出辞职，请求提前退位，不再担任任何院级领导职位，回到临床科室工作。市委组织部领导告诉我，请我耐心等待，组织正在挑选接替我的人选，应该春节前有结果。在等待组织批准之时，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卫健委对相关情况进行通报后，作为长期进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传染病医院工作人员，我和我的传染病专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可能会有重大传染病疫情到来。大战在即，我此时要退出领导岗位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必须得重振精神，率领四医院人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去。如何开展工作？还是不能忘记那个传统法宝，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以党建统领抗疫工作，依靠党，依靠群众，去夺取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们很快行动起来，立即启动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成立新冠肺炎防治领导小组，组织医护人员进行新冠肺炎诊疗及防护知识的培训及演练，各个新冠肺炎应急救治梯队人员准备就绪。 2020年1月20日，我果断下决心把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与综合ICU合并，腾空了甲类传染病一楼的负压病房；按照重症病例、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分类需求，对7号楼做好楼层分区，彻底消毒做好收治病人的准备。经过紧张的准备，隔离病区57间病房（包括负压病房）178张床位准备就绪。很快，1月21日晚上医院就开始收治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患者。这是两位从武汉回来的年轻人，有密切接触史，胸部CT显示典型病毒性肺炎的表现…… 1月22日，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在3号楼6楼举办誓师大会，动员全体医护人员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月23日上午，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党支部委员和全体中层干部参加，在党员干部层面再动员、再布置。并成立新冠肺炎隔离病区临时党支部。会前会后，各党支部、各科室和党员个人纷纷向医院党委递交请战书，请求上抗疫最前线。 1月24日，南宁市成立了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安排我作为医疗救治组的组长。自治区和南宁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把四医院确定为自治区级和市级新冠肺炎病人集中收治定点医院，承担南宁市新冠肺炎所有确诊病人和疑似重危病人的救治工作。 1月25日，四医院印发《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方案》（当时对于新冠肺炎还是称呼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文件。一系列相应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整个医院进入了高速运转的工作状态。发热门诊里，病人蜂拥而至，每天都有新的疑似病人。 2月3日，南宁市卫生健康委下文让我党政一肩挑（党委书记职位空缺），全面主持全院的党务和行政工作。 我的从医经历，从毕业实习，到卫生院、县卫生防疫站，再到传染病医院，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患者。我知道传染病患者往往是自悲、孤独和恐惧的，患者在特殊传染病隔离病区时的孤独和恐惧心理更是我们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而众所周知，患者的心理状态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着医疗的效果。对于四医院的医疗护理技术，我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医院有足够数量的专家和医疗护理队伍，医护人员有很好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经受过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考验。但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护理技术之外，对病人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有时可能比医疗护理技术本身更重要、更有效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1月24日（大年三十），我院接收了南宁市首例确诊病例。患者是一位湖北籍的老年妇人，来到病房后，情绪非常焦虑，夜里无法入睡，拒绝进食，并提出要求，要护士24小时一步不离地陪伴在其左右。护士长及科主任多次劝说和安慰均没能说服她。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医院的远程视频系统与她取得了联系并进行视频通话。通过拉家常式的聊天，我了解到患者主要是因为手机信号不好，不能与家里人通话，不了解家人的情况而感到忧虑。同时因为南北饮食上的差异，吃不下医院提供的饭菜。了解到这个原因，我立即向总务科长、营养科主任下指令，让他们和医院食堂商量解决不同地域患者对于不同口味饭菜的需求问题，保证患者吃上可口的饭菜，并强调这也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患者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能够安心接受治疗。 我请隔离病区的值班医生每次查房都在患者床边多待一会儿，耐心地和患者“话疗”，尽力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帮助患者建立战胜病魔的信心。主任、护士长及医护人员除了加强每天日常查房等诊疗护理工作外，一定要及时了解和解决患者生活方面的各项需要，取得行政后勤部门的保障支持。 1月27日，医院收治了一例52岁的男性患者，经专家评估为新冠肺炎重型中的病情偏重患者，随时可能需要气管插管、呼吸机支持。这个患者是事业单位里的在职部门领导，因武汉的亲戚来家里过年，导致一家四口感染了新冠肺炎。他高热、咳嗽，进行性呼吸困难，肺部病灶进展较快，是隔离病区里的第一个重症病人。因身体不适，他心情烦躁，认为自己来的时候是走进来的，而现在上个厕所都喘得厉害，这些痛苦都是医护人员造成的，因此不但不配合治疗，还对医护人员刁难指责。既担心病治不好，又不按医护人员说的去做。另外，诉口苦、食欲差，不愿吃东西。他的病灶广泛，氧合指数仅在150mmHg，如果再闹腾恐怕就要插管上机了，那就变成危重症，危险啊。例行会诊时，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专门和他通了电话。我告诉他，他的病情虽然较严重，但只要配合治疗，会好转的。我特别强调，肺脏是全身最娇嫩的器官，他主要是肺脏受到严重损害，才出现进行性呼吸困难。因此必须让肺静养，不能过度活动。我还把我自己曾做过心脏大手术的经历告诉他，和他分享自己的感受：有病了都会恐慌，但一定要面对现实，保持乐观的心态。医护人员只能起辅助作用，疾病好坏关键靠自己，靠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只要能够吃得下，就要把饭菜当药吃，吃得下才有营养；身体抵抗力提高了，疾病才能更快地好转。经过我苦口婆心的劝说后，他表示一定按我说的，听医生的话，积极配合治疗。第二天，主任向我反映，这位病人听话多了，能够积极配合治疗了。两三天后，他的病情就出现了转机，呼吸困难等症状慢慢改善。此后，我又多次给他电话，询问他的病情，看着他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从重型转为普通型，于2月22日顺利治愈出院。 经过39天的决战，3月2日下午3点，随着3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四医院实现了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取得了确诊患者“0死亡”、医护人员“0感染”的阶段性胜利。 通过这次疫情，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医者从事的是牵涉千家万户健康和幸福的职业，医学服务最需要的是人文关怀，要以人的温度去进行心理疏导，给予精神慰藉。作为一名医生，必须懂得换位思考，对患者要有责任心和同理心，并使这种同理心成为融入血液中的医学人文因子。 回顾我自己所走过的路，看到四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冒着职业暴露和生命危险，和传染病战斗，在“战壕”里坚守，我更坚定地相信：我们的行动和努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正面影响，必将在更多志同道合者的内心引起巨响。 《韩非子》有云：“长行徇上，数百不一人。” 这写出了医学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医生的工作常态。在中国，从医是一项需要坚持的事业。一位优秀的主治医生，需要经过本硕博近12年的学习，再历经十数年的临床工作，才能够有所担当。 在这条路上，他们需要面对不可预知的挑战，坦然接受回天无力的失败，再打起精神鼓励新一个需要对抗病魔的求医者。 医生和病人，就像在漆黑塔楼里行进的伙伴，手握住了手，跨过一级级台阶，期待着下一秒可以看到灿烂光亮的明窗。 我们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本图书，并期待着大家通过阅读这本图书重新认识陪伴我们战胜恐惧的中国医生，无关致敬，只为了更好的理解、更高效的沟通。